三德范村：武术传统与乡民艺术年节扮玩的结合

站在三德范村周边的高地上，我们会发现村落的地理形势、河道流向、交通位置等天然地为民间武装和军事攻防提供了空间上的可能性。无论是修建于清同治年间，至今巍然屹立的防御性工事圩子墙、玄帝阁，还是人们关于“过捻军”，土匪刘黑七、张鸣九“绑票”的传说，甚至“北伐军（1928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战争）从庄内行军路过，前后走了半个月”的传说等，都充分说明了三德范村在特殊历史时期，在地缘政治、军事关系上的战略地位和重要角色。同时，这种在特殊历史年代和混乱时期尤其容易导致“合则生，分则死”的地缘劣势，又使得这个庄大姓多、煤炭储量丰富、交通优势突出的村落必须强化集体意识，从而建立起勠力同心、互帮互助的生存策略。这种基于人类社会团结、互助的社会心理机制是与地方社会的现实生活实际分不开的。以此为前提，习武者及其社团活动就成了三德范村传统组织体系中文化特质最鲜明的“小传统”。

一般而言，传统武术具有竞技体育的各种特征。除了攻防格斗、强身健体、演练观赏和修身养性等基本功能，各类武术组织还以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和守望相助等“消止侵袭”的理念作为根基，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一套调动社会资源、促成集体行为的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与区域社会的其他村落的武术传统相比，三德范村的武术特点还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与乡民艺术年节扮玩的紧密结合上。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年节扮玩中，具有武术传统的单家巷居民最为耀眼。武术表演分拳法与器械两种形式。器械有枪刀、梢子棍、三节棍、七节鞭等，或单练，或对打，主要套路有单刀对花枪、大刀进枪等。除了兵器，单家巷表演的花棍在周边村落也有很大的名气。花棍由1．6米长的白蜡杆做成，用红、黄、绿锯齿状纸条缠裹，棍的两端再各自固定一朵彩花，表演者以单手舞动，可根据自己功夫的高低在胸前翻出朵数不等的花。武术表演还承担着开辟、护卫表演场地，弹压人群冲撞的任务。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以单家巷为核心，练武不过是三德范村大街小巷普遍的文化、体育活动。“农闲时节就练武，太平年景过年扮玩，武功好的就演拿手的武术节目，功夫差的就演其他节目或抬芯子。”老人们甚至认为，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这都是闻名遐迩的“老传统”。

1927—1947年三德范村主要兵事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三德范庄志》线索及访谈资料整理。

实际上，灾荒之年，盗匪蜂起，20世纪初期的山东很少拥有太平景象。在社会混乱和天灾人祸面前，鲁中地区的农民非但不能得到赈灾救济，各级割据势力的盘剥甚至还加重了灾民的负担，以致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社会整体处于失序的混乱状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章丘等处的矿山，济南等处的面粉、火柴、纺织等中国产业，多半停顿，失业工人多至数万。农村组织破坏，农民春耕无力，秋收无望，农民成千成万向城市乞食”^[3]。三德范村成为土匪、日伪军、地方割据势力和进步力量争夺的要地。

民国期间三德范村驻军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三德范庄志》线索及访谈资料整理。

土匪刘黑七、张鸣九在1927年、1928年对以三德范村为主要对象的文祖地区有过大的袭扰，因此，村内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出现了民间政治与武装自卫组织——“红枪会”“自卫团”“贫民会”，其中尤以“红枪会”的活动最为活跃。

路遥教授的研究指出，“红枪会”在20世纪初期出现，是一种会门组织。“红枪会”之得名，乃由于该会门所用武器长矛上系着红缨。也有人解释说，“红枪会”的会众手持四尺长的长枪杆，杆头系有红缨，或者以这些会众“手执红枪，参加集会”的形式命名。一般认为，“红枪会”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初盛行于山东、河南地区，“七七事变”后再度盛行于华北、东北各地。路遥教授认为，从名称上看，“红枪会”貌似一种村民自卫组织（如章丘地区当时流行的“联庄会”“农民联合会”等）。^[4]“红枪会”信仰多神教，真武神也即玄帝是主神。因此，三德范玄帝阁及其毗邻的更加开阔的建筑“老祠堂”就成了“红枪会”的主要活动地点。据乡民们的口述资料分析，由于军阀和土匪的肆虐，三德范村及其周边地区的底层群众多有加入，“红枪会”的教门色彩并不突出，“通过设场授徒，访友比武，易地活动等方式，传习了红拳、八卦拳、六躺拳、阳阴拳、义和拳、梅花拳、神拳、太子拳、二狼拳、金龙照拳、五祖拳等数十种拳术，以及刀、棒、剑、枪、绳鞭诸器械技能”^[5]。这些活动不仅进一步普及了门类众多的武术功夫，而且开始以民间自治的形式表达政治诉求，体现出将神道、巫术和武术相结合的形态。在三德范村所属的章丘南部地区，人员规模较大的埠村沟西“红枪会”设在三官庙内，会员定时操练武艺。章丘一带的“红枪会”在组织倾向上有封闭性，他们一般只招收本村村民。三德范村“红枪会”的成员大多住在村内一王氏村民的车马店里。1937年，他们跟住在玄帝阁旁边祠堂里的“自卫团”一起，白天训练武术、枪术，晚上护村，直到1940年左右才彻底解散。(www.xing528.com)

“红枪会”作为一种民间会道门组织，虽然早期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守卫家园和保家防身的积极作用，其组织活动也几乎没有出现扰民现象，但走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繁盛之后，随着国民政府、地方军阀、侵华日伪军，以及地方武装力量的犬牙交错，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不同地域被最终消灭、取缔之前，呈现出了复杂的面相。

1940年，章丘县的“红枪会”组织被日伪军操纵。1940年上半年，章丘县抗日武装力量在南部山区将破坏抗日的章丘县“红枪会”总团包围，击毙会首（坛主）李连和，瓦解了“红枪会”分坛。单纯的强身健体、交流技艺的文化功能逐渐消退，以习文练武的村落“能人”为骨干，武术的民间体育、娱乐功能逐渐让渡给时代所赋予的政治性和军事性需要。随着政治、军事力量较量的白热化，以“红枪会”为代表的武术组织开始参与区域社会内外的武装暴力活动，有些还成为反动武装组织。^[6]新中国成立前后，三德范村的“红枪会”跟其他类似会道门组织一样，被彻底消灭、取缔或解散了。

事实上，20世纪初华北地区的混乱局面很难让乡民们维持稳定的节日制度。三德范村以正月十五大扮玩为代表的村落艺术，随着国家命运和区域社会的震荡而起伏不定。另一方面，特殊时代的武术活动改变了日常生活中的组织形态，它们不但无损于村落艺术的张扬，反而为艺术表演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同时也潜藏了村落传统未来的武术基因。无论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形势如何紧张，武术传统只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从体育文化到武装组织的转型，而带有武术元素的乡民艺术成为促使这一转型完成的民俗土壤。

如果说清末至民国因为社会动荡，使习武成为一种社会需要，乡村武术呈现出“魔方”一般的景象的话，那么，从1945年前后三德范地区走进现代社会的武术传统也迎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各种民间秘密结社性质的信徒陆续接受思想改造，村内的庙宇、寺观也被改为新式学堂或公所、机构，各类民间秘密结社组织被一律取缔。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去掉神秘色彩和结社现象的武术活动，假以年节表演或群众演出的方式还是能被民众接受。武术传统真正出现断层是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十余年。据三德范村的单象厚老人回忆，“文革”开始后不久，武术传承虽没有彻底消失，但已从公开教习转变为家庭或个人传承。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所有参加过武术社团、会道门组织的村民都被“革命委员会”一一清算。这种极左时期将参加武术社团活动与“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逻辑极大地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武术活动和年节扮玩为代表的村落公共文化生活才重新复兴，习武和扮玩再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休闲娱乐的文化选择。随着1982年武侠电影《少林寺》的公映、金庸小说和电视的普及，曾经被遗忘的武术传统又慢慢走向了舞台的中央。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城市化、工业化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波及三德范村。市场导向深刻改变了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此外，借助现代农业技术进步、包产到户的土地制度，以及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弹性改革，使得农村向城市释放了大量劳动力。例如，1993年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和人口流动的增速，三德范村的人口首次出现了负增长，以后这一趋势不断扩大。村民源源不断地走出去，他们涌入城镇，带回财富、信息和观念，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和思想观念逐渐解体。到了2000年左右，随着煤矿的停产和倒闭，大部分青壮年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打工。同时，村民的娱乐生活被以电视、手机、电脑为代表的现代科技逐渐填充，青年人习练武术和其他传统文化项目的兴趣也向现代化的娱乐方式转移。在一个人口流动、家庭经济财富开始成为衡量和评价社会地位标准的时代，“武林高手”只是光影印象里的一种江湖想象。此时，伴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降低，独生子女日益增多，社会观念的转变也导致“父母说什么也不想让孩子练武遭罪”了。2005年前后的三德范村，在所有公共空间或私人领域的日常生活里，有关武术的习练活动几乎绝迹。

有的村民将武术传统的衰落、扮玩活动的兴旺归结为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表面上看，现代化的文化消费为三德范人提供了更多的文化选择，年轻人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在文化娱乐方面做出多样化的选择，武术和其他文化活动自然也应该是被选择的对象之一，但事实并非如此。青年人、中年人对以电视、手机、电脑为符号的现代科技普遍存在着严重依赖，借助于口头和肢体进行的集体活动都已大幅减少，“宅”是青年人的常态。以体育搏击和身体技艺为特点的武术活动在村落社会里似乎显得格格不入。由于社会结构转型与生活观念变迁而缺少文化创造的社区生活，必然会使得社区传统趋于流失，这大概才是三德范村武术传统被解构、重塑的根本原因。辛庄巷的村民宋广艺生于1948年，从少年时代起，作为闻名遐迩的“文艺青年”，他不但会说快书、唱小曲，还热衷习练传统武术。宋广艺对村里武术传统的衰落满怀忧伤，对年轻人关乎“传统文化”的冷漠态度更是愤愤不平。因此，每每聊及“如何复兴武术传统”这个话题，他的语气里总是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失望：

我前年、去年都给胡同里他们几个（扮玩“领头的”）说，我说：“你别老是花钱买那些大鼓，你咚咚地乱敲鼓，你指望着声音大有啥意思！咱得靠节目特色！别老是玩龙灯，都玩龙灯有什么意思呢！以前哪有这样的，以前敲鼓、点灯那是给武术队伍——三节鞭、花棍、耍大刀的开道的。”我去年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组织上一批孩子，我去宋江武校请专业老师给你教（我也能教，但是年纪不行了），凭我的面子，人家不要钱也给你教。”可是人家听不进去哇！^[7]

2014年末，随着国家领导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理念的提出，中央电视台制作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在各种社会渠道的推介下，电视栏目组委托山东电视台在三德范村专门拍摄了一集专题片《立规守德》。电视传媒的影响是巨大的。这集专题片播出后，不但有省外观众给三德范村写信寻根问祖，原先对村落文化建设重视不够的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对三德范村政策、资金方面的扶持力度。随着媒体、官员和学者的陆续涌入，很多久远的村落传统被重新回忆并期待着找回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三德范村的传统武术则是“消失的老传统”中最被期待恢复的一种。2016年底，在三德范管理区书记张江与单家巷几位老人进行多次沟通，并保证给予实质性支持的情况下，老人的积极性终于被调动起来了。当年腊月底，单家巷在外读书的大学生和村里的中学生、小学生，开始在几位老人的带领下组织起了武术队伍，并热情高涨地在村南四季广场演练动作套路。到2017年年节期间，消失了十几年的“武术”终于在政府、媒体和村落的合力下，重新登上全村联欢的扮玩舞台，并几乎在全场节目比拼中获得最高评价。从盛行、衰落再到复兴，在某种意义上，三德范村武术传统变迁的背后折射出了民间社会历久弥新的文化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