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建构能力不仅体现在聚落形态,也反映在精神和人文世界。村落文化的形成既是物质空间的拓展,也是精神空间的建构。如同亲属称谓可以反映家族内部的远近亲疏和生活态度,乡民的生活感受是村名诞生的心理基础。不同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都会让村民对自己居住的物理空间充满想象,并经官方或民间能人之手赋予其指称。在文祖街道,自然村的命名大多与地形、水文或姓氏有关,如青野、黑峪、黄露泉和西王黑。也有少数几个自然村的命名与动植物有关,如石斑鸠、鹁鸽崖、三槐树。实际上,地名不仅是人们赋予居住空间的符号或代码,还是不同时代社会意识的对应体现。作为村落形象最为直观的表达和展示,“三德范”村名的变化就随着社会变迁,经历了一个由俗变雅的构建过程,并且至今仍具有丰富的解读空间,还时常制造出新闻话题。2013年,由文祖镇政府组织地方学者编修的《守望文祖》如此解释三德范村名的由来:
战国时期,文祖地带便是交通要道。齐国为防鲁国等进攻,修筑了齐长城,在三槐树村南设锦阳关。关北三里处,有重兵把守,安扎大营寨,人们称大寨。大寨兵营的军械、粮草、医疗等则设立在锦屏山脚下,与兵营大寨相比,人们称此为“小寨”。小寨就是三德范的前身。每日三餐的饭菜由小寨做完后,用小车往大寨推送,时间一长,人们称小寨为“三推饭”。
因送饭曾遭强人的抢劫,所以,大寨兵营便先派探马侦察,在确无敌情的情况下,由快马送信追催送饭。因而,小寨又被称“三追饭”。现三德范张家林明朝碑文记载“三坠反”村名,便由“三追饭”谐音而来。那么后来为何又得“三德范”之名呢?[39]
这段解说的后文是一则故事,大概内容是:村内张老汉早年丧妻,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又给儿子张郎娶妻姜氏。因齐、鲁两国发生战争,张郎随军出征,姜氏在家伺候公爹。后村内传出公爹与儿媳的谣言,姜氏不堪受辱,投崖自尽。村民们将姜氏尸体抬回后,却发现姜氏安然在家,杂草遮盖的尸身变幻成了一块光滑的石碑,上刻有“三从四德之楷范”的大字,从此,村名更改为“三德范”。
事实上,《三德范庄志》主编张福经经过对村内族谱、碑铭的爬梳考证,认为:“三德范的古称先后有‘三坂’‘三队反’‘三坠反’‘三推饭’,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村内重修禹王庙碑记,首见‘三德范’之名,距今仅有160余年。”[40]村内现存的古碑碣也大致符合这样一个村名变迁的脉络。其中,落款为明万历四年(1576)的《重修玄帝阁前石桥碑》有:“大明国山东省济南府章丘县城南六十里有三队反镇……齐鲁燕冀通衢,又一方之重镇。”在三德范村的太平街,署清雍正十一年(1733)的《通路契约碑》也记载了“三队反”的说法:
三队反□□新立太平庄。合庄乡党公兑价银肆两肆钱,□仝中买得地基一□,以为南北通路□。自石坐后石为西界,东至□□为东界。其契赵方升保存,□恐年远无凭,今将乡党姓名详列于后。
邱来思 张贵祥 赵方升 张清景□□
雍正十一年□月拾伍日勒制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重修玄帝阁碑》则有“章南明四里三推饭庄,旧有南北通衢”的字样。旧村南端的禹王庙留存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重修禹王庙碑》,称“章邑城南明四里三推饭庄,旧有禹王庙,世远年湮,殿宇无色,神像蒙尘”,其显然延续了“三推饭”的村名。碑铭记载如下:
闻之,庙者貌也,所以栖神也。其栖神者何?曰有功德于民而崇祀之也。为其有功德而民莫之能名,则若何?曰功在一时,德及万世。编氓虽见浅,而一经缙绅先生言之,鲜不竦然起敬也。夫然则功德照照愈久而弥彰者,其维夏后氏禹王也哉!
章邑城南明四里三推饭庄,旧有禹王庙,世远年湮,殿宇无色,神像蒙尘。村之善士张学孟等,目击心悲,爰集父老而议之曰:“大禹德配二帝,功迈三王,今暗淡无华,漂摇几苦,行路皆为浩叹,吾侪辈曾概不一顾可乎?矧水土平而粒食奏,非禹,民其馁矣!巢窟弃而栋宇真,非禹,民其鱼矣!事非协力重修,将何以入庙思敬,以崇厥德,以报厥功?”众父老曰唯唯。于是数人倡之,众人和之,鸠工庀材,贫者不私筋力,富者乐输囊资,不旬日而厥成功焉。猗欤休哉,殿宇辉煌,偕文明而并著;神像闪烁,兴盖赞而俱新。虽曰人力,奚啻神功!然则斯举也,其非徒饰观瞻之谓,其谓释昏垫于四载,消洚洞于八年,而昭平成于万世也。其功其德,巍巍荡荡,蒸民曷敢言报也,聊将借以抒愚诚耳。不然,夫岂不知踵事增华之非易也。昔狄仁杰毁淫祠,遍天下所存者,独推禹王功德,为都城里党元祀焉,其亦此志也。夫是为记。
邑庠生靳方山拜手撰书
领袖卅二人(略)塑画匠泥水匠木匠(略)
主持德行道人赵本魁
徒儿仁禄、仁镜
徒孙义行
大清乾隆五十七年岁在壬子榴月吉旦立
到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重修禹王庙碑》,则正式出现了“环村皆山也。三德范旧有禹庙”的记载,说明从此时开始,“三德范”这个称谓成为村落上下广泛接受并规范统一的正式名号。碑铭上说:(www.xing528.com)
环村皆山也。三德范旧有禹庙,南插屏,北映流。其左右之列而居者咸神而祀之,以为功之大莫夏后若也。兹因年远貌晦,诸父老乃为重新,而请记于予。予曰:“禹之明德远矣。”凡刘子之叹兔鱼,《尚书》之纪命龟,以及七旬格阶之舞,一中传心之执,前人之述备矣。吾皆置而不录,惧亵也。
虽然,而庙之存讵徒然矣!想昔父老贯有见昏垫以去,巢窟尽更,非禹之门三过、载四乘,焉能使我播百谷,苏兆姓,以享厚生之利于无穷哉。以故庙之留于古者,又必汲汲新于今也。不然,唐以后庙之所毁者岂少哉?而禹之庙独延于世,吾于是盖有以见禹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泽之远且久也。宜孔圣心为契,而穆然有怀曰:“吾与禹何间。”不敏亦愿移文正范公之词以赞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神禹之德,山高水长。”
邑庠生张桂馨薰沐叩撰
后学张兰馨沐手书丹
董事善人(廿八人名单略)
石工木工绘工泥工(柒人名单略)
主持道衲赵仁同、赵义兴
徒儿礼和、礼江
大清道光二十三年岁次癸卯小春梅月吉旦立
那么,“三德范”这个称谓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字面差别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从现有资料来看,“三坂”“三队反”“三坠反”等早期名号显然反映了村落地理形貌的特征。“队”“坠”等字的古义相通,都有从高处下坠的含义,“反”则通“坂”,有山坡、斜坡的意思。从“三队反”到
“三德范”的变化,反映了村名命名的取向从自然环境逐渐靠拢到文化表
述的过程。只不过,老百姓并不一定非要买“文化人”的账。今天在三德范周边的青野、大寨、文祖和旭升等村落,不止一位乡民将“三德范”称为“三顿饭”,这种称呼如同“侃子”的文化生产机制,有一种邻里调侃的意味。但无论是“三推饭”还是“三顿饭”,本村村民总能给予一种生活化的解释:
俺这个村往南走八里地是大寨村,往南走十里地就是齐长城的锦阳关,易守难攻的地方。大寨是前线的大军营,我们这里就是指挥所和大后方。老辈人说当年前方打起仗来,我们这里就负责做饭。一天送饭三回,所以叫“三推饭”。[41]
虽然讲述者本人也承认这种解释叠加了口耳相传和个人理解,但从有据可查的山东近现代史资料和建筑遗迹来看,地名和民间传说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记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齐长城一带的军事地理形势。
“三德范”这个名称显然是富有儒学色彩的文化表达。这种符合国家礼制的解释大概因其符合山东农民一贯对“耕读持家”“尊师重道”的精神追求,所以最终延续至今。直至今天,“三德范”这个名字在村落社会内外仍然具有不同的文化表达和意义释读。作为基层政府派驻机构的三德范管理区,曾聘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颜炳罡教授做过专门释读。颜教授认为,“三德范”应该是“《周礼》《论语》推崇的‘至德、敏德、孝德’,或者‘君子三德,仁、智、勇’之表率的意思”。这种解释大概符合清道光二十三年《重修禹王庙碑》里“生员”“邑庠生”“郡庠生”命名和落款的本意。对此村民们也有自己的理解,居住在辛庄巷的退休教师赵介平认为,“三德范”这个名称的重点是“三”字,代表的是立村之初于家庄、小寨、辛庄这三块聚居点。还有村民则愿意从“德”的内容及指称对象上去做解读,如辛庄巷村民宋广艺就认为:
三德范的“三德”有我们宋家一德。李家是孝顺老祖(父母),张家是行好铺路,宋家是仁义道德。李家祖上有孝子,父母去世了守孝三年,打雷下雨的时候就到父母坟头上趴着,怕吓着父母。我们宋家讲一个仁义道德,我的老爷爷(曾祖父)宋文斗武艺高强,但是从不欺负人。我们宋家也是从来不坑人、不骗人。[42]
随着时光的流逝,现实世界里的绝大多数村民早已不关心这类“名实问题”,所谓村落的历史文化、地名变迁成了“文化人”考据和咀嚼的字眼。时至今日,村名在由纯粹的表示地理方位的符号上升为富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标志之后,“官方—本村村民—外村村民—学者—媒体”构成了一个充满差异的村落空间认同的等级结构。管理区和学者构成的解释者处于层级结构的顶端,他们更多的是赋予村落一种合乎国家礼制的“文化的解释”。这实质上是清末以来的村落“能人”们主导的将“地方国家化”的建构行为的某种延续,在文化意义上具备内在的合理性。同时,基于这种带有儒学色彩的解释能够联结起地方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且获得这个“文化村”的认同,从而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这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后文重点分析的扮玩活动的“报官”仪式有共通的意义。就村民而言,家族之间在官方表述“大一统”的前提下,也没有被动地接受官方对村落空间的符号设定,而是以姓氏家族为核心,强烈地表达并赋予村落空间“唯我独尊”的家族逻辑。因为各自所处的立场不同,外村村民对三德范村名带有调侃式的“文化误读”,更多地属于一种“想象性的建构”,这既属于文化圈内部的一种评价和传播机制,同时造就了三德范村在区域社会内部的文化个性和身份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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