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便捷的交通是地方社会释放活力的先决条件。晚清以来，煤炭经济促使章丘产煤区具备了相对较好的交通运输和邮电条件。20世纪初期的《山东政俗视察记》描述当时的章丘县：“接近省垣，为鲁东赴省之要道。胶济铁路横贯东西，黄河、小清河经流县境。西北可通舟楫，汽车路沿黄河南岸通行。济武汽车路自胶济铁路枣园站、辛家寨纵行。南北所有县镇道路均已修筑完竣，省有道路均已修筑完竣，省有电话及县有电话均已架设成功。”[31]便利的铁路交通和靠近省会的区位优势，自然会增加地方社会发展的竞争优势。19世纪60年代，李希霍芬在比较济南章丘县与近邻淄博博山县时发现了这个特点，他指出，博山县的煤炭质优价高，（章丘县）煤炭“每斤2．5文（合3．12元一吨），成本较高，但因地位较为有利（西距济南较近），故尚能与博山煤竞争”[32]。
事实上，区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三德范村的人口流动和社会关系网络。无论是有关春节扮玩“真县令盘问假县官”“扮玩大闹博山县”的故事传说，还是直到今天乡民们以省城为半径打工、结婚和落户等，都能从文化地理学意义上帮助我们发现区域社会内部共享、共情的地方传统。
三德范村“一街十巷”村落格局示意图
具体到村落的微观世界，道路的变迁始终调节着三德范人的文化选择和生活半径。20世纪50年代之前，三德范村人口在970户左右，人口总数为3870人。当时，整个村庄还包围在清同治年间为抵抗捻军而修建的圩墙之内。村内的大街是联结外部世界的主要道路，居民之间则以“一街十巷”和支脉小路为彼此联通的廊道。因为大部分时间处于缺水状态，村中央的巴漏河也是土坡、土崖交杂，河床裸露，村民们随时可以沿着缓坡攀爬，穿河而过。由于空间开阔，圩寨式建筑玄帝阁下的河床，便成了群众活动的公共空间。很多老人留下了在巴漏河河道听戏、看电影、开会的历史记忆。自玄帝阁东南方起，按照顺时针方向，村内依次排列着东沟巷、辛庄巷、单家巷、张家巷、太平巷、大街、西道巷、东道巷、金家巷、陈家巷、齐家巷，它们构成了三德范村具有建筑格局和实际文化功能乃至行政区划意义的“一街十巷”。
“七百骡子八百驴，还有三百闲赶集。”这是至今在三德范村流传的一句民谚。据说它描绘了位处村落中心位置、长期作为“官道”和“齐鲁古道”、被雅称为“中心大街”的村落干道曾经熙熙攘攘、商贸往来的热闹场景。这是三德范村唯一被称为“大街”的道路，其南端起自玄帝阁，北端则是西道巷、东道巷的分叉口。虽然长度只有140米，宽不过8～10米，但作为旧时由章丘县（齐地）通往莱芜县（鲁地）的“齐鲁古道”，其两侧聚集了一座祠堂、两座神庙、一座瓮城结构的圩门，以及附带着的标志性建筑玄帝阁。不仅如此，大街还是东沟巷、西道巷、东道巷、金家巷、陈家巷、齐家巷等的起点。因此，不但三德范村的历代管理机构都设在这条街上，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村内的集市贸易和私塾学堂也设在这条街上。三德范人这样介绍大街：
大街是三德范村穿越玄帝阁、贯串南北的千年古道。这条古道南穿齐长城锦阳关到达泰安府、兖州府，北越文祖镇直通章丘县衙。至明清时期，联结莱芜、曲阜以及历城、淄博的枢纽仍是这条道路。旧时，大街还是文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道路两侧酒肆、药铺、钱庄、当铺、车马店林立，是齐长城沿线的重要驿站和咽喉要道。历代行政机构多曾设此街内，部分延续至今。今天，从庄内太平门到东道巷、西道巷分野，仍可看出它曾指向济南府、青州府以及章丘县城的古道气象。[33]
以夸张、神奇和故事传说来演绎地理空间特殊性的口头文学，通常是民众为了彰显社区地位而建构出的生活叙事和“层累的历史”。对比清康熙年间的《章丘县志》，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还原这条“官道”是否存在，或者有多少繁华的街景，但“大街”处于鲁中地区南北通行要道的历史地位可以基本确认。清光绪年间的《章丘县乡土志》曾描述明清时期章丘县向南出行的唯一通道“南路：自县城二十里至孙官店，八里至大跕庄，又八里至鹅庄，十里至埠村镇，十二里至文祖庄，再由此十里至大寨，十五里至锦阳关，接莱芜界”[34]。对比现代地图和电子测量数据，上述两部地方志对道路里程、方位的描述十分准确。由此，也从侧面佐证了三德范村处于章丘、莱芜这两个不同文化区交汇地带的历史事实。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联结章丘和莱芜两地的道路仍然是这条“官道”：从南面的莱芜方向一路翻山越岭，在越过齐长城上的重要关隘锦阳关后才到达章丘县文祖镇境内。再陆续穿过大寨、青野就可到达三德范村界。沿着巴漏河两岸的田埂，从玄帝阁前的土坡爬上来，才能进入阁门，走进铺满青石的大街。从大街北行200米到达北头庙后东、西分岔，行人就可分别转向章丘、淄博或济南等两个方向。不过，虽然是章丘南部交通的主要通道，但这条古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乡土道路的样貌，就像中国所有的乡间小道带给人的印象一样：“从村庄通向村庄，依据它们最初占用田地的位置而弯弯曲曲，蜿蜒前行。有时候，如果这块地荒芜贫瘠、无法耕种，路就好几码宽。但是，当它穿过肥沃富饶、庄稼容易种植的土地时，它就会变得狭窄，只有一尺来宽。”[35](www.xing528.com)
道路的改变对村落生活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三德范生产大队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整修巴漏河河道，先后在巴漏河上架设了胜利桥、三孔桥、中心桥、北大桥4座桥梁。村内的交通干道也从原先的章莱古路扩展为中心路、内环路、外环东路、外环西路、南外环和北外环等五纵三横的双环路框架，村内新辟和改造的旧道达12700余米。[36]村内道路的改变直接影响了村庄面积和居民区的布局。1984年，生产大队解散，三德范东、三德范南、三德范西、三德范北4个行政村先后“划胡同而治”。此时国家的土地管理政策正好处在空窗期，各行政村自己划了一大批宅基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政策原因，村内人口增加，住宅面积拥挤的村庄像吹了气的气球一样膨胀开来。新街巷不断出现，工矿企业、学校、商品房等大量占地，三德范村的村域面积从清代晚期的1000亩左右赫然跃增到2400多亩。村民们纷纷按照道路延伸的方向，在村落周围的空阔地带占用自家的耕地重新修建住宅。同时，虽然老宅区多有维修改造，但由于旧街巷不能适应新式交通工具如汽车、摩托车、电瓶车的出入要求，加上产权、分家等多种因素，村内大量住宅开始闲置、荒废、倒塌，从而使三德范村远远望去呈现出内虚外实或曰“中心塌陷型”的喷泉式景观。
几乎与村内道路建设同步，1965年明莱公路修建，逐渐取代了章莱古道的作用。1989年，在远离村庄的东侧修建了省道242线后，又逐渐代替了明莱公路的位置。就这样，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处于章丘、莱芜两个城市联结地带交通要道上的三德范，在改善内部道路和交通环境的同时，逐渐丧失了区域社会内部传统意义上的“交通枢纽”的地理优势。
道路以及道路所承载的交通是村落与外部产生关联的前提条件，集市则是建立在交通基础上的商贸网络。一般情况下，道路和集市共同建构起村落具有社会属性的空间物质实体。据老人们讲，三德范村的集市“大约有80年的历史”。集市最初设在大街与陈家巷的交界地带，五日一集，集日是每月的二、七。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集市设有粮食市、蔬菜市、油盐市、山果市、牲口市、木货市等。买粮食和油盐是村民赶集的主要目的。芹菜、香菜等蔬菜属于“细菜”，在很长一段时间，它们和鸡、鸭、鱼、肉等农副产品同列，不是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等大事儿村民们一般都不舍得购买。20世纪50年代，章丘的工商部门撤换了区域社会内部的多处小集，三德范村的集市得以保留，但集日从二、七改为三、八。自1950年起，国家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后来强调“行动集体化”。那时对集市的管理非常严格，集市自然冷冷清清。到了“文革”时期，除了个别人偷偷地进行以物易物的经济活动，集市彻底解散了。1981年，随着村内巴漏河河道的整修和几座桥梁的修建竣工，集市也恢复起来。集市的地点从玄帝阁内搬到了阁外两侧的河岸，赶集的村民可以通过中心桥和胜利桥在两岸挑选商品。春节前，尤其是临近年底的“年集”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河道东侧从南到北大致排列着肉类、海产品、酱菜、禽蛋、烟茶、水果、糕点和蔬菜等农副产品；河道西侧从南到北依次排列着粮食、花卉、杂货、服装、布匹、书籍和鞋类等百货用品。农副产品和百货用品在集市上的排列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顺序。小商、小贩的位置和售卖的主要物品也大致稳定。在三德范“出摊”村子不额外收费，但每个商贩需要向工商管理人员缴纳5毛或1块钱的管理费，缴纳钱数的多少主要跟摊位的占地面积有关。在日常生活中，集市一般在早上六点半左右开市，下午一点半前闭市。
村庄道路和交通工具的改善以及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得全村已经有7家规模不等的小商品零售店。这些商店也陆续从早年的“代销点”“小卖部”更名换姓，且大部分都有“姓名＋超市”的大广告牌，平时主要出售除了蔬菜、水果的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大概跟村内超市的冲击和人口流失有关，笔者田野调查时发现，近十年来三德范村的集市有逐渐萎缩然后相对稳定的现象。[37]但村民们还是喜欢赶集，他们认为集上卖的蔬菜和肉比较新鲜，其他东西的价格也比超市便宜。不买不卖或者看多买少的行为被称为“赶闲集”。赶闲集的村民以老年人居多，男女各占一半。因为存在“空心化”现象，所以即使在周末，出现在集市上的青年男性的身影也极其稀少。平时，集市上的摊位有150个左右，主要集中在河道东面的农副产品区一侧。西侧的日用百货区只有寥寥几个摊位，两者相加的摊位总长度约500米。集上的小商、小贩有2／3是本村村民，其余则是大寨、青野和文祖等附近村落的村民。除了极其偶然的因素，赶集的几乎全部是三德范村的村民。据说因为这个原因，与街道办事处所在地文祖村相比，三德范村的集市几乎没有出现过小偷。很多村民认为，赶集是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跟邻居、家人增进感情并联结家庭、巷道以外更多熟人的主要方式和平台。
赶集之前就得跟“家里”商量买什么不买什么。妇女一般还要跟邻居约伙好一起去赶集。在路上和集上经常能碰到熟人。平时都见不着面。“你也赶集啊。”“你也来赶集啊！”很不错的互相之间还得问问（问候）最近家里老人、孩子怎么样。赶完集一起提着篮子回家，东西多就互相帮衬着点，路上也能拉拉呱。除了赶集，稍远点的熟人平时也见不着面啊。[38]
道路和集市的历史变迁给三德范村的乡民艺术和组织机制带来了许多直接的改变。如道路改变造成的聚落形态的改变使得20世纪80年代扮玩复兴之后很快就放弃了传统的“走街串巷”的拜年方式，转换成今天以玄帝阁外侧巴漏河两岸的水泥路面为场地、以桥梁为纽带的路线。一般而言，空间的改变意味着意义的改变，传统的扮玩游行路线实质上也是“礼物”流动的路线。不过，在道路、交通工具改变造成聚落环境改变并能形成实质性的阻碍以后，原本各条巷道之间具有“竞争性”意味的扮玩表演经由物理空间的转换，最终凝固在“象征空间”内。这种转换得以完成的基础是扮玩延续并保持了在仪式性情境里展开游艺、竞争和表演的功能内核。在核心元素不变的情况下，乡民艺术活动将观众从私人空间（家门口）拉回到了公共空间（岸堤），其文化功能并没有本质的改变。换言之，道路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落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方式，但对村落传统和组织机制的干预并不起决定作用。此外，如某些村民自己所总结的，聚餐、赶集、扮玩是村落内部实现公共交流的主要途径。如果说家族亲友聚餐、节日扮玩等活动更多是以非常时段的家人交流建构起作为整体意义的生活世界的话，那么赶集就成为乡民们在共享生活空间的同时，在日常交流里周期性地编织着超越地理空间的生活意义的集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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