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万物之源。三德范村的水资源条件严重影响了村落社会的生产生活结构与文化传统。遗憾的是，三德范村的土质也很不理想。三德范村的土壤共分褐土与棕壤两个土类，其中褐土约占全村土地面积的94．6%，棕壤类约占全村土地面积的5．4%。[12]被华北农民俗称“黄土地”的普通褐土，土层深厚，质地适中，适合种植粮食作物，但这种类型的土壤在三德范村占的比例很小。村内相当数量的褐土属于“褐土性土”，这种土俗称石渣子土或青石皮土，虽然有些地块的褐土土体深厚，熟化程度较高，表层质地适中，容易保肥保水，适宜农作物生长，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因为山地、丘陵地貌的原因，土层在60厘米左右的部位出现黏土层或砾石层，阻止了植物根系的下扎。此外，还有分布在山丘中部、土层厚度小于30厘米的“棕壤性土”，该土质发育不完全，含有大量的砾石，有机质少，土层浅薄，结构性差，水土流失严重，难以养护。由这些土质构成的荒草坡或岭坡梯田，不但耕种困难，而且农作物的管理耗时耗力。
此外，三德范村的土地分布状况比较复杂。村北以平原地居多，东、西、南三面环山，山地与平原混杂，林地和耕地交错。这种沟壑纵横、岭谷相间的状况形成了两个现象：一是平原地带的乡民日常生活中习称的“好地”，在三德范村有可能只是山沟里较为平坦的一块洼地。因为山谷洼处的土地相对平整，日照较为充足，土层深厚肥沃，是丘陵地带最受群众青睐的优质耕地。二是村内可耕地分散，户均耕地少。因为土地贫瘠和人口的持续增长，除了“在土地里刨食”，三德范人在饲养畜禽方面并不十分积极。传说，在清代中叶，因为地处齐鲁古道，村民们常饲养大牲畜以供长途货物贩运，一户人家饲养3～5头大牲畜的现象十分常见，村内至今有“七百骡子八百驴，还有三百闲赶集”的俗语。1949年前后，村内饲养的牲畜就主要用于田间耕作和农作物运输，种类以牛、驴、骡、马等大牲畜为主。1956年，村内有大牲畜519头，其中牛79头，驴430头，骡7头，马3匹。随着农业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等集体化政策的推进，到1962年，村内大牲畜仅存264头，比1956年减少了255头，死亡率近50%。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由于生产大队统一购买了部分农机具，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大牲畜的役用价值降低，从1969年开始，村内大牲畜的饲养数量不断下降。1981年，村内大牲畜剩下235头，其中牛113头，驴51头，骡17头，马54匹。1982年，三德范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大牲畜作价卖给村民自养自用。到2010年，除了新兴的肉牛、奶牛专业养殖户，传统农耕生产工具意义上的大牲畜在村内基本绝迹了。与之相反，原先仅仅用作攒粪、积肥的猪、羊、鸡、兔等畜禽（尤其是适合圈养的猪、鸡），却因可观的经济效益，从农户散养转向了在村落周边兴办养殖场的规模化专业饲养。
猪、鸡等畜禽饲养业的发展变化是三德范村耕地面积变迁的“晴雨表”。新中国成立前，三德范境内的土地总面积为21000亩，其中荒山10000亩，牧场、河滩、村落道路等1900亩，耕地9100亩。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施行，山地在农田中所占的比例才逐渐下降。据统计，1949年全村共有耕地633．3公顷（9500亩），人均占地2．45亩。1958年，三德范的耕地面积有609．48公顷（9142．2亩），人均占地2．09亩。此后，全村由于工副业生产、道路改造、林业建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宅基地占用等原因，在30年间村落所属的耕地面积减少了3700余亩，人均耕地缩减了2／3。[13]这种现象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并确立了以集中统一管理为主的土地行政管理体制才告一段落。
三德范村耕地面积明显缩减的现象，从侧面反映了这个鲁中山村在改革开放前后物质空间和生产结构的急剧变化。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意味着财富，农民们无比珍惜地利用每一寸可以开垦的土地以养家糊口。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习惯了在土地里刨食的农民来说，改革开放前后，农村经济的增长是以牺牲土地，尤其是离村庄较近的优质耕地做工厂、养殖区、宅基地为代价的。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以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起始，以农村土地的使用为标志，三德范的村民们迎来了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国家撤社建乡政策的落实，原来的准行政组织生产大队、生产队被取消，经济建设和劳动致富的观念成为全社会的导向，乡土生活中的政治色彩开始淡化。城乡之间多种经济成分的萌芽与发展，创造了许多以“赚钱”为目的的就业岗位，一种新的、具有灵活性的角色群体和身份冲击了“农民”的标签。在三德范村，农业生产转向分散经营，农村经济活动的专门化和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要求整个村落社会在新的机制下重新整合。其现实必要性在于，这样一个拥有广阔的村域面积和丰富的矿产资源、人口资源、社会资源的大村，如果社会整合的过程持续滞后于社会分化的过程，必将导致社会生活出现紊乱和各种矛盾。事实证明，集体化时代那种行政性社会整合机制远去之后，村落社会无法像城市或企业那样实现以契约性社会整合为主导的转型模式。反之，在村落“能人”的带领下，立足村落社会具有先赋性的地缘、业缘和亲缘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以扮玩为集体记忆和社会整合机制的文化传统，是三德范人实现与国家层面的政治转型接轨的乡土智慧。
因为缺水，三德范人没有大规模种植蔬菜的习惯。人们擅长种植的粮食作物主要是小麦、玉米、谷子和地瓜。小麦是村内的第一大粮食作物，但因缺乏灌溉条件，旱作种植的单产不高，20世纪80年代以前，亩产不足100公斤。[14]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小麦亩产才稳定在200公斤左右。经济作物目前只有花椒还在种植，因为它“野生野长，可以简单管理，经济效益高还不耽误打工时间”。由于田间管理十分复杂，经济效益比麦子高许多的谷子没有农民愿意大面积种植。村民冯昭宝解释说[15]：
一棵大花椒树能产10斤干花椒皮，每斤（能卖）30元左右。最多的一家能打带皮花椒800斤左右，一年能卖两万多元。但是它野生野长，没法保证家家都种。谷子的价格比较高，但是也会优先种麦子。谷子的管理比较麻烦。麦子耕地、播种，最多打打药，（就可以）收割入仓。玉米的种植同样也很简单。但谷子要播种、剜苗、铰穗、防虫，忒耽误时间。谷子的颗粒比较小，出苗比较密集，株数要求比较严格，因此播种后要剜苗，而且是个技术活，年轻人都不会。我都不会。比方说剜苗，理想的剜苗叫“三株两株前后扒窝”，年轻的现在都听不明白啥意思。
据老人们推测，元末明初，正是因为三德范村“地广人稀”的优势，才逐渐吸引了华北各地的移民前来定居。“好地不出庄”“好骡子好马不出庄”“好姑娘不出庄”的俗语说明了三德范人在传统上多么重视土地的所有权及其附加值。但是，今天人们对土地的态度颇为复杂，冯昭宝的观点代表了大部分村民对土地态度的变化：
（我们）现在对土地没感情。很想有人赶紧来承包土地，以前靠土地吃饭，现在谁还稀罕。说白了就是经济价值越来越低。种地不光不挣钱，而且赔钱。打工和种地之间的差距太大。丰收年种一亩地，好地，全部操作下来，刨除大部分开支，一亩地的利润在600元左右。这还不算在地里花的工夫钱，算上耽误打工的时间就得赔钱。之所以还种，是因为村庄在城市周边，很多群众早出晚归，利用“业余时间”去种地，基本没有耽误打工。起得早，睡得晚，打工是主业，种地是副业。老百姓有多少地，也想承包出去。有人来建设和规划也想赶紧把土地承包出去。成天累死累活，丰收年景才收入900多元，可高速公路或者规划建设占地就能（每亩）每年赔偿986元。一口气全部承包出去最好。[16]
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全村人口激增至6000余人，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也从20世纪40年代的2．45亩，下降到目前的0．7亩左右。[17]少量的土地养活不了稠密的人口，但是，即使是在集体化时代，三德范人也从没有将土地收入作为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这是因为鲁中地区自古以来盛产煤炭，特别是淄博博山、淄川和济南章丘等地素以煤炭储量大、品质优著称。从地质构造上看，章丘“地处泰山断块凸起的西北缘，在总体上是一个以古生代地层为主体的北倾斜构造，构造形迹以断裂构造为主”[18]。“主要断裂有禹王山断裂、文祖断裂等，禹王山断裂以西官庄、文祖、埠村一带构造较简单，含煤岩系保存较好。”[19]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三德范处于文祖、西官庄和埠村三地的交叉地带，自然也就成了章丘煤炭产业的核心区。
章丘已知最早开采煤炭的记载出现在明洪武初年。在明嘉靖章丘方志中，有关炭、石炭的字样已出现。清中后期，人口的激增加剧了民众生存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乾隆四年（1739年），山东巡抚朱定元奏请开采煤矿：‘东省生齿日繁，山林所产樵苏价值倍于往昔，必须煤炭接济。’……同年，清廷允准鲁抚朱定元所请，开章丘、淄川等各州县煤矿。此后，章丘民间一度出现采煤热潮，埠村、文祖庄附近小煤窑遍地皆是，大都采用以人力为主的土法生产。”[20]因此，处于采煤核心区的三德范村，除了靠天吃饭且收获甚微的田间劳作，“挖煤”就成了古已有之的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大部分村民关于生活问题的集体记忆也基本与煤炭有关。至迟从晚清起[21]，在村子北方、东北方的不远处就有零星开采的煤矿，相邻的文祖、三元、长水、王黑一带的煤井更是星罗棋布。不知从何时起，男人们农忙时种田、农闲时“下煤窑”或者部分村民以采煤为主业，成了三德范人习以为常的劳作模式。
与丰富的煤炭资源相呼应的一个古老的行当是“打铁”，这也是春节扮玩标志性事项“芯子”能够在道具制作技艺层面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孙机先生指出，中国铁器随着冶铁技术的出现而产生，到了汉代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技术。“近年学术界注意到淄博附近品位既高又易于开采的露天铁矿和古代的冶铁遗址，认为研究我国早期冶铁，淄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地方。”[22]在地域文化意义上，与淄博、济南一脉相连的章丘自古就是全国闻名的“铁匠之乡”。当地俗语说：“穷人打铁翻土块，富人经商做买卖。”“叮当叮，去打铁，挣了钱，腰里掖，回家交给爹和娘，买衣籴米不冻饿。”还有如“锤头一响，黄金万两”之类，意思是铁匠营生本小利大，很受当地乡民青睐。传说在元朝末年，有以打铁为业的袁氏父子逃荒到章丘，定居在相公庄，随后师傅传徒弟，徒弟带徒弟，亲连亲，友接友，从明朝初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章丘县普集镇的万山、三山峪，埠村镇的徘徊、苏家滩，枣园镇的大站村和南皋埠，圣井镇的王家坞、北张官，明水镇的绣水村，旭升乡的东沟头和西鸠坞等地，都是远近闻名的铁匠村。旧时，章丘铁匠的生产工具比较简单：一个风箱、两把锤子、一台砧子、三把钳子，再加一辆木轮推车，三四个人就可以操作。工具简单并不代表技艺低劣，恰恰相反，小到锄头、铁锨、镰刀、炒勺，大到土枪、火铳、洋枪、洋炮都能锻造。扮玩标志性事项“芯子”，实际上是人的身体和铁艺技术相结合的民间舞蹈，其装扮在戏曲服饰下的铁艺制品要经过锻打、弯花、冲压、铆焊、打磨、油漆等多道工序，无论是选材、设计、造型，还是艺术性与安全性，都需要精致、老到的铁艺技术做支撑。历史上，丰富的煤炭资源为章丘铁匠的创造力和铁艺技术的传承、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这也是三德范扮玩活动继承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三德范村虽然也有极少数技艺高超的铁匠，但更多的村民还是坚守“下井”挖煤的传统。当然，挖煤不是一份轻松的差事。从现存的文史、口述史资料来看，三德范及其周边村落乡民们的“下窑”记忆都格外沉重。(www.xing528.com)
旧章丘的小煤井，多系民间土法开采，所用矿工也大都是当地少吃没穿的农民。民国以前，文祖、曹范一带煤井最多，因之，那里的矿工也就多。听老工人说，当时两地有小煤井一百多眼，平均每眼井按30人（指井下矿工）计，当是3000之众。[23]
我今年81岁，离休在家。21岁时，因生活所迫，到三德范村北（本人家在三德范村）的袁家洼炭井去下窑……此时埠村、文祖一带，煤井遍地，炭堆一个挨一个……这年，家乡大旱，庄稼几乎是颗粒不收。为了一家人不被饿死，我只好再去袁家洼下窑。一班挣二斤高粱，糠菜掺得再多也是填不饱肚子，日子实在难熬。[24]
在炭洞里，爬出爬进，一干就是24个钟头，看不到阳光和蓝天，望不见星星和月亮，唯一照明的是每人手中端着的那盏昏惨惨半明不灭的豆油灯，你来我往，灯影婆娑，像鬼火在晃动，似流萤在曼舞，好一幅冥曹地府情景。大伙常说，咱们吃的是阳间饭，干的是阴间活。[25]
有学者指出[26]，恐惧、压抑、疑病和自卑等负面情绪是今天依然还在困扰矿工群体人格特质的心理问题。现代生活里的人们也常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待下井作业的工人。当时这种情况在章丘地区更为严重，“煤黑子”“炭鬼子”“窑花子”“地老鼠”是常见的对煤矿工人的蔑称。[27]此外，无论是劳动强度、工作时间，还是生死攸关的劳动风险，种种因素都容易使煤矿工人产生“抱团”心理。相较农耕劳作较高的工资收入、有限的煤炭产量和足够的人力资源等因素又促成了三德范的煤矿企业“本村人本庄干”的历史传统。因此，这种建立在紧密的地缘、业缘乃至血缘关系上的劳作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村民的人际交往在主体上具有半封闭性乃至封闭性的特点。同时，“抱团”心理也对三德范村民的社区意识和集体观念的养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最终也会从劳动协作延伸至文化分工的范畴。因为就任何群体和阶层而言，“社交圈子一旦形成之后，其准入标准就不再那么讲究经济地位，在有些事情上甚至更加类似于一个生物群。成员之间由于恋爱、婚姻和儿女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共同的态度和愿望而联系得非常紧密。因此，在这种社交圈子中，外部舆论就会与家族传统、体面、礼仪、尊严、趣味和惯例发生冲突，这些东西组合成了社交圈子的自身形象，而这种形象则会绵绵不绝地嵌入子孙后代的意识”[28]。
新中国成立前，三德范人以务农为主、煤矿雇工为辅。1960年，随着集体化政策的促进，煤炭与建筑业得到快速发展。1961年，全村17个生产队，劳动力有1123人，煤炭、建筑从业人员有155人，占总劳动力人口的13．8%。进入20世纪70年代，工、副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工、副业转移。1978年底，全村从事社、队企业生产的劳动力有1050人，占总劳动力人口的57．7%。尽管三德范村在1964年就按国家政策启动了“计划生育”工作，但47年间，人口自然变动仍然呈现出持续增长—降低—波动—缓慢下降的态势。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80年开始，基本稳定在10‰以内。
人口的增长使得人们对食物供给、与之相应的工作机会的需求随之增加。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开放、搞活政策的引导下，三德范大队党支部制订了“以地下养地上”的方针。以集体经营的煤矿为龙头，村里相继办起了制袋厂、淀粉厂、机械厂、洗煤厂等十几家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至此，虽然迈入新时期，但随着劳动技术和生产条件、工作环境的改善，三德范人非但没有放弃旧社会下窑挖煤的“祖业”，而且凭着自己的勤劳、踏实，围绕着庄域内的这一块块“黑金”，乡民们又继续勤奋劳作着。至1992年，村办企业发放的工资总额超过全村农业总收入，这使得三德范一度成为远近闻名、富甲一方的经济强村。
那个时代，18岁下了学你不去煤矿上班就是不务正业。全庄80%以上的青壮年都在镇办、村办煤矿或其他企业上班。20世纪80年代，下窑（井下）每月能挣200多块，地面工60多块，当村干部才40多块。到了（20世纪）90年代各自翻了一番，还是下窑挣得最多。现在村南面离得最近、富得流油的号称“建筑之乡”的青野村，那个年代不挣钱，他们的工作累、工程小、工钱低，都是小打小闹的。[29]
因为1960年以后逐渐是深井作业，井下的活动范围没有想象的那么狭窄，但是工人在下面干活时噪音比较大，所以忙碌起来大家也不会有什么交流。一年当中，工人们盼着过年，开个奖金，发个福利，在家里走亲访友喝个小酒。腊月二十三以前就能放假，过了正月十五才开工——可好好歇歇啦！[30]
在枯燥、单调但又衣食无忧、小富即安的劳作模式和生活节奏里，三德范人迎来了改革开放。1982年春，三德范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5月，三德范大队正式撤销，全村被划分为东、西、南、北4个行政村；随后，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先后建立并自主经营。个人、家庭、集体逐渐走向了更加独立、自由，以个体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化道路。同整个中国社会一样，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三德范村的乡土社会也经历了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此时，无论是旧社会传统的乡绅—地主、乡规民约等自治机制，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行政化管理体制，都已不能独立发挥主导作用。面对愈来愈快的社会分化局面，三德范人找寻到了用村落传统凝聚人心的途径——扮玩。
就这样，1983年2月27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大扮玩在三德范村全面复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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