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德范村治水漤水井饮用历史与挑战

三德范村是一个总面积达14．3平方千米，辖管一座大山（锦屏山），主要姓氏有王、张、冯、单、赵、姜、刘等20多个，常住人口超过6000多人的大村。村域内海拔563．5米的锦屏山也是章丘南部最高的山体。

章丘地区属于暖温带季风区中的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冬季少雨雪，夏季雨量集中，秋季温和凉爽，整体上呈“春季旱、夏季涝、晚秋又旱”的特点。由于季风在整个鲁中地区发生的时间、强度不同，致使降水量不仅年际变化悬殊，丰枯期交替出现，且常常发生连续丰水、枯水的现象——地处丘陵地带的三德范村旱涝相继的自然灾害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村落所在的山体多属石灰岩层，从村内穿流而过的巴漏河渗水严重，河道几乎全部用来排泄山洪，不能蓄水，因此出现了“没有长流水”的现象。同时，介于砂岩、页岩之间的沉积岩主要分布在三德范、文祖、三元、长水、西窑头、东王黑、西王黑、水河庄等交汇地带，砂岩、页岩夹煤数层，总厚度可达170余米。^[2]丰厚的煤层使得三德范及其周边村落的乡民们最迟从晚清时期就形成了“下井为业，半工半农”的劳作模式和生计传统。直到2005年前后，随着煤炭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出现，所有煤井才被彻底关停。但是，煤炭不仅影响了三德范人传统的劳作模式和经济生活，更直接影响了三德范人的生活用水。

受地质构造及煤层影响，三德范村可供饮用的浅表地下水在《济南水利志》里被界定为“碎屑岩类碳酸盐岩孔隙裂隙水”——这是真正的“矿泉水”，但因矿化度太高，水质和口感极差。三德范村的东道巷西侧就有这样一口深约40米的水井，虽然其水量较为充沛，但是水质很差，水味苦涩，被村民们称为漤水井。即使这样，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这口漤水井都是三德范人最主要的饮用水源。每逢旱季，村民们日夜排队取水。井上辘轳转动不停，为了尽快取水，除了井绳上要绑着一次可以挂七八个水桶的“偏钩”，着急的村民还见缝插针地用大绳拔取水桶。天长日久，铁铸的井口被磨出十几道牙口，至今还清晰可辨。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三德范生产大队打出几口“深水井”。村内的西道巷，村外的马道、西翅子、小青山等处也有几口水井，但这些水井也都由废弃煤井改造而成，水质同样苦涩不堪。饮水是人类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因此，关于饮水、节水的故事、传说、经验和“侃子”也就成为三德范人反复言说的历史记忆和闲聊话题。

因为山脉、河流的走向决定了地形的缓陡，三德范便与周边村落保持着错落相间、若即若离的分布态势。除了与村北呈犄角状的长水村遥相呼应，离村庄最近、联系最多的是文祖街道办事处驻地文祖村。文祖村分为文祖东、文祖南、文祖北三个行政村，其人口和规模仅次于三德范，二者之间有不到10千米的路程。往南离三德范最近的则是青野、黑峪两村，彼此有6千米的距离。

三德范村的地表水属于济南小清河水系。每逢雨季，地表水从村庄四周注入纵贯村庄中央位置的河道，然后迎合村北“夜战沟”的水流，再从长水村南侧交汇，向北流入巴漏河，最终注入小清河。由东南至西北穿三德范村而过的这条河道，在地理学意义上的准确名称是“西巴漏河东支”，其全长22．5千米，其中村庄境内有3．2千米。因为这条河道，三德范村被分割为东、西两大区域，民宅则多顺势建在河道两侧的高地。

很多老人回忆说，历史上对三德范村的生产、生活产生影响最大的是横贯村庄的这条巴漏河。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村内的河道蜿蜒曲折，宽处可达120米，窄处则仅30米。河床高低不平，砾石遍地。一旦山洪暴发，河水就会汇集上游的朱公泉、郭家庄、东张、水龙洞、东田广、西田广、青野、大寨、三槐树、石子口等村庄的水流，挟着碎石猛冲下来，不但河道瞬间“满槽”，浊浪还会冲毁两侧的民宅。因此，“发大水”带来的灾难也就成了老人们最深刻的历史记忆。年近七旬的村民冯业荣祖宅毗邻巴漏河岸，在三德范村，冯家祖上以擅长做花轿知名，旧时附近村子有人结婚，都会到冯家租赁花轿。鲜为人知的是，冯家这门手艺与巴漏河的洪水肆虐有直接关系。冯业荣说：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也下窑挖煤，我奶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家庭妇女。那年发大水，巴漏河的水都灌到了大街上。我奶奶在家里烙饼，她刚和好面，就听着哗啦啦的水淌到当院（庭院）里来了，很快就灌进了屋里。我奶奶不想出去，她心疼屋里的家什，又心疼和好的那块面。河水越涨越快，她就（把面）从盆里捞出来裹到了腰上。想走的时候已经走不了了，她就站在桌子上。后来洪水漫了上来，她把面盆放在桌子上，（自己）站到了面盆里。结果土坯墙很快被水泡得稀松，“哗啦”一下都倒了，我奶奶就被压死在了屋里头。那时候我父亲年龄小，我爷爷没办法，下窑挖煤的活儿不能干了，就狠命学了一门手艺——做花轿。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冯家靠做花轿养家糊口，一直到我这代人年轻的时候。^[3]

据许多老人回忆，1935年7月30日（农历七月初一），巴漏河山洪暴发，水浪高达七八米，冲击了沿河的大寨、黑峪口、三德范、长水、东窑头、西窑头和月宫7个村庄，冲毁沿岸诸村房屋1000余间。在三德范，洪水漫过两岸黄土围堰，倒灌中心大街，水深至少1．5米，河道东侧与中心大街之间的民房，以及玄帝阁一侧的“老祠堂”全被冲毁，房屋倒塌致死一人。冯业荣的奶奶就是在这次山洪暴发时不幸罹难的。

关于这次灾难，据地方文献记载，受灾最严重的是黑峪口村。该村有20余户人家被洪水卷走，剩余几户人家心有余悸，随后搬迁到了临近的黑峪村居住，从此“黑峪口”这一地名彻底消失。^[4]洪水暴发时，在三德范村南10千米处的大寨村受灾也比较严重。河道旁边的神庙“镇武阁”的西墙被洪水冲走一片石壁，灾后镶嵌重补的一块基石上至今仍留有署名“竹天居士”的铭文：

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一日晨，山洪涨发冲没此石，并冲房舍千余间，几为一平。彼时惨不忍目，此诚千古未有之奇灾也。竹天居士志。

这场惨烈的洪涝还为附近几个村庄留下了“大雨三场瑶月飘”的传说：山洪暴发期间，河里浮出一条大蛇，它摇着尾巴画出了“大雨三场瑶月飘”的字样。村民们十分紧张，认为这样的洪水总共要发生三次。后来当地的一些文化人解读说，这七个字是代指巴漏河沿岸要受灾的大寨、黑峪、三德范、长水、窑头、月宫等几个村庄。

在很多老人的记忆中，巴漏河没有为村庄带来什么福祉。因为长期没有大型库塘，雨季降水无法储存，同时“漏河漏河，大水过后剩下的就漏没了”，所以河道不会带来灌溉之利。到了20世纪中叶，三德范的人口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每年出生100人左右；到了1970年，三德范的常住人口总数已经超过6000人。随着生齿日繁，“山石多，水泉无，田苦旱，人苦渴”，地瓜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玉米播种需要“点种”抗旱等，村民们吃水、用水问题更加突出。直到今天，从乡民们与水有关的生活实践来看，水源问题仍旧深刻影响着三德范人的思想观念和行动逻辑。在三德范村，关于水的“侃子”^[5]内容十分丰富。从较为常见的“大水冲了龙王庙”“山水河里洗豆芽”到带有村落文化个性的“三德范的湾水——抢了”“三德范人打水——按轮来”等有关三德范人吃水、用水的“侃子”在周边村落仍不时被人提起。

三德范村没有山泉水，而地下水埋藏太深，村民们常常掘地尽石，凿井无泉。如从20世纪60年代起，三德范大队先后在村域内的北石门、单家圈、南河东北角等处凿了四眼井。除了南河这一处有水，其余三眼井虽然深达几十米，终因没有探到水源而被废弃。村外的几眼俗称“马道”“西翅子”“小青山”等古煤井虽曾一度被作为饮用水源利用，但因其水质差、口感涩、水量小，终浅尝辄止。

直到1980年前后，窖储雨水仍是三德范人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在长期求水、治水的生活实践中，三德范人发明了用“旱池”蓄水的办法。旱池是人工修砌在庭院或临街墙壁下方的圆形水囤，每个旱池容量在几十立方米到上百立方米不等。一般说来，以30～50立方米容量的旱池居多，“最大的可以招待八席客”。据说，村民刘绪贵家的旱池最大，可以容水250立方米。每逢雨天，大街小巷、房顶、庭院的雨水就会顺着坡道流进旱池，地面上的土块、树叶、瓦砾也会流进去，谁也无法保证旱池中水的清洁、卫生。因为修砌旱池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所以旱池从来不是家家皆有。20世纪50年代，全村有旱池的农户不足1／4，且大多是比较富裕的人家，他们或一户独占，或几户共有。因此，“能不能修得起旱池”，“家里修了多大的旱池”，不但是家庭经济实力的象征，而且会“直接影响孩子找对象”。许多家庭纠纷的产生更是跟旱池的使用、管理有关。陈家巷冯兆海至今珍藏有多份晚清至20世纪初期本家族的契约文书。通过它们，我们能窥探当时因吃水问题导致的生活窘状。如：

立字据人冯汝训：

因冯汝昌宅子卖于王存其，内有水池一个，原许冯汝训吃水。现折作国币八百元整，以后不许冯汝训吃水。两家情愿，并无反悔。立字据存证。(www.xing528.com)

街谊陈学军中人冯汝秋族人冯汝全代字冯兰芝

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初二日立

据老人回忆，这份契约描述的是冯汝昌、冯汝训两兄弟在分家时，约定共同享有宅院内旱池的使用权，但后来房主冯汝昌将宅院卖于王存其。王存其因对冯汝训吃水的问题不满，与之发生争执。最终，以冯汝昌折价赔偿兄弟冯汝训，终止旱池两家共享而告终。

在当时，这类因吃水问题而产生各种生活矛盾的现象是很常见的。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三德范生产大队无偿提供修砌旱池的重要原材料白石灰，鼓励各个生产队在田间地头修砌旱池，以解决抗旱点种和牲畜等与人争水的问题。很快在三德范村的田间地头新增旱池130眼。至此，全村旱池总量有500多眼，蓄水量达两三万立方米。加上1956年2月，“三德范新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后，集体重修的三德范“北头湾”和随后扩建的“北方塘”（1965）、“新井方塘”（1971）（这三处方塘蓄水总量达18300立方米），基本解决了三德范村当时春季农作物点种和牲畜用水的问题。

直到20世纪70年代，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村民们对作为生活水源的旱池的使用和管理却非常严格，每个旱池都加盖上锁、掩石培土。不是知己亲友，跟别人借水就得“看面子大小了”。大旱之年蓄水用尽，全村百姓只好到村北头东道巷的漤水井取水。可以想象，任何一个拥有一千多户家庭、五六千口人的大村，集中到一口装有辘轳头、深达40多米的水井取水，将会是一番多么拥挤、嘈杂、喧闹的景象。在人们的生活记忆里，水比油都珍贵。

一直到1970年，吃水都还是一个大问题。劳动了一天的人们为了能挑上一担水，不得不在漤水井边排队挨号等上一个通宵。有的干脆出庄去打水，北到长水、文祖，南到莱芜上游村，肩挑、驴驮，（取水的队伍）经常排成长龙。即便是外出赶集，（村里人）也不会放弃捎水回家的机会。有壮劳力的家庭还好，年老体弱的就没办法了，为了能借半瓢水，挨家串门形同要饭。一瓢水先洗菜后刷锅，沉淀后再洗脸，最后还是舍不得泼掉。因为用了这一瓢，下一瓢不知道在哪里。遇到大旱的年景最怕草屋失火，因为大火起来干着急，没有那么多水救火。^[6]

就这样，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旱涝并发的自然环境始终是困扰三德范村的现实问题。在老村南端的巴漏河入村处，河东建有“禹王庙”，隔河相望的高处则建有“龙王庙”。两座庙一座治水，一座祈水，这种对冲的分工和空间设置实是三德范村水文地理的真实写照。

三德范塘坝修筑一览表（1734—1978年）

资料来源，张福经主编：《三德范庄志》，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乡村工业化的程度较低，社会整体生产规模不大，面向农业产业结构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多以农田水利设施的兴建为主。薄弱的民间力量无法承担“战天斗地”的艰巨使命，因而国家对社会生产过程进行直接管理既有必要也有实效。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发挥了立足长远的规划设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性优势。据统计，截至1980年，“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7]。三德范村的农田水利、道路整修等农业生产条件能够得到翻天覆地的根本性改善，无疑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密不可分。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末，“农业学大寨”运动和“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山水田林综合治理的农田基本建设”^[8]先后成为以三德范村为代表的广大农村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动主题。仅就三德范村的水利建设而言，农民义务出工，自带干粮、工具，为生产生活用水而筑旱池、修塘坝、凿新井，为取水而引矿水、拓沟渠、建水厂，为浚水而造谷坊、修河坝、整河道、修桥……即使以现代机械化作业的工程量来看，这种劳动强度也十分惊人。村民张福经回忆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设，政策实行起来，还是三德范人自己组织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劳动时自带干粮，吃在工地上，除了工分，也没有工资。1975年，因为三德范人的农田水利建设搞得有声有色，文祖公社党委、政府就要在三德范现场搞一个“搬山填河造平原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大会战”，上级领导干部就全部住在村里。1975年11月30号，扩大到全公社的一万多名民工齐上阵，红旗招展，炮声隆隆，经过前后3个月的会战，搬动土石方160万方。但是因为仓促上马，不切实际，到了1976年汛期，几场洪水就将其冲得乱七八糟。结果这个烂摊子最后还是我们村自己收拾。经过我们重新规划，1976年、1977年连续两年，组织了全大队2000名劳力齐上阵，才使河道改造真正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大队书记，（如果）没有坚定的意识和铁的手腕去推行是不可能完成的。^[9]

在三德范村，从水患到水利，村落面貌为之一新，这是在国家意志和民众意志达成根本一致，有使命感的村落领头人勇于担当，充分调动民间自治资源和自治传统的努力下达成的。无数的历史细节证明，国家政策施行的具体效果，离不开村落自身的公共精神和自治传统的影响。反观之，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对水利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过度信任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这种自上而下、急速、剧烈的市场化改革，忽视了乡村社会的内在特质，过分重视对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在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修缮层面出现缺位，造成农村基层水利建设呈现出小型化、分散化、无序化和薄弱化的现象，甚至造成了兴水、用水、管水等几个主体之间的冲突，最终制约了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的进程。这种多元主体之间存有共在、共情的联系，却又容易忽略“礼俗互动”关系导致社会症结的现象，今天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到20世纪90年代末，三德范人经过几代人的“蓄水、引水、浚水”，解决了绝大部分村民生活用水缺乏的难题。尽管大部分家庭都用上了自来水，但囿于各种主客观条件，如自来水的“定时供水”，以及受地形限制高处的居民无法引水上坡等，直到现在，村内大街小巷的墙壁上仍随处可见“拉水”的广告，载着大水桶和铁皮罐经营送水生意的拖拉机更不时地在村内进进出出。根深蒂固的节水习惯和深入骨髓的缺水意识，使家家户户在自来水普及的今天仍坚持保留老旱池，或以简便的办法修旱池。在村民们看来，“该修池还得修池，可不能大意，万一哪天停了水怎么办！”

如何合理分配和利用水源，如何节水、治水，如何防洪抗汛，如何抗旱防灾，自古以来都是关乎社会稳定的大事。缺水与治水，不仅反映出人口繁衍与水源管理的紧张关系，而且关乎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礼制、族群社会、政权建设与民众生活等层面的关系。因此，“如果我们把以水利为中心的区域性社会关系再扩展开来，它与区域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宗教、社会生活、社会习俗、社会惯习等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10]。这种判断从卡尔·A．魏特夫的“治水社会”理论引入中国学界起就不断引发讨论。^[11]虽然国内学者对魏特夫所宣称的“水的控制是社会控制的关键手段”的观点多有批评，但近年来的研究从侧面证实，水资源的集体利用对于某些地区的共同体构成所起的作用，是学者不应忽视的。从三德范村现存的碑刻、分水记录、关于旱涝灾害的记载等民间文献看，在这层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处关系上，三德范村同样是一个“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这是我们在讨论它所勾连的民间自治传统时，不能忽视的一个语境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