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玩、田野调查与年节生活—鲁中三德范村的跨学科研究成果

以三德范村为田野调查的大本营，本书的田野调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14年11月30日到2015年3月5日。在此期间，笔者对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采取了前紧后松的时间节奏。几乎所有老练的民俗学者都会告诫后辈，田野调查既要有问题意识又要松紧适度，因为过度的戒备容易使调查者戴上有色眼镜，造成我者与他者的“脱离”。所以在确定田野点后，2015年春节扮玩前的这段时间，笔者几乎像一个“闲散人员”那样在村里游荡，每当邂逅善谈的乡民就像地质学家发现了一座金矿那样兴奋。庆幸的是，由于三德范村庄大姓多，村民之间相互不认识是常态，因此笔者的调查并没有在村内引起太多注意。在田野调查时，笔者经常推开一些村民家的大门，按照山东人打招呼的习惯，一边响亮地喊着“大爷、大娘在家吗？”一边鼓起勇气向庭院走去。幸运的是，三德范人非常的热情、淳朴和善良，笔者从没有在老人们那里吃闭门羹。就这样，像最初的几位重要的访谈人冯兰贵、单象厚等都是这样结识并逐渐熟悉起来的。此外，不能忽视的是三德范经济联合社党总支书记张江，经济联合社干部冯昭宝、李执华等人对三德范村人情、村况的熟悉以及对调查对象的推荐，让笔者在较短的时间内熟悉了村庄的大致状况，也为随后年节扮玩活动举行期间密集的田野访谈和参与观察做好了铺垫。

第二个阶段是从2015年12月4日到2016年2月23日。先是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受当时山东省旅游局的委托，以“乡村农业生态博物馆建设”为主题，笔者和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一年级博士、硕士20余人，先后在12月4日到12月6日集中在三德范村做了一次田野调查。这次调查尽管因为时间紧张无法深入进行，但还是从“村落概况”“人生仪礼”“岁时节日”“民间信仰”“俗语故事”“乡民艺术”等方面入手，做了有针对性的专题调研。最终，大家不但完成了多篇精彩的调查报告，而且印刷了一期八万多字的内部刊物《百脉泉：章丘三德范村民俗调查专辑》。

在这一阶段，笔者个人的田野调查重点放在了对2015年、2016年年节扮玩的观察上。扮玩期间，笔者循着第一个阶段留下的线索和足迹，初步观察了扮玩的相关流程，并且建立起了与几个街巷“领头的”的直接联系，对扮玩的组织机制、表演流程和演出模式有了直观、感性的印象和了解。

特别要指出的是，三德范村的春节扮玩也是济南市媒体聚焦的传播场域。扮玩举办期间，不但许多早已转为城市户口的乡民返乡参与活动，以济南市城区为核心，许多摄影爱好者、新闻记者、普通市民也由于媒体的广泛宣传蜂拥而至，其中还有一部分管理区主动邀请的专家教授和社会贤达。在这样一种氛围里，为了尽可能地与绝大多数“游客”区别开，笔者的策略是尽量跟“村里人”打成一片，而不是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这期间在张家巷，因为排练活动开始不久就敲破了一面旧鼓，几位“领头的”在村内禹王庙为凑齐购买新鼓的钱而一筹莫展。笔者一时兴起，贡献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余财，老乡们感动之余，将笔者的名字写在了“义捐”的大红榜上。这种即兴的交流，实际上对随后田野调查的顺利开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当然，随着对扮玩组织机制的深入了解，笔者发现自己的这种捐款在村落内部有“站队”的嫌疑，而且容易引起其他巷道的不快。但从这件小事开始，许多识文断字的老人，特别是部分街巷的“领头的”逐渐听说了有这么一个待在村里写论文的青年。由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再以另类的眼光戒备笔者，彼此关于村落内部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言谈尺度也随之有了明显的扩大。另一方面，似乎为了能够“跟研究生拉呱”，许多年轻村民试着咬文嚼字、字斟句酌，尽量让自己的遣词造句和表达方式“讲究些”，客观上也磨损了许多自在交流状态里可以产生的信息。就这样，笔者逐渐与赵介平、李景兴、张烈民、王延训、刘绪刚等几条胡同的扮玩组织者建立起了联系，而且逐渐能够进行较为深入的交流。在此期间，笔者还对周边的黑峪村、青野村、文祖村、黄露泉村、马家峪村、东张村、东田广、西田广等村落进行了较为粗糙的田野调查，获得了一些可供区域社会内部互相比较的资料。

第三阶段是2016年4月初到2016年12月底。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除了极其特殊的事务工作，笔者每周会有四五天的时间待在三德范村，并将书桌搬到了三德范经济联合社的档案室，整个村落的乡民都是笔者的授课老师。在这期间，笔者的主要任务是田野访谈和文献梳理。从4月初到5月底，笔者首先努力与经济联合社的七位干部和工作人员熟悉起来：跟他们一起为全村80岁以上的老人送生日蛋糕；一起为有“喜事”的乡民随“份子”并参加喜宴；一起参加葬礼，吊唁因病去世的为全村的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老党员干部。有时，也会应三德范村党总支书记张江的要求，像驻村干部一样按照上级指示，偶尔润色申报“传统村落”“美丽乡村”的材料。就这样，笔者终于和部分群众、村干部熟悉起来。笔者曾经一度认为，优秀的田野调查应该像美国20世纪60年代初期倡导的“直接电影”的导演们那样，做到一种“墙上苍蝇式”^[70]的参与和观察。然而，这种以为鸟儿从天空飞过不会留下痕迹的想法只能是痴人说梦。在这个阶段，不但很多熟悉的村民会同笔者攀谈叙旧，个别村民还会因为孩子升学、就业、择业、婚恋的问题请笔者这个“研究生”为他们答疑解惑。此外，随着三德范村在媒体上的出镜率、影响力逐渐增加，济南市或周边地区的高校包括笔者当时所在的单位齐鲁师范学院，还常以学术考察、乡村口述历史研究的名义到三德范村进行教学实践或参访活动。在经济联合社主要领导不在村里或认为笔者的参与能带来更好效果的时候，笔者也能以“村里人”的身份给参访者做导游。

综合这一阶段的田野调查，在获得有关村落的各种信息资料的同时，笔者深刻地感受到了民俗学界“石榴（施爱东、刘宗迪）之争”^[71]曾激烈讨论过的田野调查伦理问题的症结所在。以笔者的感受来看，只要研究者参与的程度足够深，田野实践不存在理想意义上所谓的绝对理性或冷静客观，你越是融入乡民们的生活，彼此在互动过程中的干扰也就越大。当然，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彼此干扰是温和有益的，只有极少数情况会让彼此拘谨乃至引发冲突。但是无论如何，施爱东等人强调的“田野研究者最好是一个事不关己的、冷静的旁观者，最好不要融入对方的生活，不要掺和地方事务”^[72]的做法恐怕很难实现。毕竟，“田野”不是一个物理世界，它不仅包括感受系统和反应系统，还包括一套符号系统，田野资料的获得往往是理解这个符号系统的情感过程。笔者就深入地体验、观察了村干部和乡民们的日常生活，在很多地方也以一个知识人的身份引起村干部、群众对笔者所掌握的资源、话语权的议论、关心和借用。

第四阶段是从2017年1月至今。这一阶段笔者以乡民们的“主体状态”为中心进行田野调查、资料整理和论文的补充、修订。但在三德范这本厚厚的“百科全书”面前，笔者仅仅是个刚刚掌握了检索方法的小学生。虽有累计一年零两个月的驻村时间，但笔者至今还不敢自称对它有了充分而彻底的认识和理解——这是笔者必须忐忑声明并承认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在人物、地点等方面基本采取了实名制的方式，且尽可能准确地呈现了访谈者、访谈地点和其他应该说明的情景。涉及可能给村庄或个人带来影响而又无法回避的事件或故事时，本书仍然采用了化名或其他技术处理的方式。这是笔者作为一名三德范“荣誉村民”十分自觉的书写选择，请读者切勿对号入座。

【注释】

[1]盛邦和：《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客观上，这场论战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成为主导。

[2]赵旭东：《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转化》，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3]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见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4]比较有代表性且为中国学界广泛了解的有J．C．斯科特以及S．波普金等人的研究和讨论。

[5]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在笔者看来，产生这种差异的诸多复杂因素中，历史学家关注“历史感”，社会科学因实证主义倾向更加重视“现实感”的内在分野应该放在首位。

[6]吕德文：《在中国做“海外中国研究”：中国研究的立场与进路》，载《社会》2007年第6期。

[7]［美］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8]［美］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9]吕德文：《在中国做“海外中国研究”：中国研究的立场与进路》，载《社会》2007年第6期。

[10]吕德文：《在中国做“海外中国研究”：中国研究的立场与进路》，载《社会》2007年第6期。

[11]［美］李怀印：《晚清及民国时期华北村庄中的乡地制——以河北获鹿县为例》，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12]梁治平：《“民间”、“民间社会”和CIVIL SOCIETY——CIVIL SOCIETY概念再检讨》，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3]甘阳：《“民间社会”概念批判》，见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4页。

[14]季卫东：《评论：批判者的千虑与一失》，见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0页。

[15]［美］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见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285页。另参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16]赵旭东：《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转化》，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7]［日］沟口雄三：《中国与日本“公私”观念之比较》，载《二十一世纪》1994年2月号。

[18]梁治平：《习惯法、社会与国家》，载《读书》1996年第9期。

[19]包也和：《传统概念探析》，载《哲学动态》1996年第4期。有关“传统”问题的讨论还可以参照庞朴：《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海天出版社1995年版；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余平：《论传统的本体论维度》，载《哲学研究》1993年第1期；罗荣渠：《趋新浪潮与回归传统》，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5期。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10页。

[21]［英］戴维·M．沃克著，李双元等译：《牛津法律大辞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62页。

[22]王铁崖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国际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699页。

[23]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

[24]何泽中：《村民自治概念辨析》，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

[25]例如，一是“自行管理或处理”意。《汉书·南粤传》：“服领以南，王自治之。”《新唐书·北狄传·黑水靺鞨》：“离为数十部，酋各自治。”二是“修养自身的德行”意。明高启《白田耕舍记》：“取圣贤之书而读之，求其所以自治之道。”清洪榜《戴先生行状》：“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三是“自然安治”意。《尹文子·大道上》：“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朱子语类》卷七二：“但能内君子而外小人，天下自治，何必深治之哉？”

[26]张鸣：《爬上妙峰山看“村民自治”》，载《读书》2001年第11期。

[27]薛冰、岳成浩：《古代中国基层自治实践对现代公共管理的意义》，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28]蒋梦麟：《中国生活面面观》，见吕思勉等著、高敬编《历史的盛宴》，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版，第201页。

[29]郭德君：《村民自治的历史嬗变——传统文化传承视角下的村民自治审视》，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30]宋小伟、楚成亚：《村庄内生秩序、国家行政嵌入与乡村秩序重建》，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3期。

[31]苏海新、吴家庆：《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6期。

[32]蔡潇彬：《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述评》，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www.xing528.com)

[33]除了上述沈延生在1998年发表的《村政的兴衰与重建》，2005年应星发表的《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以〈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为例》以及同年吴毅等人发表的《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兼答应星先生的批评》，都是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的讨论。

[34]朱司明、顾洪森：《徘徊在自治与行政之间——百年来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及启示》，载《今日中国论坛》2013年第10期。

[35]杨春娟：《村庄空心化背景下乡村治理困境及破解对策——以河北为分析个案》，载《河北学刊》2016年第6期。

[36]汪荣：《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及其发展路径浅探》，载《理论月刊》2013年第7期。

[37]徐勇、赵德健：《找回自治：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38]朱政：《国家权力视野下的乡村治理与基层法治——鄂西L县网格化管理创新调查》，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39]应星：《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以〈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为例》，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40]赵旭东、张文潇：《乡土中国与转型社会——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41]施爱东：《学术与生活：分道扬镳的合作者——以各类“公祭大典”“文化旅游节”为中心的讨论》，载《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

[42]张士闪：《从故事到事件——围绕山东淄博市淄河镇孟姜女故事产业开发的讨论》，载《民族艺术》2009年第4期。

[43]张士闪：《从故事到事件——围绕山东淄博市淄河镇孟姜女故事产业开发的讨论》，载《民族艺术》2009年第4期。

[44]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载《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

[45]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载《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

[46]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载《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赵世瑜、李松、刘铁梁：《“礼俗互动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三人谈》，载《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耿波：《礼俗互动传统中的徐复观农本政治观》，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47]在北方不同地区还有“闹玩”“花灯”“社会”“社伙”“射虎”“秧歌”“哑巴戏”“闹红火”“闹十五”等称呼。

[48]从扮玩入手，较为传统且晚近的代表作品有丁广惠的《北方特有的民俗文化灯官考论》。此文先后收于中国民俗学会编《中国民俗学研究（第一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中国传统礼俗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全文没有做明显改动。丁文是目前唯一可以找到的系统论述“灯官”仪式的学术论文，因“灯官”叙事也是本书研究的重点讨论内容，笔者在后文有专节讨论。

[49]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50]刘铁梁：《村落集体仪式性文艺表演活动与村民的社会组织观念》，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51]这些理论主要有：范·根纳普的“通过仪式”理论，特纳的“阈限”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巴赫金的“狂欢诗学”理论，福柯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格尔茨的“文化解释”理论，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理论，帕里·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鲍曼的“表演”理论，丹尼斯·特德洛克和杰诺姆·鲁森伯格的“民族志诗学”理论，萨姆纳的“生活文化”理论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等。

[52]王杰文：《仪式、歌舞与文化展演——陕北·晋西的“伞头秧歌”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类似的研究还有刘晓真：《从乡俗仪礼到民间艺术》，中国艺术研究院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张蔚：《闹节——山东三大秧歌的仪式性与反仪式性》，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刘统霞：《被表述的民俗艺术——对商河鼓子秧歌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郭凌燕：《经历“非遗”——鲁中地区一种乡民艺术的当代变迁》，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53]刘晓春：《仪式与象征的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力与记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4]其中章丘“芯子”扮玩的口述史主要辑录在《山东省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第四辑）（济南市〈文化志〉资料专辑）》（1984）、《章丘民俗（文史资料第十二辑）》（1996）、《山东省志·民俗志》（1996）、《章丘文史资料选辑》（2001）；博山“芯子”扮玩的口述史主要辑录在《山东省淄博市文化志资料汇编（上卷）》（1985）。此后，又有苗万红编著的《章丘民间艺术》（2002），赵钟云先后编写的《曲山艺海话济南》（2002）、《济南民间歌舞》（2005），荣新的《济南民间艺术》（2010），李新华主编的《山东民间艺术志》（2010），庞宝龙编著的《山东传统舞蹈志》（2015），赵宇、孟梦主编的《我的家乡，我的舞蹈——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调研笔记》（2015）等。

[55]高向华：《村落组织与乡民艺术表演——以章丘三德范扮玩为核心个案》，山东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56]［英］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著，章浩、沈杨译：《艺术社会学》，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57]方李莉：《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西方艺术人类学述论》，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58]何明、洪颖认为，这三种艺术形式都可以纳入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范畴。“日常生活化的”艺术主要是指机械复制时代的大众艺术、通俗艺术，如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曾一度流行的波普艺术以及电影、音乐等；“仪式中的”艺术，大略相当于格尔茨笔下的“圣化的活动”，主要是日常生活以外与宗教、政治相关的活动；而所谓“为展演的”艺术，主要是指通过剧院、画廊、音乐厅、出版社等中介机构，为呈现“艺术为何”的作品／行为，它既包括学院派的“精英”艺术，也包括民间流行的“大众”艺术。何明、洪颖：《回到生活：关于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问题的反思》，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

[59]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60]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95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本书的核心观点相近，刘志伟表示：“我不太接受近年来一些学者不时会提到的所谓‘国家与社会’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把国家和社会看成是两个不同的对象，虽然都会说研究的是它们之间如何互动和渗透，但前提都是将其视为对立的实体。”同上，第94页。

[61]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62]金一虹：《中国新农村性别结构变迁研究：流动的父权》，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0～431页。

[63]阎云翔著，龚小夏译：《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5页。

[64]王荣武、王思斌：《管理区干部和村干部的互动过程与行为》，载《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

[65]有当地村民认真地说：我们三德范从来就是实行高度自我管理，如果外乡人来自己村当领导，“无论是旧社会的乡长、镇长，还是新中国后的大队长，现在的管理区书记，非要硬往下安排的话，干不长，也干不了”。这种类似的说法在年长者那里经常听说。

[66]常建华：《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载《人民日报》2011年3月31日。

[67]万建中：《民俗志写作的缺陷与应有的追求》，载《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

[68]孙立平认为，“芝加哥学派”式的历史分析，“提供的并不是一种连贯而流畅的过程，其在每一时段上的事件仍然是静态的，展示出来的只是众多静态事件所构成的序列。而‘过程－事件分析’，所追求的则是一种对事物过程的连贯与流畅的描述与解释”。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洞察》，见王汉生、杨善华主编《农村基层政权运行与村民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69]谢立中：《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看》，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70]为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直接电影”学派推崇，代表人物是艾尔伯特·梅索斯和弟弟大卫·梅索斯。所谓“墙上的苍蝇”（fly on the wall）的风格，顾名思义，拍摄者要像墙上的苍蝇一样，静静地观察事件的发生、发展，切忌去影响事件，要让场景里的人物维持自己的生活，双方尽量做到互不影响。

[71]刘宗迪本人对这场网络论争被冠以“石榴之争”之名十分反感，认为这既不严肃又极其“肉麻”。站在读者批评的角度，本书仍旧采用了这种表述，谨此说明。

[72]吕微、刘宗迪、施爱东：《两种文化：田野是“实验场”还是“我们的生活本身”（续）》，载《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1期。另参巴莫曲布嫫：《民俗学伦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载《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刁统菊：《民俗学学术伦理追问：谁给了我们窥探的权利？——从个人田野研究的困惑谈起》，载《民俗研究》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