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关于如何采集、利用和表述田野资料，让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很困惑。在西方，帕森斯之后的社会学家们开始怀疑涂尔干所谓的“社会是体现在集体表征之中的被崇拜物”“社会事实只能经由统计手段才能被发现”这类带有神秘色彩的社会实在论。因此，田野资料特别是口述史资料、访谈资料，在保持着科学主义观点的学者那里总被认为是靠不住的。
实际上，不同学科、不同流派，乃至同一学科不同学术观点的研究者总能找到自己的立场和相应的解决办法。传统历史学、社会学研究主要采纳了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的方法，学者们努力从社会的正式结构、组织和制度框架内部去把握历史或现实的社会结构与运作过程。这种研究策略的缺点在于把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进行复杂的“话语分析”，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卓异的建构能力，但生僻玄奥的理论术语和理论模型难免让读者有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的感觉。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关于生活的研究如火如荼，但长期以来，也面临着“人”的缺位的问题——“长时段”之外，对日常生活里的个体生命的关注还远远不够。[66]在民俗志实践领域，万建中批评说：“写作成为一种复制过程，这种复制指的是写作对写作的复制……民俗志成为没有叙事主体的资料集。”[67]在社会学领域，以乡土社会个案研究为对象，为了体现“有主体的人”的知识生产，有学者针对日常生活叙事的书写问题提出了一个带有方法论色彩的研究策略，即“过程－事件分析”法。这种有别于“文本概括”（如《江村经济》）而倾向于“文学概括”（如《金翼》）的理念实则并不新鲜，它可以追溯到美国芝加哥学派基于历史分析的“生活研究法”。[68]但它从实践层面为搭建日常生活叙事与宏大叙事之间的桥梁创造了一种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批评“过程－事件分析”与“结构－制度分析”存在着内在理路的不可通约性[69]，认为前者常表现出修辞化与空洞化的倾向，有可能削弱对区域社会深层权力机制的分析。根据以上各家观点，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尝试并采用将“过程—事件分析”落实到“主位叙事”视角的办法。具体说来，即在事件表述过程中，多从生活主体“第一人称”的视角审视乡民的生命历程、生活感受和生命理解。简单地说，本书所倾向的“主位叙事”就是更多地让生活主体讲述自己的故事，研究学者则站在他们的立场、角度及所处的环境中“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地去阐释、解读叙述主体的真性情、潜台词和生活感，从而让读者对个体叙事背后潜藏的生活意义进行反思、观照。
同时，文献研究与主位叙事的方法是本书研究的“一体两翼”。(www.xing528.com)
赵世瑜曾指出：“理解一种乡土艺术的文本不仅需要考虑现实的语境，还要考虑一个历史的或者动态的语境。”对比同样习惯于田野调查的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尽管认识到各类民间文献的重要性，但只有少数在村落语境开展工作的民俗学者能够比较熟练地使用它们。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学者主观上学术旨趣的差别，也有所在村落客观上民间文献缺失的原因。但无论如何，缺少对民间文献的使用和分析，不免会阻碍我们将村落放置在长时段里给予动态性、过程性的理解。
幸运的是，三德范村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延续了很好的档案管理制度，无论是清中叶以来的部分民间文书、集体化时代的统计数据，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类官方文件，都在“三德范村档案馆”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各类资料有3970余件，且各类资料均在持续补充和更新中。传统文献、民间文献之外，结合笔者多次田野调查所积累、收获的录音访谈和视频资料，现有的材料大致上能勾勒出1949年以来，三德范村的政权建设、意识形态、婚姻家庭、人口流动、生产生活、社区建设、生态环境、灾荒救济和慈善事业等结构性变迁的原始面貌。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着在写作中将一些民间文献放置到村落社会所经历的历史进程中，并尽可能还原当时的集体生活与个体经历的场景。因此本书呈现的主要就是这些乡土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记忆碎片和礼俗智慧，以及国家政治和民众生活交织在一起的风俗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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