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蒋梦麟被誉为“以儒立身，以道处世，以墨治学，以西办事”的受过西方系统教育的学者。他曾这样描述传统中国社会的“自治”景象：“一般人都说中国的四万万人像一盘散沙，如果说中国的人口是由许多自治的小单位构成的，倒更切近事实。中国的民主体制包括千千万万的这种单位，由几千年来累积下来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生活理想疏松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或大或小的单位是以家庭、行业和传统为基础而形成的。个人由这些共同的关系与各自治团体发生联系，因此团体内各分子的关系比对广大的社会更为亲切。”[28]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的久远、文化的多样以及地域的辽阔，很难简单认定在漫长历史时期内传统乡村社会只存在唯一一种治理模式。从大量历史文献、乡规乡约乃至族谱等文本系统、祠堂等历史遗迹，都可看到中国乡村自治传统的根深蒂固。”[29]但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蒋梦麟笔下的这种“自治”传统逐渐萎缩，甚至在特殊历史阶段几近湮灭、消亡。
那么，曾经在中国乡土社会普遍存在的“自治”传统和现象，是怎样向国家治理“现代化”转换的呢？
宋小伟、楚成亚认为：“乡村秩序的构建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历史上它一直处于村庄内生秩序和国家行政权力这两股力量互相博弈结果的支配之下。进入20世纪之前，这两种力量相互游离，乡村秩序在国家行政力量的‘默许’下由村庄内生秩序主导并掌控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国家行政权力开始将其触角深入到乡村社会的最底层，并逐渐将其严格地控制在国家机构手中，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末。”[30]苏海新、吴家庆则将这个过程细分为“1949年以前国家统治下的‘县政绅治’模式、1949年之后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合一’模式和1978年以来国家治理下的‘乡政村治’模式三个阶段”[31]。他们强调这个过程是“从传统的政治统治转向政治管理最终过渡到现代的公共治理过程，内含着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其突出表现在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法定的基层政权由县一级延伸到了乡镇一级；不仅如此，村一级的组织虽然在法律上是自治组织，但在事实上也受乡镇政府的领导，可以被认为是最低层级的准政府。”[32]由此，在乡土社会，传统意义上的“民间自治”走向了全面解构，而作为国家制度安排的“村民自治”，则最终以农村社会学所定义的“乡村治理”的面孔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正在发生的历史，也是本书展开讨论的时代大背景。
但是，随着政权下乡、政党下乡一系列举措的完成，民间自治传统被形塑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之后，以“乡政村治”模式为代表的“村民自治”实践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在理论层面上，以徐勇、吴毅、贺雪峰、罗兴佐、董磊明等为代表的“华中乡土派”一向以乡村治理研究著称。但无论是在国家制度层面，还是在理论创新层面，关于“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研究策略和实施效应的质疑与回应一直不断。[33]在实践意义上，有学者批评：“改革开放后，行政从农村退出并非行政力量不够强大，恰相反是行政力量过于强大，完全窒息了社会自身的发展愿望。”[34]特别是近年来，出现了“人口空心化导致乡村治理主体缺失；村庄经济衰败弱化了乡村治理的基础；村级党组织弱化导致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信任缺失；基层民主虚置使村民自治运行不畅”[35]等诸多问题。汪荣认为：“从多年的乡村治理实践来看，村治与乡政的合流最终占据主导地位，实际运行中的村治与乡政主要表现为合流与冲突的关系，使村民自治正在逐步丧失其本有的自治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衰变为‘乡政统治’。面对一些地方乡政村治的困境，学术界不得不深入思考乡村治理的出路何在？”[36](www.xing528.com)
实践证明，面对中国乡村在社会快速转型期的复杂矛盾，“村民自治”制度在面临实际问题时屡屡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徐勇也不得不承认：“新世纪以来，由于以村委会为自治体的村民自治在实践中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处于发展的瓶颈状态，农村治理更多的是依靠外力推动，有人因此宣告‘自治已死’，村民自治研究由一度的红火而淡出学界，甚至为学界所遗忘。”[37]朱政解释说：“世纪沉浮，国家权力在中国乡村的下沉与后撤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与乡村本身形成互动，相互形塑。现在回过头看，有其成功的一面，但也必须承认，不论是政府还是学者，面对乡村社会各个时期的剧烈变化，皆显得被动。总之，我们对中国乡村的观察和研究尚不够深入，对于未来中国乡村的理想图景也缺乏共识。”[38]针对以上问题，应星认为：“也许只有同时依靠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精深阅读和对中国乡村社会实践逻辑的敏锐洞察，也即依靠理论素养和经验直觉的相互滋养，我们才能捕捉到中国乡村社会在转型期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微妙状态，从而可望走出一条真正的理论创新之路。”[39]
那么，我们如何通过“对中国乡村社会实践逻辑的敏锐洞察”，捕捉中国乡村社会在转型期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微妙状态呢？近年来，一批学者从田野调查出发，将中国社会中的“礼”“俗”话语与“礼俗互动”传统，同国家和地方社会的大小政治传统联系起来，显示出比较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强劲的研究活力。笔者发现，这种走向“田野与社会”，从“礼俗互动”角度出发，对中国社会展开文化研究的取向已经成为学界不容忽视的视角。而这种思潮与本书的立论不谋而合，即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深入分析，探讨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以来国家制度和民众生活的关系以及它们多元同构的逻辑与机制。以此为前提，在充分挖掘中国社会“礼俗互动”运作机制的丰富性和特殊性的前提下，真正理解、拓展文化转型大背景下中国农民集体行动的复杂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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