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人抬垫纠纷引发的诉讼行为

当然，纳税人也并不永远是只是粮差、乡约等单方面提起诉讼的对象。经常能见到这样的事例，即纳税人在被卷入抬垫的纠纷后，震惊之余，也以此为契机，或者将问题送往调解，或者到县衙门去提起反诉，即以各种方法来主张自己的正当性。正如前述的事例一、二、三中所表明的那样，当他们认为自己握有正当性的时候，也会提出诉讼。

在前一节中的各个例子中，我们看到粮差、乡约等会以诉讼为手段，来努力回收抬垫的金额。而在纳税人的行为中，我们大致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从这一角度出发，必须注意到事例三。其中，在抬垫现场被认为是滞纳者的当事人，一方面主张自己没有纳税义务，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出现更多问题，会提起诉讼要求更改土地所有人的名义。

实际上，这种由纳税人提起的诉讼占据了抬垫案例的很大比重。在此，必须注意到的是，此类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达成土地登记这一行政手续。以下，将会再论述几个案例，作为事例三的补充。

事例七：《巴县档案（同治朝）》No.14592

瞿和顺的祖辈，以瞿国贤为名，在县衙的簿书中登记了承有一钱七分条粮的土地。道光年间（1821—1849），他将其中的的一钱一分条粮的土地捐献给禹王庙。这些土地后来被抱出（因成为他人养子而离开家）的叔父陈兴隆占据。因此，剩余的税粮一共有六分（条粮），其中的二分分给了亲族，由瞿和顺缴纳其余的四分条粮。不过，由于陈兴隆与庙中会众长期没有去更改土地名义，所以瞿和顺也被迫要代纳庙中的土地赋税。

蚁祖辈业，载条粮一钱七分，册名瞿国贤。道光年间，祖辈将业舍半禹王庙，舍约注粮一钱一分，抱出叔父陈兴隆归占。蚁业经族派粮二分，其余四分归蚁上纳。兴隆以及会众均未拨册，拖年久远，屡次推蚁垫纳，归派不给。”^[74]

其后，瞿和顺等人向县衙门提起诉讼，希望知县召集陈兴隆与庙中的会众，命令他们更改土地的名义人。^[75] 对此，知县的批示是：既然已经将土地捐献给禹王庙，为何当时不更改土地名义。同时仅仅命令其与庙中的会众交涉，进行土地名义的变更与纳税，而没有对他们进行召唤。^[76](www.xing528.com)

事例八：《巴县档案（同治朝）》No.14593

李坤山等陆续将土地分割为十三份，出卖给汪德顺。不过，汪德顺在购入土地后，却不交纳土地的条粮。因此之故，李坤山成为受害者，不得不常年替其纳税，而汪德顺则对此习以为常。同治五年（1866），虽然经过乡约颜恒发的催促，汪德顺仍然不纳税，因此经由乡约进行了抬垫。同治六年（1867），在乡约催促之后，汪德顺仍然逞其奸智拒不纳税。结果，乡约颜恒发对登记在簿册中的李氏提起了诉讼，李坤山经过差役的召唤后到案。^[77]

惊愕之余，李坤山将纠纷提交给团练进行调停，然而没有得到解决，于是自己也向县衙门提起诉讼，要求将汪德顺召唤到县衙门，并且要求基于契约进行土地名义的变更，确定纳税人。^[78] 其实，如果看巴县知县的批示，会发现其中已经下令将汪德顺一同召唤到县了。^[79]

从事例七与事例八两个事例来看，都是由于在相关者之间的商谈没有结果，团练的调停也没有结果，问题没能得到解决，目的无法达成，因此才最终引起反诉。瞿和顺与李坤山在案件中所请求的重点，都是在于防止今后再次被卷入麻烦，因此以诉讼为手段来催促土地名义的变更，并且确定具体的纳税义务人。此点与事例三的情况类似。而且与粮差、乡约以诉讼为手段来回收代垫金的行为也非常类似，即都是期待通过在县衙门提起诉讼，来推进行政上的业务执行。^[80]

即是说，此处也是诉讼行为与行政上的处理过程之间发生了联动关系。以征税的案件为例，前文已经指出，原本应该是行政的问题很容易便转化为与民事诉讼相同的诉讼行为。^[81] 不过，那并不单单是民事意义上对权利的主张，还包含有促进行政事业的意义。反过来说，这表明存在着一个侧面，即通过诉讼来处理行政事务，并以此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

一般来说，在诉讼的时候，往往会将禀状用作诉讼状。“禀”的含义是请愿，是在一般的请愿书中广泛使用的文书样式，而不是像诉讼状那样要求召唤被告。^[82] 就这一点来看，诉讼确实是一种广义上的请愿行为，即请求将自己从冤抑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因此，诉讼所覆盖的范围，不仅仅限于民事与刑事问题。如果造成冤抑的原因是行政上的疏忽的话，那么诉讼的对象也自然应该包括行政事务。^[83] 这样想来，诉讼其实出乎意料地涵盖了包括行政事务在内的广泛内容。而在纳税人的行为之中，也具有将征税事务与诉讼行为视为一体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