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粮差、乡约在乡里时，到底应该向谁索要抬垫的金钱，这一问题也往往成为纠纷出现的源头。这一问题的背景，则是由于县衙里的簿书往往有很多错漏，账册上的记载与实际情况经常大相径庭。例如虽然子孙这一代人已经继承了土地，但是在县衙的簿册中所登记的仍然是父祖辈的名字，这种情况非常多见。[56] 而且不仅如此，即使在土地买卖之后，土地的所有权已经转移到了他人手中，但是簿册中的名字却仍然是原所有者的名字，这种情况也很多。[57]
因此，当粮差与乡约已经取得了纳税证明之后，到底应该向乡里的谁索要金钱，成了一个极为错综复杂的问题。[58] 而由于粮差、乡约蛮横地向某个关联人强索金钱而引起纠纷的例子，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本节中，围绕着由谁来支付抬垫金额的问题，具体分析几个纠纷事例。
同治三年（1865），直里一甲的乡约宋永兴向职员黄授书索要抬垫的金额，由此引发纠纷。究其原因，是方秉慎从黄授书手中购买了土地，但没有向县衙门申报变更土地的所有人。此前，黄授书虽然曾就变更土地名义人的问题在县里提起过诉讼，也曾通过调解人向方秉慎提出过要求，但是仍未见解决。在被索要金额之后，黄授书提起了诉讼，[59] 将原中人何增镒、现土地所有人方秉慎以及乡约宋永兴都列为被告，还特别指控宋永兴没有及时变更土地名义（拨册）以及懈于纳税（完粮）。[60]（在此，依照档案的封皮，原告名为职员黄授书。）对此，知县的批示如下：
……买尔业，因何……该原中何增镒，何以匿不管理，……约宋永兴无所适从，仍向该职催纳……禀，恐有隐情，姑候签差查明，饬令……册完粮息事。一面根实禀覆，词不遵……并饬。”[61]
在此批示中，知县指出，由于直里一甲的乡约宋永兴不清楚应该向谁索要抬垫的金额，才会催促黄授书交纳。此外，知县还派遣差役进行调查。由于在档案中只保留有这一部分文书以及召唤票，因此无法清楚其后的进展。不过仍旧可以看到，知县发出了命令要求更换土地名义人，以及要求完纳税粮。
事例四：《巴县档案（同治朝）》No.14638(www.xing528.com)
同治八年（1870），廉里八甲的粮差文奎，为簿书上徐二志名义下的税粮、捐输等项目进行了抬垫，并在其后向徐二志的儿子徐文钟及徐郑氏索要金额。这时，徐文钟回答让他去向佃户邓玉顺索要。因此，文奎立刻对邓玉顺进行催促。
又徐二志名下应纳本年正粮银四钱二分外，有捐输等项，前任金主示期全完扫数，比追抬垫，代纳扫数。各票审呈。今役执票往二志家收讨。伊子徐文钟、次媳徐郑氏催伊佃户邓玉顺完纳。[62]
但是，在邓玉顺一方看来，他仅仅只是租佃土地的佃户，没有道理要他来纳税。因此，佃户用暴力将粮差赶走了。[63] 随后，廉里八甲的粮差文奎向县衙门提起诉讼，将徐文钟、徐郑氏以及邓玉顺都列为被告。在此可以看到，在回收抬垫金额的时候，甚至有涉及到佃户的案件。
从这些事例来看，在事例三乡约宋永兴的例子中，他向土地的前所有人黄授书索要垫付的金额，而在事例四粮差文奎的案例中，粮差则向佃户邓玉顺索要金额。可知，在粮差、乡约等人回收抬垫金额的时候，是以所有的关联人为收取对象的。本来从粮差、乡约的立场来看，只要能够回收到金钱便好，而“到底应该向谁索取”这一正当性的问题，毋宁说是被放在了第二位。可以猜想，粮差等人都会倾向于向容易回收的对象索要，强迫他们支付金额。这一点应当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而且，这一点还会因为县衙中簿册的残缺等制度性缺陷而进一步恶化。虽然土地在不断地被继承和转卖，但是土地名义却往往没有变更。这一缺陷，使得粮差、乡约等向所有相关人员索要金额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一方面，粮差、乡约等人主观倾向于向最容易回收的对象索要金额，另一方面则因为制度缺陷客观地导致会向所有相关人员索要金额。这两方面的因素相互关联，难以分离。
这样，在抬垫问题中，纳税人应该支付多少金额的问题，以及应该由谁来支付的问题，便很容易转化成为下面的情况——即粮差与乡约针对更容易够回收到金钱的对象，索取尽可能多金钱的行为。于是在纳税人一方，也便把由此产生的问题，提交到交涉与诉讼的场合。即也可以说，正因为抬垫本身的构造中含有引起纠纷的因素，因此自然会导致问题的升级。在下一节中，我们便要探讨在这一纠纷与诉讼之间产生的联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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