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人与粮差、乡约之间的支付金额纠纷

如前所论，粮差与乡约在各自所担当的甲中，都需要分担垫付未缴纳的赋税额。这种税额不仅仅包括正税银（也被称税粮、地丁银），还包括捐输银、津贴银（都是地丁银的附加税）、夫马银（驿站经费）、三费银（充当人命案件的验尸、逮捕犯人、押解犯人的经费）等。虽然正税本身数额很少，但实际上需要支付的税额，即纳税总额，却能够达到正税的七倍到九倍的数量。他们在代垫了税额之后，便会立即拿着纳税票下乡，向未纳税人回收抬垫的金额。此时，在粮差、乡约和纳税人之间，便经常会发生纠纷。

B.W.Reed 氏在其研究中论述了巴县档案中的一件文书，展示了最终导致诉讼的一次抬垫纠纷。^[42] 在此类由抬垫导致的纠纷中，主要包括两个类别，其一是纳税人到底应该支付多少金额的问题，其二则是到底应该由谁来支付的问题。当然，在诉讼案卷中，绝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明确写明纠纷的原因。但在笔者看来，即使在没有写原因的案件中，毫无疑问也有这样两个导致纠纷的潜在因素。

本章将以巴县档案的实例为基础，来探讨在抬垫的事例中会发生怎样的纷争，又是如何与诉讼之间产生联动的问题。在此，首先要探讨的是，由于粮差、乡约要求纳税人支付过多金额而导致纠纷的案例。

事例一：《巴县档案（同治朝）》No.863

多年以来，礼房吏书（胥吏头领）金焕章都包揽了其邻居李王氏的税粮（即代为纳税）。但在同治六年（1867），由于他前往成都出差，回来迟了。其间，乡约陈寿山便将李王氏的十四两六钱二分的税额，通过抬垫的方式代纳了。其后，金焕章得知了这一事情。^[43]

书即托人向伊言明误纳情由，认照向年甲约抬粮老例，除应纳正数外，每粮按月帮给息银三分，寿山不允。旁劝书同李王氏再给路赀钱五千。殊伊藉搕心坚，勒要银四十两不少。^[44]

据此，在一开始，金焕章与李王氏希望按照月利三分的利息来支付抬垫的金额，但是这一希望被乡约陈寿山拒绝了。此后，他们让步愿意再加上5000 文（相当于银三到四两）的路费，这一要求也被乡约拒绝了。相反，乡约向他们索要四十两的巨额金钱，最终导致诉讼发生。其后，据知县的批示，金焕章在巴县户房内清算应该支付的金额，^[45] 并以此为基础，按照月利三分（3%）进行加算，命令其一共返还一十五两五钱银子。案件到此便中断了。^[46]

事例二：《巴县档案（同治朝）》No.14554(www.xing528.com)

在县衙门的簿册上，张德祥及其亲族是以张四合的名字进行的土地登记，正粮是三钱七分。同治三年（1865），节里一甲的乡约张薰山，以抬垫的方式垫付了张四合的纳税，总额共三两余银。张德祥及其亲属希望以原价（三两余）偿还纳税银。然而，乡约张薰山却索要四十八两的巨大金额。虽然张德祥等人找到调解人，声称愿意支付七两银子，但是乡约一方却不愿意接受。于是，这一纠纷便升级为诉讼。

蚁等弟兄与侄系属四房，分居多年。祖遗微业，每年应上粮银三钱七分，蚁等共以张四合册名上纳无异。事因蚁等在外小贸，今八月蚁等归家上粮，不料，乡约张薰山于七月内，将蚁等粮银抬上。蚁等清理。薰山称伊抬上银三两余。蚁等允给。伊尤要蚁等给银四十八两，始肯还蚁粮票。蚁等无奈，央周天成、李瑞兴等，认还伊银七两。薫山不依，仍勒要银四十余两，掯票不给。^[47]

在巴县知县的批示中，认可了张德祥等支付七两的要求，并且将张薰山的行为判定为不当。^[48] 此外，还命令张德祥将七两银子预存在巴县衙门的户房中，召唤张薰山到县衙领回银两。^[49] 在此，纳税人张德祥与知县一样，都认为按照双倍的金额支付抬垫银子便足够了。不过，张薰山一方却不愿意领收银子，其后还不断地提起诉讼，要求取消此前的裁断。在档案中，最终未能见到这一案件的最后审结。^[50]

当粮差、乡约等在乡里回收垫付的金额时，虽然正式规定是按每月三分利息收取，^[51] 但实际上向纳税人索要的金额，却根本不可能保持在这个限度内。究其原因，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下，粮差和乡约是从钱铺中借钱出来进行抬垫的，因此他们向纳税人回收的金钱，必须要高于还钱给钱铺时的原利息。^[52] 此外在现实中，也不可能从所有未纳税人手中收取到抬垫的钱，因此必须预先估计无法回收的部分，在收取时追加上这部分。若非如此，恐怕粮差和乡约都会遭受损失。^[53]

以上的部分再加上往返的路费等手续费，便是粮差、乡约等向未纳税人索要的金额。而另一方面，在纳税人一方，自然会尽可能地要求按照月利三分的额度来支付金额，并且就这一问题进行交涉。在广泛存在抬垫的情况下，自然可以认为，会在支付抬垫金额的时候出现相应的“行情”。例如在事例一的金焕章案件中，添加的5 000文便是这一情况，而在事例二的张德祥案件中，增加一倍至七两银也是类似的情况。

不过在事例一和事例二中，无论是乡约陈寿山还是张薰山，都索要超过四十两的巨大金额，且不愿让步。虽然粮差和乡约在索要金额时要预先添加上各种手续费，但是为了填补无法回收的部分，他们很可能会希望尽可能多地从未纳人手中榨取金钱。在以上的两个例子中，正因为乡约看到金焕章、李王氏以及张德祥等都是富裕阶层，^[54] 才会企图向他们索要巨额金钱。这正是史料中屡次出现的“有垫银一两，还至十两者”^[55]的恶弊实态。

因此，虽说存在着支付抬垫金额时候的“行情”，但最终金额仍旧是在粮差、乡约与纳税人双方的交涉中最后确定的。在此，首先要确认在粮差、乡约与纳税人之间争论的焦点为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