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县衙门中，存在着专门承担徭役的下役，他们被总称为衙役。其中，以催税业务为主要工作的快役（也被称为快班、粮快、粮班），在巴县的各种衙役之中占有极大的分量。快役系统之中有着领役—总役—散役的各个层次，此外还分为三里六班（在西城里、居义里、怀石里这三里之中，各自有左右两班）轮流担任职务。与领役、总役在县衙之中等候差遣不同，散役分散在乡村中承担职事。[28]
巴县的乡村地区，原本是由西城里、居义里、怀石里三里构成，但其后又进行了划分。在同治时期，被划分成了直里、正里、祥里、智里、慈里、忠里、节里、孝里、廉里与仁里这十里。不过，快役所属的班，仍旧使用原来三里的名称。其中，西城里的班要负责直里、正里、祥里、智里与慈里，居义里的班负责忠里与节里，而怀石里的班则要负责孝里、廉里与仁里。
此处所说的“粮差”在史料之中经常出现，是指担任催税任务的快役。这种粮差，各自承担的地区范围各不相同，例如怀石里的粮差朱洪就“承管孝里全甲”[29]，所承担的是一个里（包括十个甲）的广阔地域；而同为怀石里的散役潘玉，则“承管廉里七甲条粮”，[30] 他所负责的仅仅是一个甲的区域。众所周知，由于快班中包含有大量的人员，在承担一个甲的催税业务时，应该能配备足够的人员。
另一方面，乡约则是从当地里甲的住民之中选出来的乡村地区的下役，由他们来协助粮差一同承担催税的业务。虽然大部分的情况是一个甲设置一名乡约，[31] 但是根据各甲人户的多寡，也有着各种情况。[32] 例如有一个甲由两名或者四名乡约分担的例子[33]；相反，也有由一名乡约承担两个甚至四个甲的例子。[34] 这种情况，既可以说是具体表明某一个甲的工作需要多少人手才能完成的问题，反过来，也表明从该甲的工作中能够获得多少收益，能养活多少人，而粮差与乡约的人数都是根据这一收益来决定的。
从此种抬垫现象来看，可以说粮差与乡约都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收益，因此在税粮征收的时候采取承包赋税的方法。[35]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粮差与乡约等人在县衙门和地方社会两面都有着广泛的联系，而在与抬垫相关的金钱回收过程中，大概也能够灵活地运用这些关系。例如在同治六年（1867年），节里九甲的乡约熊三泰、陈治顺宣称他们被迫垫付的税赋款目，其实是由县衙门里的胥吏所实施的税粮飞洒（即将税额寄洒到他人名下的行为）而来，因此与胥吏之间起了纠纷：
便蚁等算收垫项。害遭房书王曙亭及张益瑞舞弊包骗蚁等□两，蚁投里甲总役钦洪，邀集理剖。[36]
在此，他们委托县衙门的总役担任仲裁，由其进行调停。另一方面，当他们在节里九甲的乡村地区回收金钱的时候，同样是这两位乡约熊三泰与陈治顺，将（与纳税人的）纠纷带到了当地团练那里，委托团练来充当仲裁。(www.xing528.com)
害蚁被催，逼迫无奈，抬银垫上，各户纳票审呈。蚁续四处清查，始将各名访确，投团理讨。[37]
若粮差、乡约等无法顺利回收金钱，他们往往会在县里提起诉讼。一方面这由于粮差与乡约在垫付税粮之后，能够得到纳税的证据；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也能期待得到县衙门对他们的支持。[38] 这样一种诉讼行为，同样也是处在调停和仲裁行为的延长线上。如果由粮差和乡约提起诉讼，那么县衙门则往往会派出差役去帮助回收金钱。如果纳税人仍不支付金钱的话，那么县衙通常会在其后发出召唤的命令。[39] 而如果是私人间的债权回收诉讼的话，在知县的批示中往往只会催促当事人互相间的交涉处理，而一般不会受理案件。可以看出，这两者有着极大的差异。
即是说，就抬垫而言，县衙门支持粮差和乡约这一点，可谓是自明的事实。因此，当围绕抬垫出现纠纷时，首先提起诉讼的绝大多数都是粮差与乡约。相反，由纳税人一方首先提起诉讼的例子极为稀少。
不过，如果纳税人认为自己一方拥有正当性的话，也会毫不犹豫地提起诉讼。一般想来，税收承包的对象似乎应是纳税额较少的贫穷者，[40] 但是从巴县档案中的史料来看，出乎意料的是，被垫付税额的纳税人之中有很多富裕者。这一点值得格外注意。[41] 他们如果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也会活用自己在县衙门和地方社会中的关系来争取利益。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有着很强的动机要将问题诉讼至县衙门，或者提交给地方上仲裁。
那么，当粮差、乡约与纳税人之间发生纠纷时，在抬垫的构造之中，哪一点才是主要的争论点呢？在下一节中，将依据巴县档案的史料，来探讨纷争的具体例子。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