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蒙古地方边防事务经费续表数据

光绪二十六年（1900）蒙古地方布置边防办理团练等项事务之经费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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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瑞洵奏销蒙古地方二十六年布置边防办理团练等项事务之经费事（附清单一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编号156107，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注释】

[1]本文为执行台湾科技事务主管部门计划研究成果，计划编号MOST 104-2410-H-001-044-MY2。承蒙助理王中奇女士、卫姿伃同学、林于量同学协助整理资料、校对，谨此致谢！

[2]赖惠敏，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岳麓书社2011年，第3 册，第542 页。

[4]参见《科布多参赞大臣那彦宝奏派出官兵查看扎哈沁所属地方严禁私挖铅矿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编号03-3986-020，第193微卷，第2939页，道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巴琫阿奏报遵旨将永远封禁之都兰哈拉铅厂地给还扎哈沁公托克托巴图并照旧设卡稽查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嘉庆朝》，编号404019375，嘉庆二十年七月二十日；《秀英奏报扎哈沁部落都兰哈喇地方并无偷挖铅砂事（折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编号157121，光绪朝。

[5]参见富俊：《科布多政务总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桂祥科布多奏稿》，收入吴丰培、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科布多史料辑存》，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桂祥科布多奏稿》其实是清安奏稿，相关研究参见周学军、姜向文：《为〈桂祥科布多奏稿〉正名》，载《历史档案》，2001年第2 期，第127—130 页。

[6]参见瑞洵：《散木居奏稿》，收入《内蒙古史志》，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第69、70 册；另著述《犬羊集》一卷、《犬羊续编》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7]参见连魁：《连魁科布多奏稿》，收入吴丰培、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科布多史料辑存》，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8]参见白剑光：《试论庚子之变后瑞洵在科布多地区的“筹防”活动》，载《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 期，第43—47 页。

[9]参见拙作《清代库伦的规费、杂赋与商人》，载《故宫学术季刊》，卷32第4期（2015年6月），第1—45页。

[10]参见拙作《清代科布多的官商》，收入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期，第23—51 页。

[11]参见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付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 页。

[12]富俊的《科布多政务总册》所参考的档册应是内阁题本户科《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官兵盐菜钱粮》的档案，如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开放查询。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迄光绪十八年（1890），由乌里雅苏台将军奏报钱粮四柱清册，可以清楚了解科布多的财政。

[13]参见陈崇凯、刘淼：《清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财政支出与财物监管》，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21—28页。

[14]参见［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Aleksei Matveevich Pozdneev）：《蒙古及蒙古人》，刘汉明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卷1，第332 页。

[15]参见富俊，《科布多政务总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第16—1 页。

[16]参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登录号230703-001，乾隆二十四年二月。

[17]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文献编号009770，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初三日。

[18]参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登录号230703-001，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清代理藩院数据辑录·嘉庆朝〈大清会典〉中的理藩院资料》，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8年，第80 页。

[19]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编号105679，同治朝。如同治十年（1871）领部票二百张，因乌城之警，商民不敢前往，仅领票五十张，尚有一百五十张未领。

[20]参见（清）托津等：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卷746，第1-1～1-2页。

[21]参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编号163451-001，嘉庆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编号03-3669-040，微卷171，页3155—3160，嘉庆九年六月初七日。

[22]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编号03-3872-048，第193 微卷，第0062—0093 页，道光二年四月初九日。另《旅蒙商大盛魁》载，由郭姓、范姓和马姓各一股外，后来元盛德加入二股，活佛雅克圪格森加入二股，共七个财股。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汇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旅蒙商大盛魁》，第83 页。

[23]参见佚名：《考察蒙古日记》，收入毕奥南主编：《清代蒙古游记选辑三十四种》（上册），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681 页。

[24]参见〔清〕托津等：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文海出版社1991年，卷52，第23—1 页。

[25]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领票贸易人往库伦恰克图花名册》记载了时间、汉名、蒙古名、籍贯、工作地点、工作性质、居处何处。参见《领票贸易人往库伦恰克图花名册》，台北“蒙藏委员会”藏蒙古国家档案局档案，编号001—011，第0189—0204 页。

[26]天义德铺伙范建勋口供称：“小的是山西祁县人，于嘉庆二十一年七月间朋立天义德买卖，共是六人。马贵成、谷玉通、范建勋三人，各出银五百两。依拉固克森胡图克图、元盛德、刘世瑞各出银二千两。刘世瑞的本银，是元盛德的商民郭振全交与小的。后来郭振全回家之时，向小的说刘世瑞就是阿勒精阿的名字。”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编号03-3872-048，第193 微卷，第0062—0093 页，道光二年四月初九日。

[27]参见［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Aleksei Matveevich Pozdneev）：《蒙古及蒙古人》，刘汉明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卷1，第358 页。

[28]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编号03-3872-048，第193 微卷，第0062—0093 页，道光二年四月初九日。

[29]参见樊镛：《科布多风土记》，载《东方杂志》，卷9号12（1913），第11—18页。

[30]以上口供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编号03-3872-048，第193微卷，第0062—0093 页，道光二年四月初九日。

[31]以上口供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编号03-3969-020，第268 微卷，第1053—1062 页，道光二年六月十二日。

[32]参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编号129993-001，道光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33]参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编号132960-001，道光三年三月。

[34]参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编号208285-001，咸丰元年五月初九日。

[35]参见富俊：《科布多政务总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版，第16—1页。

[36]参见宝音朝克图、王国军：《浅析清代科布多屯田》，载《西部蒙古论坛》，2014年第2期，第3—8页。

[37]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题本户科》，档案编号02-01-04-18135-002，嘉庆二年。

[38]参见［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Aleksei Matveevich Pozdneev）：《蒙古及蒙古人》，刘汉明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卷1，第333 页。

[39]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编号408005680，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七日。

[40]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编号03-5936-100，第445 微卷，第0065-0067页，光绪二十五年。

[41]参见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44 页。

[42]参见樊镛：《科布多风土记》，载《东方杂志》，卷9号12，第11—18页；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28—130 页；徐珂编：《实用北京指南》，商务印书馆1920年，第242 页。

[43]参见今堀诚二：《中国封建社会の機構—帰綏（呼和浩特）における社会集団の実態調查—》，日本学术振兴会1955年版，第207、717 页。

[44]参见今堀诚二：《中国封建社会の機構—帰綏（呼和浩特）における社会集団の実態調查—》，日本学术振兴会1955年版，第482—483、776 页。

[45]参见今堀诚二：《中国封建社会の機構—帰綏（呼和浩特）における社会集団の実態調查—》，日本学术振兴会1955年，第254、279 页。

[46]参见小西茂：《張家口の事情》，东亚同文会1921年，第34 页。

[47]参见［俄］伊·米·迈斯基：《革命前夜的外蒙古经济》，收入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印：《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内蒙古大学1975年，第4 辑，第52—53 页。库伦的商号不存在任何的专业化，每家商号什么都卖：茶叶、面粉、布匹、马鞍、祭祀物品等；什么都买：牲畜、皮子、毛线等。只有大盛魁和天义德不是商店，而是银号，参见同上，第55 页。

[48]参见今堀诚二：《中国封建社会の機構—帰綏（呼和浩特）における社会集団の実態調查—》，日本学术振兴会1955年，第507、782 页。

[49]参见许檀编：《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29页。

[50]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编号106297，同治朝。(www.xing528.com)

[51]参见毕晴帆：《蒙行随笔》，收入《中国边疆行纪调查记报告书等边务资料丛编》（初编），蝠池书院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22 册，第277、288 页；京师总商会汇纂：《1919年京师总商会众号一览表》，收入孙健主编：《北京经济史资料：近代北京商业部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第737—742页。

[52]参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商务档》，编号03-32-177-02-002，民国七年一月六日。

[53]参见拙作《清乾隆朝内务府皮货买卖与京城时尚》，收入胡晓真、王鸿泰主编：《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允晨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103—144 页。

[54]参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商务档》，编号03-17-002-03-004，民国三年（1914）九月。

[55]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编号138801，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

[56]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编号408004249，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57]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编号140523，光绪朝。

[58]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编号408004249，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59]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编号04-01-01-941-024，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60]佚名：《归化城与蒙古新疆间之贸易状况》，载《中外经济周刊》，第149期（1926），第7—24 页。

[61]参见［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Aleksei Matveevich Pozdneev）：《蒙古及蒙古人》，刘汉明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卷2，第97 页。

[62]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编号03-5936-100，第445 微卷，第0065—0067页，光绪二十五年。又，巡补沙玉福向在杜尔伯特贸易商民赵汝霖等勒索银两，内由麟镐手送来银帖一张，银系百两，俱扣在本帮办手中，以为把握，俾作证据。

[63]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编号04-01-01-941-024，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64]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编号03-5391-054，第407 微卷，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三日。

[65]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编号408004249，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66]参见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5—105 页。

[67]参见彭贺超：《清末新政伊始地方督抚编练新军研究》，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1 期（2016年3 月），第47—97 页。

[68]参见白剑光：《试论庚子之变后瑞洵在科布多地区的“筹防”活动》，载《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 期，第43—47 页。

[69]参见樊明方：《清末外蒙新政述评》，载《西域研究》，2005年第1期，第35—43 页。

[70]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编号156107，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附清单一。

[71]参见瑞洵：《散木居奏稿》，收入《内蒙古史志》，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版，第69册，第4 卷，第131—132 页。

[72]参见瑞洵：《散木居奏稿》，收入《内蒙古史志》，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版，第69 册，第4 卷，第163—164 页。

[73]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编号03-6580-050，第496 微卷，第1463—1470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74]参见连魁：《连魁科布多奏稿》，收入吴丰培、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科布多史料辑存》，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7-2～9-1 页。

[75]参见连魁：《连魁科布多奏稿》，收入吴丰培、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科布多史料辑存》，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0-1～11-1页。景善供：“现年四十七岁，系绥远城正蓝旗满洲二甲，光绪七年奏派科布多戍守，至今二十四年，办理蒙古事宜，并无舛错。今被哈萨克总管苏喀尔拜呈控勒令贿赂一节，事出有因。”参见《瑞洵奏请以景善补蒙古帮办章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编号152999，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76]参见周学锋、马云：《清末阿尔泰哈萨克迁徙始末》，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卷23 第3 期（2009年6 月），第74—77 页。

[77]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编号03-3985-069，第269 微卷，第0989—0990页，道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78]参见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卷524，第14521 页。

[79]参见瑞洵：《散木居奏稿》，收入《内蒙古史志》，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版，第69 册，第11 卷，第353 页。

[80]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编号03-7392-045，第150 微卷，第2164—2185页，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三日。

[81]参见瑞洵：《散木居奏稿》，收入《内蒙古史志》，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第70册，第22卷，第207—208 页，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82]乌梁海蒙古副都统察罕博勒克、散秩大臣巴尔丹多尔济等供称：“光绪三十年二月间，景章京传知乌梁海说你们穷苦人少，将你们游牧赏给哈萨克。因将我们原住的科布多河、察罕河、哈拉噶纳图河、大彦淖尔等处好地调取，赏给四鄂拓克哈萨克等。”参见连魁：《连魁科布多奏稿》，收入吴丰培、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科布多史料辑存》，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3-2～4-2页。

[83]参见连魁：《连魁科布多奏稿》，收入吴丰培、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科布多史料辑存》，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9-1～10-1 页。

[84]参见郭美兰：《清代布伦托海办事大臣的设立及其裁撤》，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第59—67 页。

[85]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编号153015，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86]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编号156111，光绪朝。

[87]参见瑞洵：《散木居奏稿》，收入《内蒙古史志》，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第70 册，第14卷，第24—27 页，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八日。

[88]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编号156106，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89]参见瑞洵：《散木居奏稿》，收入《内蒙古史志》，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第70 册，第21卷，第185—191 页，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90]参见瑞洵：《散木居奏稿》，收入《内蒙古史志》，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第70 册，第21卷，第185—191 页，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91]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编号03-7392-046，第150 微卷，第2186—2190页，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三日；瑞洵：《散木居奏稿》，收入《内蒙古史志》，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第69 册，第10 卷，第341—342 页，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92]参见芦婷婷：《晚清蒙古台站弊端》，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0 卷第6期（2014年11月），第5—9页；同作者《晚清蒙古台站弊端再析》，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8 卷第4 期（2016年7 月），第31—34 页。

[93]参见拙作《清代乌里雅苏台的衙门与商号》，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94]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编号04-01-01-1075-004，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95]参见佚名：《考察蒙古日记》，收入毕奥南主编：《清代蒙古游记选辑三十四种》（上册），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666 页。

[96]参见孟榘：《乌城回忆录》，收入《中国边疆行纪调查记报告书等边务资料丛编》（初编），蝠池书院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22 册，第347 页。

[97]参见孟榘：《乌城回忆录》，收入《中国边疆行纪调查记报告书等边务资料丛编》（初编），蝠池书院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22 册，第357 页。

[98]参见志锐：《廓轩竹枝词》，收入毕奥南主编：《清代蒙古游记选辑三十四种》（上册），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610 页。

[99]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编号03-7392-049，第150 微卷，第2194—2204页，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八日。

[100]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编号03-7392-049，第150 微卷，第2194—2204页，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八日。

[101]参见连魁：《连魁科布多奏稿》，收入吴丰培、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科布多史料辑存》，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5-2～6-2 页。

[102]参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商务档》，编号03-32-177-02-002，民国七年一月六日。

[103]参见孟榘：《乌里雅苏台回忆录》，收入《中国边疆行纪调查记报告书等边务资料丛编》（初编），蝠池书院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22 册，第349 页。

[104]参见拙作《清代库伦的规费、杂赋与商人》，载《故宫学术季刊》，第32 卷第4 期，第1—4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