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四年（1759），户部奉上谕：“向来前往蒙古部落贸易商人，由部领给照票，稽核放行。……嗣后凡有领票前赴贸易人等，所过喀尔喀各旗，仍照旧随便交易……以裨生业。其一切稽察弹压，地方官及各扎萨克留心妥协经理。”[16] 乾隆二十四年（1759）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提及：“恰克图库伦贸易人等向来由部领票前往。……往乌里雅苏台等处贸易商民俱照库伦、恰克图之例，给予部票前往，无票者不准贸易。”[17] 自从雍正五年（1727）签订中俄恰克图条约以来，商人前往恰克图向来由户部发给部票，往乌里雅苏台亦比照库伦、恰克图之例，给予部票。
乾隆二十四年以后，商人至蒙古边疆贸易，改由理藩院给院票：“凡互市，商给以院票。各商至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及喀尔喀各部落者，皆给院票。由直隶出口者，在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票，由山西出口者，在绥远城将军衙门领票，以该商姓名、货物及所往之地、起程之期书单黏合院票给与。其已至所往之处，又欲他往者，许呈明该处将军、大臣、扎萨克，改给执照。……各商至乌里雅苏台者。由定边左副将军、兵部司官稽察。”[18] 理藩院发给的院票，档案仍称为“部票”；至于定边左副将军、库伦办事大臣、蒙古扎萨克等给执照，档案则称为“照票”或“路引”。归化商人应领理藩院给发之部票，由绥远城将军委员于春季赴理藩院领票，秋末冬初商民始行领票贸易，至年终将放剩之票咨送理藩院查销。[19]
商人在蒙古各旗贸易，唯独乌梁海地区被禁止。嘉庆二年（1797）谕：“乌梁海地方系在卡伦之外，商民等私自前往贸易，俱由该将军大臣等平日不能留心所致，不可不亟为禁止。将此通谕西北两路各城驻札办事将军大臣等，嗣后内地商民，各宜留心体察。如有应与外藩贸易对象，俟该处人等到后，再令互相交易，毋得任意越界妄行。永着为令。”嘉庆九年（1804）奏准：“嗣后将唐努乌梁海三佐领、乌里雅苏台北边九台站，民人贸易之处，永行禁止。其乌梁海人等，有买取什物者，于进皮张之便前往乌里雅苏台贸易。”[20] 清朝禁止商民到唐努乌梁海三佐领、乌里雅苏台北边九台站贸易。乌梁海人等要换取什物，必须在进贡貂皮之时前往乌里雅苏台贸易。然则档案上不乏商人到乌梁海贸易的记录，以下分叙之：
嘉庆九年（1804），成宽、萨木丕勒多尔济、长安奏，据楚布里雅台站章京达什扎布解送拿旧票偷将砖茶、烟、米、面等项驮去乌梁海旗贸易之民人徐兆基前来。据商民徐兆基供，嘉庆八年（1803）九月间，曾请执票前去唐努乌梁海章京巴达尔旗贸易，俟货物贸易完竣，才于次年五月十六日回乌里雅苏台。为图利仍欲潜去乌梁海旗贸易，并无票开销，商请店家民人鄂俊希去买四箱砖茶、十袋米面、一箱挂面、两箱烟，于十七日早交雇工蒙古德勒格尔、垂柱尔，潜出买卖街，到了楚布里雅台站被拿获。经与开店铺民人鄂俊希及蒙古德勒格尔、垂柱尔对质，严加审讯，皆坚供不移。查乌梁海旗贸易早已严禁，而民人徐兆基竟敢图利私运货物潜去贸易，实属故意违禁。似此不肖商民，若不示严惩，众商民不知畏惧。成宽等将徐兆基于买卖街枷号二个月，满日从重责处，驱逐回原籍，严加管束，不准出境；私带之砖茶、烟、面、米等项皆入官作为赏项；民人鄂俊希于住在伊店违禁之徐兆基，并不出首，反代为买什物私送，亦属有罪，鄂俊希枷号一个月，满日从重责处完结。[21]
徐兆基等被处枷号之事隔几年后，又有四合铺私自到乌梁海买羊，欠哈萨克人银两事。另有蒙古名达赖的汉商马贵成到乌梁海贸易，因有主事阿勒精阿的包庇，其结果与徐兆基事形成对比。
道光元年（1821），有噶勒柄阿到乌梁海验尸回来，到衙门同大家告说：
如今有三个哈萨克禀报说四合铺民人短他的羊银一千两余，要跟噶勒柄阿来科布多，噶勒柄阿饬令他们在卡伦等候办理。当即将四合铺民人岳金岱叫来询问，伊言说是由乌梁海买的。饬令教他急速凑办银两，因他不能凑办，是我告诉大盛魁、田酒铺、元盛德三家，每家借给银三百两分，半行息。[22]
科布多官员处置四合铺私自欠哈萨克人银两，向大盛魁、田酒铺、元盛德借钱还债，并没有追究铺民到乌梁海贸易的事情。
又有民人马贵成要往哈萨克地方贸易，乌梁海散秩大臣布彦德勒克差人将他的财物（两个元宝、两箱砖茶、一卷布、一篓酒）拿下，即办公文呈报科布多。第二日，科布多主事阿勒精阿把布彦德勒克叫在他家，说：“你将民人的元宝等物照旧交给民人。”布彦德勒克说：“民人住居我的游牧与哈萨克贸易，我们害怕不能给他。若是挪出我们的游牧之外，就给他的东西。现今民人还在我们的游牧内居住，所以没给他这元宝等物，还在我们旗下收着。”这案件说明汉商与哈萨克人等通商。根据《考察蒙古日记》载，由科城南通古城，仅十一台，为新疆与乌里雅苏台间的交通大道，故新疆省人亦多经商于此。[23]
有趣的是，汉人马贵成取蒙古名字，按照清朝理藩院规定：“票商令以现银现货交易，定限一年催回。不准藉索欠为名，潜留各部落，娶妻立产，不准取蒙古名字。”[24]虽禁止汉人取蒙古名字，但多数的汉人都有蒙古名。[25] 马贵成私赴乌梁海与哈萨克人贸易，又暴露了商号天义德股东成员。嘉庆二十一年（1816）七月间，有元盛德商民郭振全向阿勒精阿商议朋立天义德买卖，阿勒精阿依允了本银二千两合伙，账上写的是刘世瑞。天义德买卖共是六人入股，马贵成、谷玉通、范建勋三人各出银五百两，依拉固克森胡图克图、元盛德、刘世瑞各出银二千两。换言之，阿勒精阿纵容合伙人马贵成到乌梁海贸易；[26] 而阿勒精阿取了汉人名字参加贸易也是很奇特的现象。科布多建众安庙或称普宁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至三十二年（1767）修造完竣，有乾隆皇帝赐“普宁寺”匾额。[27] 波兹德涅耶夫提到有呼图克图一名，向系三音诺彦部和札萨克图汗部的呼图克图轮流担任。入股天义德的依拉固克森胡图克图应是众安庙的住持之一。(www.xing528.com)
阿勒精阿的父亲赶生也当过科布多主事衔，对待蒙古人甚好，明安特总管与乌梁海总管送过赶升、阿勒精阿银两、马匹等礼物，合银182 两。参领那逊、佐领额尔克图、骁骑校车林敦多克同供：“我们是明阿特旗下人，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二月间，已故总管吹说阿勒精阿系此处总理事务之人，吹出银一百两，带领已故参领特古斯，现任佐领额尔克图那逊，骁骑校达什巴尔、车林敦多克我们六人来到科布多，给阿勒精阿赠送礼物博勒克。阿勒精阿言说这银两我不用。我们再三说着才收了。后于二十五年（1820）五月间我们总管吹又出银五十两，交骁骑校车林敦多克，也给阿勒精阿送了博勒克了。”
参领索伦佐领拉木札布、阿玉什同供：“我们是已故额勒特总管依莫克旗下人，已故总管在世时说，阿勒精阿系此处总理事务之人。从前伊父赶升在此居住时，又合我们相好。依莫克出银一百两，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月里差交章京拉木札、布阿玉什等来给阿勒精阿送博勒克。阿勒精阿说我深知你们旗下穷苦，此项银两我不能收，因此我回游牧告诉我父亲总管依莫克后，于十二月间，我父亲依莫克叫我跟随到阿勒精阿家里，言说此是博勒克银一百两、信一封系送你父赶升的求祈转寄。止送阿勒精阿博勒克马一匹，阿勒精阿都收下了，给我缎子一匹，后来三年之间陆续送过博勒克马三匹。”[28] 樊镛《科布多风土记》载，科布多所属之各蒙古，向分为杜尔伯特、札哈沁、额鲁特及明阿特等旗，通名蒙古，至其究竟均为何种族，抑即同一种族，则不知其详。[29] 阿勒精阿担任科布多主事，各族群相继送礼，可见他人缘很好。
科布多除了蒙古人外，许多哈萨克人从新疆迁徙至此。面对新族群，阿勒精阿却敷衍了事，办事不力。乌梁海散秩大臣布彦德勒克供：“嘉庆二十年（1815）间，因哈萨克进了我们的游牧。呈报科布多由理藩院出派笔帖式德蒙额噶勒柄阿，我们副都统德勒克呼库，会同塔尔巴哈台大人将哈萨克全行撵出。”二十二年（1817）“有散秩大臣旗下蒙古格隆噶琫伙同民人往哈萨克地方贸易，回来赶着羊践踏我们旗下的麦地。呈报理藩院衙门众官员等说，这不是我们承办的事，你们自己将游牧内住的哈萨克撵去就是了。将原文驳回。”
阿勒精阿任科布多主事衔，虽官阶不高，却生活奢靡，曾连着三天三夜宴请该地的喇嘛、官员。额外笔帖式达哈布供：“去年四月间阿勒精阿城外请人，头日早晨请的是大人富和、札勒堪札胡图克图、员外郎武尔棍札布、安定。散后请的是达哈布、保祥连夜饮酒，听蒙古妇女歌唱，天亮之时才散。第二日将三部院笔帖式等都请来，大家散后达哈布、保祥等候骑马之间。有巴勒多尔济到来与达尔札口角争闹，达尔札打了巴勒多尔济两拳，阿勒精阿出去瞧看，巴勒多尔济就走了。后听人喊嚷说巴勒多尔济打了丹达尔的女人了，阿勒精阿令人将巴勒多尔济看守，我们就回来了。”
巴勒多尔济是个无赖，他供称：“我是额勒特章京阿玉什佐领下人，去年四月初间，我在街上喝醉吵嚷了几句，拉木札布将我捆上送进城来。理藩院衙门阿勒精阿等，因我喝醉，灌了我粪汁。又于本月二十间，我从买卖街上回家由城外路过，看见城外搭着布凉棚，又有许多人，我就去瞧看，与达尔札口角争闹。后到丹达尔家中，又与丹达尔女人口角，打了他两下。就有两个蒙古人前来将我看守，第二日送进城来。阿勒精阿将我打了二十板。”又于“本年八月间，我与克什克讨要欠银，彼此争闹，用鞭杆打了克什克眼眶，拉木札布把我捆上。第二日送进城来，理藩院衙门将我打了二十板子，入了监禁了四十七日。提出来打了十板子才放了。”[30]
此事经定边左副将军特依顺保上奏，阿勒精阿罪状其一，即贪受额勒特、明阿特二旗银二百两；其二，城外搭蒙古包请客饮酒，晚间传唤蒙古妇女通夜歌唱；其三，巴勒多尔济打架借端下狱，兼以粪汁灌喂。阿勒精阿收受明阿特礼银150 两、额鲁特马三匹等，依例入官，并应处戴枷号三个月，发往伊犁除罪效力。至于阿勒精阿投资天义德的银两，奉将军的吩咐，将铺中的账目清算，每一千两本银作为一股，每股应分利银293.89 两。定边左副将军特依顺保奏称阿勒精阿所得利息银587.78 两，其合伙贸易出本银二千两应一并追出入官。户部尚书那彦成等议“其自出本银，于例不应入官，应无庸议”。[31] 马贵成私赴乌梁海买取羊只两次，着枷号两个月，满日笞责四十，逐回山西省。[32]
道光三年（1823），科布多参赞大臣那彦宝奏蒙古民人贸易酌拟章程，及乌里雅苏台等处指称贸易私赴乌梁海之商民，严饬卡伦认真查拏，一体饬禁。道光皇帝上谕：“乌里雅苏台古城、归化城等处，指称喀勒喀贸易，私赴乌梁海之商民着严饬卡伦及该游牧认真查拏，并着合该管大臣一体饬禁。”科布多所属蒙古部落七处，除土尔扈特、霍额特向不与商民交易，其杜尔伯特、明阿特、额鲁特、札哈沁俱询明情愿与商民交易。至乌梁海一处地界与哈萨克接壤，因缘为奸。着将乌梁海地方概行禁止商民贸易，只准乌梁海蒙古等来科布多城上交易。如商民必须亲往该游牧索取旧欠，请于请票时只准单身前往，不准携带货物。[33]
道光三十年（1850），又发生大盛永、全义合两铺子的商民闫玉林、王继周二人无领照票私在乌梁海贸易。经将军特依顺保派委把总孙桂林等在官所看押，孙桂林借垫办买饭食茶薪，让闫玉林铭感于心。闫玉林、王继周等照例重责四十板之后，应逐出境外，闫玉林又拟在科布多城内安立铺面，以便生理。因向无熟识之人不能久居贸易，遂向本城商民赵怀先向素识开设元盛隆铺民崔景祥借银550 两，送交把总孙桂林作为分送家人并日前饭食茶水谢礼。又转托赵怀先于550 两内抽取银80 两，送给兵部主事职衔穆都哩银30 两、理藩院笔帖式噶勒炳阿银50 两。其470 两把总孙桂林分用银67.5 两、马兵萧正芳、安正林、蓝应春各分用银63 两。马兵张会魁分用银40两、把总王旭照分得银25 两。书吏侯瑞分得银45 两。跟随特依顺保之家人孙安禄借银20 两。又还借垫办买饭食茶薪共银83.5 两。[34] 闫玉林在监狱羁押多日，饭食茶水一切均未匮乏，出狱后得还给监狱饭食茶薪银两，而管理台市把总孙桂林及其兵丁、书吏都获得银两，可见地方弁兵等对商民之无端欺凌勒索诸一斑。
富俊《科布多政务总册》载商民起票出境，系派出管理街市之骁骑校、把总查验放行，以杜私贩禁物。[35] 由此可知，管理街市商人的官吏为骁骑校、把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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