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集》收集南宋判文编撰而成，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又收入黄干《黄勉斋文集》（附录二）、刘克庄《后村大全集》（附录三）、文天祥《文文山文集》（附录四）中若干判文，就这些判决文书加以分类。关于分类原则，首先，现代法律纠纷分为民事和刑事两大类，民事包括财产、身份问题，涵盖债、物权、亲属、继承等细项，其他则归类于刑事，如人命、诈欺、伤害等等。再者，宋代判决书中，也有针对官吏惩处的部分，可以视为行政责任处分纪录。本文将《清明集》中请求相关判决略分为民事、刑事和行政三大类，整理如表七。兹就这些判决析论地方官为政之道。
1.地方官的行政要务：从58 例判决类型而言，有关民事纠纷而涉及请求行为者最少，仅14 例。而《清明集》中和民事纠纷最有关联的“户婚门”是占本书的最大部分，[131] 但判文中，附带提及案件处理过程中涉及请求者却最少，推究其可能原因，单纯的民事纠纷如果牵涉请求行为，往往只是嘱吏更改契约（表七，编号16、17），或是嘱托形势（表七，编号15、19），非关人身安全及公事曲法，所以处罚比较轻，甚至不罚。至于刑事（22 例）和行政（22 例）方面的判例件数相当。其中有大部分是针对惩恶着手，所以从“惩恶门”搜得22 案例（表七，编号29—50），约占39%。可见整顿地方治安、提高官吏行政效率，是宋代地方官员执法的重点工作。
2.胥吏的衙门世界：不论是自行请求、媒介请求者，抑是受请求者，其中以具有胥吏身份者为最多，占45 例。[132] 再者，请求者以地方强富霸者居优势，共有19 例。[133]由于胥吏几乎操控地方诉讼过程，“郡县长吏间有连日不出公厅，文书讼牒，多令胥吏传押，因缘请托，无所不至。乡民留滞，动经旬月。至有辨讼终事而不识长官面者”。[134] 所谓“详词人所诉，全是吏人世界”。[135] 蔡久轩于判文曾书道：
其余污吏尚多，当职念县道乏使，未欲尽行追究，仰自改过，如再招词诉，决定追配。[136]
胥吏公然把“公事”衙门变成接受请求的买卖重地，“每有狱事，则推疑司主行之，而贿赂公行，则在乎代书、贴司也，狱成而无词诉，则众分其赂，有词诉则贴司当之，又相与营救，止抵微罪”。[137] 而且，一般人认为“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138]有道是“钱到好办事”，[139] 胥吏贪取小财未必构成何等罪过。
3.专业请托之徒：从请求方式与罪刑而言，行财与否是量刑处置的重要条件。无贿请求方式中，如以书札干托，即使被查觉，但碍于请求者的特别身份，也仅以不惩罚或是条文告示令请求者知错而已（表七，编号4、10、15、16、19）。有贿请求方式，贿款是大多数请求案件调查内容及罪刑成立之判据。几乎所有的请求案件，都或多或少和案主间财物往来有关联（参考表七，编号10、19、57），南宋从事打探公事之徒的专业请求方式，[140] 利用金钱与公吏之间的发生借贷买卖关系，以便于公事消息的取得与变造（表七，编号38、41、42、46）。蔡久轩的判文描述：
龙断小人，嚣讼成风。始则以钱借公吏，为把持公事之计；及所求不满，则又越经上司，为劫制立威之谋。何等讼师官鬼，乃敢如此。[141]
贿赂虽是请求的本钱，请求的伎俩却道高魔重地变化无穷。教唆词诉的哗徒，因为熟悉官场之道与打官司之术，“交结邑官，顾谢赀为业”，[142] 成为把持地方官的专业人士。(www.xing528.com)
4.地方权势者：从请求结果而言，请求者及媒介请求者受到处罚的案例有28例。[143] 对于具有公吏身份者的处罚，至少牵涉“监临势要请求”及“贪赃枉法”两项罪名，刑罚较为复杂。[144] 此外，以豪富请求者的处罚最重，其刑可达脊杖二十，流配一、二千里或广南等远恶州军及编管牢城州军。[145] 而若干具有士人身份的请求者之处罚则减轻许多（表七，编号20、38、42、43），当地方官面对士人处刑时的考虑：
揆之于法，本合科断，且念其职在学校，不欲使之裸肤受杖，姑从挞记，以示教刑。[146]
宋人从优宽待士人的风气亦表露无遗。有官箴谆谆教示士大夫居家应思居官之苦，应“不至干请把持而挠时政”。[147] 附带一提，惩罚请求案失职地方官是以“对移”处分（表七，编号1、7、8），从行政管理方法思索，宋人认为“官庸则吏贪得行”，只要汰换此等官员，重新选择丞、簿、尉，“择其能婉尽、能字民者与之对移”，[148] 则地方郡邑就能够政举纲明。
实际上，“对移”基层官员是消极做法，难以阻遏贪吏受贿为人请求的风气，地方官面临这等盘根错杂的多数犯时，颇有无法根绝的窘境，公务机关俨然成为请求场所：
中间外官入佥厅，不知事体，徇人情，坏法度，书信络绎，甚至赉传简牒，入佥厅嘱托讼事，遂使佥厅为市易关节之地。[149]
当众人皆视请求行为是“常事”时，即使地方官深思尽除各种嘱托情事时，请求罪追查既是罪犯数量的问题，也是刑罚执行与行政效益的问题。况且，宋代官僚薪俸不足以支付一般官宦家庭的开销，[150] 真正廉吏必须持身自重，才能守住金钱诱惑的防线，如吴居仁（1126—1206）宁可徒步归乡，以拒绝“邑长以富民之讼产者嘱君”请托。[151] 依此可想见地方官不违犯人情的难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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