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亲贵或有办法更改成规，或受皇帝厚爱而享有犯罪豁免。真宗朝“河阴民常德方讼临津尉任懿赂钦若登第”一案[65]（表六，编号17—19），僧惠秦受任懿请求，王钦若妻李氏受贿“银五铤”，当时已查证属实，只因王钦若受皇帝恩宠，皆无证验而脱身。反而，涉案不深的洪湛收任懿妻兄“石榴二百枚、木炭百斤”，却被主审官刑曷等“缘懿识湛，以为湛纳其银”，依枉法赃“湛坐削籍，流儋州，而钦若遂免”。最终“湛遂死贬所。人知其（洪湛）冤，而钦若恃势，人莫敢言”。[66] 最初提议审理此案的御史中丞赵昌言，则坐“故入，夺官，贬安远军行军司马，移武胜军”。[67] 可见要以受赃请求等罪惩处大臣，诚是难事。倘若权倾朝廷的重臣“私亲之请托”，事涉交结贿赂之风而遭纠弹，也不容易受到处罚。如南宋理宗朝监察御史唐璘及殿中侍御史杜范再三弹疏宰臣郑清之、签枢密院事李鸣复、史寅午、彭大雅等人“招权纳贿，拔庸将为统帅，起赃吏为守臣”、“今日之病，莫大于贿赂交结之风”，皇帝却以“清之潜邸旧臣，鸣复未见大罪”而不接受其弹劾案。[68] 最后杜范、唐璘只得“力丐外”，自请外放，远离朝堂。[69] 所以，面对皇权包庇大臣，御史纠弹政风功能全然失效。
如果行贿请求者是有势力的豪富，则案件牵涉就显得复杂，如真宗朝“咸平县民张赞妻卢氏诉侄质被酒诟悖”一案，[70] 原本只是一件“养子同居悖逆”案件，却因为转辗贿遗请求，牵连逮捕百余人，致使慎从吉（950—1019）一家宦仕子弟因受贿或关说，纷纷遭削官、免官并配隶。本案中，受贿严重的大理寺丞慎钧和户曹参军吕楷免官配隶；受财为人请求的卢昭一和其兄卢澄受杖决配；只有手书的钱惟演则罢去翰林学士职衔，慎从吉也因案“削除给事中权知开封府”一职。本（表六，编31—35）案若干人犯似乎按律判刑，不过案件初端，张（刘）质贿吏一事，却完全未见处理。或许因卢氏从叔昭一送贿“白金三百两”于吕楷，以及卢氏兄文质纳钱“七十万”予慎钧，贿款数目庞大，引人侧目，招来纠察刑狱官员殿奏成案。后来，慎从吉及子锐又牵涉入“泰康县民有诣府诉家产知县纳贿”案，[71] 案发时，太康知县高清虽已罢任，但慎锐却曾向高清借贷白金七十两，最终，高清量刑“杖脊、黥面，配沙门岛”；慎锐又削卫尉寺丞（表六，编号36、37）；慎从吉因奏报不实，“坐首露在已发，当赎铜，特削谏议大夫”。[72] 受赃枉法官员往往可赎及免官抵罪，显示宋代法律矛盾之处；一方面要惩治贪吏，另一方面又有保护高官之意。
官场的人际关系诡谲多变，有时“请求罪”成为政敌间互相倾轧的莫须有罪名。如宋初功臣舒元（923—977）的案例：
为滑州巡检使，与节帅不协，诬奏元为同产妹婿宋玘请求。事得释，诏元复姓舒氏。[73]
虽然舒元被节帅“诬奏”之事得以昭白，但有些案件则大置狱事推治，如崇宁五年（1106）“零陵主簿诉胡安国受邹浩请托荐举”案，[74] 本案中，胡安国虽无犯罪证据，却仍除名勒停。若非四年后，零陵主簿李良辅他罪抵法，仅因蔡京“素恶其与己异”的个人理由，胡安国的政治前途就毁于一旦。[75] 这类空穴来风的罪名，往往由纠察政风的御史言官等提出，再交由吏部查办。如南宋初年，宗室赵令衿为已罢去的张浚请奏对留。言官、御史中丞便以“奔走请托”一波波相继地弹劾他，后来虽然请求罪“案验无状”，但是政敌攻讦仍不稍停歇。[76] 倘使被描绘成请求嫌疑者，终究影响仕宦之途，高宗朝的曹勋（1098—1174）因言官的“不闲武艺、专事请求”之议论，最终被剥夺了后来的任职命令。[77] 显见“请求”成为政坛上攻讦他人的利器之一。
此外，当官员犯罪应议处时，若能以“抗拒请求”证明自己是清流，也可扭转情势，如太祖时李铉“指斥”案：
丁德裕又奏西川转运使、礼部郎中李铉亦尝醉酒，言涉指斥，上驿召铉下御史狱鞫之。铉因言德裕在蜀日屡以事请求，多拒之，皆有状。御史以闻，上悟，止坐铉酒失。[78]
所谓“指斥”乃意谓犯“指斥乘舆”罪，[79] 罪刑“重则斩，轻则徒二年。”而李铉能“具状”证明自己是因拒绝请求，致使丁德裕挟怨报私，故得止坐酒罪后失状，仅以左降官职罢了。
宋代官僚系统中，不仅官员间以“请求罪”为政治倾轧工具，有地方官无法制裁官吏受财请求之恶势力，反而招祸上身，如仁宗时王存（1023—1101）“擢上虞令。豪姓杀人，久莫敢问，存至，按以州吏受赇，豪赂他官变其狱，存反为罢去”。[80] 由此观来，豪姓透过行贿请求的力量不可小觑。在请求过程中，官官相护的情况普遍，致使不同流合污者反遭受排挤而成为政治角力的牺牲品。甚至地方官无法抗拒在地人的请求压力而获罪。神宗朝，“张仲宣知金州受土人八两金求不差官”案（表六，编号56），法官援李希辅例贷死，知审刑院苏颂（1020—1101）与皇帝有如下对话：(www.xing528.com)
颂奏曰：“希辅、仲宣均为枉法，情有轻重。希辅知台，受赇数百千，额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发檄巡检体究，其利甚微，土人惮兴作，以金八两属仲宣不差官比校，止系违令，可比恐喝条，视希辅有间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颂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贷死而黥之，使与徒隶为伍，虽其人无可矜，所重者，污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遂为定法。[81]
张仲宣受土人所嘱金八两而有亏职守，公事虽有违误，但司法审判之枉法，相较于李希辅的受赇数百千，仲宣犯罪情节可悯。自此以后，五品以上官员坐赃罪，“非故事皆贷命杖脊，黥配海岛也。又，先以免杖，次乃免黥”。[82]
官僚们若能坚拒请托，将有舆论美誉加身，举例如下：（1）李昉（925—996）“好接宾客，江南平，士大夫归朝者多从之游。”张佖曾评价曰：“我为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尝一有请求，此吾所以重之也。”[83]（2）陈恕重病犹奏言“长子太祝淳不率教，多与非类游处，居常惟习武艺，愿黜为外州军校。”死后，史家评论：“恕精于吏道，性公直，人不敢干以私，深刻少恩类如此。”[84]（3）驸马吴元扆（960—1101）请对言：“臣族属至多，其堪任禄仕者皆已奏荐，不任者悉均俸赡之。公主有乳媪在，得入参宫禁，虑臣去后，托以干祈，望陛下不纳。”真宗深所嘉叹，“帝婿中独称其贤”。[85]（4）曹琮尝奏曰：“既备后族，不宜冒恩泽，乱朝廷法。族人敢因缘请托，愿置于理。”时论称之。[86] 综观而言，无论外戚、大臣或是能官，不仰仗特殊人际关系进行公事请求者，诚为难能可贵。
不过请求情节的记载往往是语焉不详，难以明确得知请托方式，如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检校太傅王仁赡密奏举发：“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秦、陇间，联巨筏至京师，所过关渡，矫称制免算；既至，厚结有司，悉官市之，倍收其直。”[87] 太宗指派副使范旻、户部判官杜载、开封府判官吕端等查办。审理期间，吕端为秦府吏乔琏“请托执事者”，被贬为商州司户（表六，编号10）。即使吕端有“监临势要为人请求”之罪疵，似乎不影响地方政绩评价，当吕端“出知蔡州，以善政，吏民列奏借留”。太宗亦曾赏识赞曰：“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88] 可见吕端在请托事件后，仍然官运亨通。
在朝廷上，大臣事涉请托却不至于构成大案，处罚也流于轻描淡写，尤其是史传的记载更见隐晦，兹举如下：（1）翰林学士扈蒙（915—986）“坐请托于同年仇华，黜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稍迁左补阙”。[89]（2）崔颂（919—968）“坐请托有司为所亲求便官，出为保大军行军司马”。[90]（3）赵镕（944—988）“镕以（郭贽）同府之旧，尝有所请托，贽不从。镕摭堂吏过失以闻，贽见上，白镕私谒，即召镕廷辩。词屈，出为梓、遂州都巡检使，改左骁卫大将军，领郡如故”。[91]（4）许怀德“及坐请托得罪，去而复还”。[92]（5）丰稷（1033—112）“治参知政事章惇请托事，无所移挠，出惇陈州”。[93] 这类罪证确凿的请求公事案，即使当事人左迁降职，对照法律规定的处置，仍有些落差。若从乐黄目[94] 与张继能的请托事件（表六，编号39、40）而论，张继能因故整肃群牧吏左宗，特别嘱求开封知府乐黄目借机具置狱案：
先是，继能主往来国信，有国信司吏陈诚者，颇巧黠，继能欲援置群牧司，而诚先隶群牧，坐事停职。至是，群牧吏左宗抉其宿负，白制置使曹利用，故诚不遂所求。继能怒宗之沮己，密遣亲事卒侦宗。会宗弟元丧妻，宗尝为假教骏军校马送葬，及还，元抵饮肆与酒保相殴，系府中，而假马事未发。诚即白继能，请属府并劾之。黄目时知府，受继能属，狱未具，为群牧副使杨崇勋所发，故黄目等并坐责。继能自陈不愿外任，得掌瑞圣园。[95]
本案事前就被举发，张继能确实违犯“监临势要为人请求公事”之罪，却仅罢禁职，未施以“杖一百”。而乐黄目应该独犯“主司许与同罪”，也不过降职为地方知府。从本案各项处置似乎反映皇帝“依法而治”的态度，然而对于大臣们不太严重的黜罚结果，则更显得“统治者的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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