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宣帝自称天元皇帝的背景是什么呢？宣帝继承武帝亲政以来的强化皇权路线，自称天元皇帝不能单纯地归结为他个人的欲望，其背景需要从北朝史的变迁来考察。
川本芳昭氏指出，把自我作为中华的意识是在十六国、北魏时期逐步产生的，在推进中国化政策的北魏孝文帝时期得到明确。北周的武帝虽非汉族，但在建德三年（574）发布的废佛诏中指出：
诏曰：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汉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广弘明集》卷一〇《辩惑篇》第二之六“叙任道林辩周武帝除佛法诏”（《大正藏》五二—五四上）
从主张“朕非五胡”来看，武帝意识到自己是“华人”，已见胡汉融合的进展。[42] 在宣帝时期，把北周视为中华的意识已经明确化。[43] 总体上如川本氏指出的那样，从北魏到隋唐胡汉融合已经深化。
但是，西魏、北周时期，在沿袭北魏的《周礼》主义，实施基于《周礼》的六官制度的同时，[44]出于对孝文帝改革的反作用，开始重视以鲜卑为中心的非汉族出身的元勋，实行具有浓厚游牧要素的赐予国姓、军人改姓、二十四军制等。[45] 关于这个看似矛盾的政策，小林安斗氏认为，其目的是重新推行北魏以前的鲜卑制度（拟制的部族复兴）和汉族理想的“周”制，推进非汉族、汉族两种制度的融合。但北周建立后，“胡族要素”逐步淡化的结果，是“武帝没把自己当成‘鲜卑的中华皇帝’”。[46] 同时，小林氏认为，武帝的诏书为了排斥作为外来的思想的佛教，必须声称自己不是外来的“五胡”。武帝的“非五胡”言论和宇文氏的“非汉族”这个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小林氏还从武帝的诏书中读出武帝的苦恼，他指出：“武帝作为中华皇帝，与其说是骄傲，倒不如说被当成中华皇帝的武帝心有苦衷。”与此如出一辙，在北周本非汉族出身，但却冒袭汉族出身的功臣也不断涌现。[47]
西魏、北周的各项政策和武帝的“朕非五胡”的主张，在北周国内和武帝个人方面也许可以行得通，但在南朝的汉族和华北统一后奉职于北周的北齐派系官僚那里就行不通了。宣帝受武帝统一华北的影响，也想实现南北统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宣帝和武帝同样，虽不是汉族，但又为身为中华皇帝的现实而苦恼。因此，宣帝推进脱离此前的重视非汉族的政策和《周礼》的制度[48]，在断然实行以北齐派系为模仿对象的各项改革（如乐制、服制等）的同时，为了强化作为中华皇帝的正当性，也力图树立新的权威。本来北周建国之初（557），依据《周礼》采用天王称号，但由于统领天下的权威不足，明帝于武成元年（559）八月，改用皇帝称号。[49] 宣帝也效仿之，为了确立自己具有超过皇帝的权威，把自己定位为超越非汉族、汉族的中华皇帝，号称天元皇帝，把自己比作昊天上帝，力图把自己与天合一。
但宣帝在自称天元皇帝时，没有在确定儒教、道教、佛教上的理论根据，以及得到群臣拥戴等方面进行周密的准备。同时，把天与君主一体化，从中国中原各王朝、游牧民族的传统价值观来看是奇怪的尝试。因此，宣帝的行为没有得到群臣的理解。自称天元皇帝不久，南朝派系的官僚庾信撰写的“贺传位于皇太子表”[50] 曰：
既损既益，尚或二天；为离为火，何妨两日。(www.xing528.com)
把天元皇帝和皇帝表示为“二天”“两日”，认为二者是并立的。还有，隋朝初年北齐派系的官僚卢思道撰写的“周齐兴亡论”[51] 指出：
但稟猜狂，特好诡异，衣冠形色，皆与旧制不同。……自号为天，不复称朕。此外小事异同，不可胜纪，狂惑妖僻，开辟未之有也。
激烈地批判宣帝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异常的皇帝。《隋书·宇文庆传》记载：
初，上潜龙时，尝从容与庆言及天下事，上谓庆曰：“天元实无积德，视其相貌，寿亦不长。加以法令繁苛，耽恣声色。以吾观之，殆将不久。……”大象之末，忽焉惨虐，鞭挞朝士，动至数百。
宣帝的岳父杨坚对旧友宇文庆说，“天元”没有积德，法令也过于严酷，个人沉湎于声色，所以其统治将是短命的。
关于不被群臣理解而孤立的宣帝，在前揭“周齐兴亡论”中有这样的记载：
宣帝从大象末年（580年左右）开始，用“天杖”鞭打朝臣和后妃。[52] 大象二年（580年）五月，年仅二十二岁的宣帝早逝后，静帝没有继承天元皇帝，自称天元皇帝的尝试夭折了。篡夺帝位建立隋朝的文帝，作为“汉族”皇帝实现中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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