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礼从东汉初的“汉家故事”展开是很自然的。三代章帝章和元年（87年）十二月，庆氏礼学家曹充之子曹褒制作“汉礼”一百五十篇。元和二年（85年）十一月，其发于章帝诏敕的经过通过《后汉书·曹褒传》可以瞥见。[36]
制作“汉家礼乐”，如已经叙述的，原是其父曹充提倡的。只是曹褒的制作，虽也是父亲的遗志，但更是由章帝制定礼乐的强烈意志而引发的。关于其理由，章帝在元和二年（85年）的诏敕中，以《河图》、《尚书璇机钤》、《帝命验》等图谶、纬书的记述为基础，论述了制作礼乐的时候到来了，可是并没有成就；又在元和三年诏敕中论述“……汉遭秦余，礼坏乐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观省，有知其说者，各尽所能”，指出“因秦礼乐破坏以后，汉家权宜之计是因循故事，不过没有能看的礼乐”。[37]
知晓章帝本意的曹褒对两个诏敕分别提出上疏。针对元和二年的诏敕，他论述了要为万姓从皇天获福，彰显祖宗的盛德之美，劝进制定汉礼。因为上疏要经过讨论，下到太常处，太常巢堪以“一世大典，非褒所定”而拒绝。针对三年的诏敕，曹褒称作为人臣要对君主尽忠，因而上疏，论述了礼乐的根本和改制的意义。
接受上疏的章帝这次让三公讨论，但在其结果被报告之前，章帝问班固关于礼乐改制的意见，班固进言称，希望招集在京师洛阳的诸儒，共同讨论其得失。章帝以为即使聚集礼家讨论，也只会产生纷乱，于是决定让曹褒一人执笔。
章和元年正月，章帝委任曹褒，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38] 说《汉仪》的礼制散漫、简略，大多不合经书。为了能施行，按照礼制逐条改制为好，命令曹褒在南宫东观集中编纂。
“接受章帝之命的曹褒，整序礼目，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文章，撰述从天子到庶人的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一百五十篇，写在二尺四寸竹简上。”袁弘《后汉纪》卷十二《章帝纪下》章和元年正月条将这件事记为“乃使褒于南宫东观，差序礼事，依旧仪参五经，验以谶记。自天子至庶人百五十篇。”
二尺四寸竹简用于经书的书写。又汉的“法令是汉家之经”（《论衡·程材篇》），这也记在三尺（大尺二尺四寸）竹简上（《汉书》卷八三《朱博传》）。可知，被用二尺四寸竹简书写的曹褒“汉礼”一百五十篇，被置于与经书匹敌的“汉家之礼经”的位置。
整序礼制，以《汉仪》十二篇为基础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如果不到一年时间就编纂了一百五十篇《汉礼》，那么，事前需要准备好更多的典据就非常必要。因此，笔者想要注意的是依据旧典、旧仪这一记载。所谓旧典、旧仪是什么内容呢？它不是经书和图谶，这从《后汉书》《后汉纪》记述那些都是参照文献就可以明确。(www.xing528.com)
旧典、旧仪是指故事，即“汉家故事”。例如，朱穆想排除宦官而上疏，“查看汉故事，有‘中常侍中杂入士人选任’，可是建武以后全用宦官”，引用的“汉故事”即“汉家故事”。之后，当他进一步向皇帝直接口陈时，称类似的故事为“汉家旧典”。[39] 另外，桓帝迎立梁氏为皇后之际，其礼制都依据西汉第二代“孝惠皇帝纳后故事”，总结为“一如旧典”。[40] 旧典是“汉家故事”一事很明确。[41]
旧典有时被称为“永平旧典”“汉家旧典”，这些明显是“永平故事”“汉家故事”的另一种称法。[42] 其范围跨越刑律、礼乐，[43] 和故事一样，成为礼法交错构造的基础。
关于旧仪，没有像旧典那样的事例。《续汉书·礼仪志上》序中刘昭注补引谢承《后汉书》有“太傅胡广广泛整理旧仪，定汉家制度。蔡邕据此制作礼仪志”（太傅胡广博综旧仪，立汉制度。蔡邕因以为志）。据此可知，胡广广泛收集的旧仪就是汉家制度，即“汉家故事”。
光武帝时的议郎卫宏“作汉旧仪四篇，以载西京杂事”（《后汉书·儒林列传·卫宏传》）。[44] 现在能看到的是，孙星衍辑校本《汉旧仪》四卷（《永乐大典》本上下两卷，补遗上下两卷，《汉官六种》收录）以西汉官制为中心，涉及以爵制、舆服制度，郊祀、宗庙为首的礼制、祭仪，确实网罗了“汉家故事”。
即曹褒把从天子到庶人的冠婚葬祭等诸礼目进行体系性编序，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以旧典、旧仪为中心的“汉家故事”的文章，合乎礼目地进行编集，参照五经和图谶，编纂成“汉礼”。其特征是实现了《汉仪》十二篇、“汉家故事”和经书、图谶的接合，如永元三年（91年）正月，和帝依据曹褒的新礼（冠礼）二篇举行成人仪式。这和经书解释、训诂学性质不同，是以实践性的仪注为中心的礼制。
可是，这之后的永元六年左右，太尉张酺、尚书张敏等认为曹褒擅自制定汉礼，破坏儒术，上奏应对他加以刑诛。和帝搁置了这一上奏，可是《汉礼》也中止了。由于因循“汉家故事”的三公、尚书等职官层的反击，《汉礼》一百五十篇的施行未竟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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