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举张纯。他的六世祖是武帝时期作为酷吏而闻名的张汤。元凤六年（前57年），张汤之子张安世被封为列侯以来，张氏一直到王莽时期都保有列侯地位，至东汉永初三年（109年）“无子国除”而衰竭，是维持列侯地位长达180 多年的稀有存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五“张纯”）。元始五年，王莽被授予九锡，登上禅让的阶梯之时，张纯作为首列列侯参与了奏请。[16] 这是王朝交替之际禅让剧的嚆矢，经过东汉末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的向魏公加九锡，延康元年（220年）十一月的向魏文帝禅让，而被再定位，成为“汉魏故事”。隋文帝参照的就是这个汉魏禅让故事。⑮九锡奏请、禅让成为以后历代王朝交替时必须参照的故事。
进入东汉以后，张纯再定位的国制具体内容是以下五点。[17]
第一，张纯定立了郊祀、宗庙和冠婚葬祭的礼制。“纯在朝历世，明习故事。建武初，旧章多缺，每有疑议，辄以访纯，自郊庙婚冠丧纪礼仪，多所正定。帝甚重之。”（《后汉书·张纯传》。
第二，建武二年，确定宗庙祭仪昭穆（庙主神位的顺序），定为高祖—太宗文帝—世宗武帝—宣帝（中宗）—元帝—光武帝的顺序。据此，光武帝确立了继承自受命之祖高祖的支配天下的正统性。
第三，建武二十六年，再定位了宗庙祭仪的禘祫制度（诸庙主合祭）。据西汉旧制，每三年举行一次祫祭，禘祭在元始五年初次实施。张纯提议每三年举行一次祫祭，每五年举行一次禘祭，禘祭在夏四月，祫祭在冬十月举行。光武帝裁可。
第四，张纯赞同建立辟雍、明堂制度。张纯认为，圣王的辟雍是为尊崇礼仪、实施教化而建造。他调查了七经谶、明堂图、河间古辟雍记、孝武太山明堂制度，以及平帝时的议文，打算上奏议案。恰逢博士桓荣上言宜立辟雍、明堂，于是，张纯在三公、太常会议上赞同了桓荣的提议。
第五，建武三十年（54年），张纯建议光武帝举行封禅礼，于中元元年（56年）二月实行。成为其基础的是武帝的元封旧仪和刻石文。看完封禅礼的举行，三月，张纯去世。(www.xing528.com)
张纯对东汉初与礼制、祭仪相关的几乎所有讨论都有影响，在古典国制再定位之际发挥了核心作用。
接下来特举曹充。《后汉书·曹褒传》有如下记载：
父充治庆氏礼，建武年间为博士，跟从光武帝巡狩泰山，定封禅礼。回来后，受诏书，议定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显宗明帝即位，曹充上言：“汉再次受天命，举行封禅祭祀。可是处于礼乐崩坏，不能成为后世规范的状况。五帝、夏殷周各自都没有因袭礼乐。大汉应该自己制作礼乐制度，以示后世。”明帝问：“制作礼乐是什么意思？”曹充回答：“河图括地象有‘礼乐文雅出现在汉世’，尚书璇玑钤有‘帝出现在汉世，德洽制作乐，名为予。’”明帝赞赏这些回答，下诏敕令：自今以后改太乐官叫太予乐，作诗作曲，期待有德的官员。
（曹褒字叔通，鲁国薛人也。父充，持庆氏礼，建武中为博士，从巡狩岱宗，定封禅礼，还，受诏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显宗即位，充上言：“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以示百世。”帝问：“制礼乐云何？”充对曰：“河图括地象曰：‘有汉世礼乐文雅出。’尚书璇玑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帝善之，下诏曰：“今且改太乐官曰太予乐，歌诗曲操，以俟君子。”）
曹充在建武年间为博士，是定立庆氏礼的人物。他参与谋划封禅礼的制定，在七郊、三雍、大射、养老仪礼制定之际，成为核心人物。他还进言制作成为后世典范的大汉礼乐。明帝实行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大予乐”的命名，大汉礼制的制作委任于其子曹褒。
古典国制的再定位，以活跃于西汉末、王莽时期的张纯、曹充等为中心，通过从建武年间到永平初年的各种集议被再定位，永平三年八月的公卿会议进行确定。那些都把“汉家故事”、以元始年间为中心的诸改制作为基础。西汉末通过古制进行的诸改制，也成为以郊祀祭仪为中心的“元始故事”，[18] 被“建武故事”、“永平故事”继承（后述）。而且，章帝时期进一步以“汉家故事”为基础制定了“汉礼”。为探其经过，本文将另辟一章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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