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的论文中，笔者将重点放在元始年间的诸改制上，关于东汉初建武、永平年间的古典化国制的再定位过程，没能充分展开。怎样再定位十四项改制项目呢？本文将其和东汉初增加的礼制一起研究，关于其过程先展示在“东汉初国制再定位一览”上。[13] 据此可清楚，光武帝建武年间（25年—55年），以郊祀、宗庙祭仪为中心的再定位基本结束，通过明帝永平三年（60年）八月的公卿会议（乐制改革）完全结束。
为了考察其历史特性，我们要简要了解与国制再定位相关的十位人物和礼乐制度的特征。[14] 首先介绍其中八位。
①伏湛 伏湛于王莽时期任职，官至后队属正（东都郡都尉）。进入东汉，建武二年征拜尚书，建武三年上奏实施⑯“乡饮酒礼”。他是匡衡的弟子伏理之子，继承元始诸改制时的引领学派齐诗伏氏学（《后汉书·伏湛传》）。这表明东汉初的再定位是元始诸改制的展开。
②侯霸 侯霸治谷梁春秋，成帝时是太子舍人。王莽时期也任职，官至淮平大尹（郡太守）。不可否认侯霸经历过元始诸改制。进入东汉，建武四年拜为尚书令。因为“明习故事”而收录西汉时期的遗文，分条书写上奏有益的善政、法度，并转而施行。另外作为其一环，还提议“每春下宽大之诏，奉四时之令”。这和建武三年的“乡饮酒礼”一样都是东汉初的创建。春天发布“宽大之诏”劝农是东汉特有的礼制，成为后世⑰“读时令”的滥觞（《后汉书·侯霸传》）。
③杜林 杜林是古文经学派的先达之一，王莽时是郡吏。在建武七年的“郊祀制大议”上，针对以尧作为郊祀配祀的多数派，杜林以为“祖宗故事，所宜因循”，提出把高祖作为郊祀配祀的议文。光武帝说“定从林议”，裁可了杜林的议文（《后汉书·杜林传》，又《续汉书·郊祀志上》）。这里称为祖宗故事，其实是以元始仪为基础的再定位。
④樊儵 樊儵属著名的南阳樊氏一族，贵戚（外戚）。治公羊严氏春秋，明帝永平元年（58年），“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以谶记正五经异说”（《后汉书·樊儵传》）。将谶记用于经书解释或祭仪是东汉时期的特色。(www.xing528.com)
⑤董钧 董钧治庆氏礼，西汉末元始年间举明经，永平年间为博士，参议了“五郊祭祀以及宗庙礼乐、威仪、章服”（《后汉书·儒林列传·董钧传》）。此处应是指樊儵参议的永平元年时的郊祀会议。
⑥桓荣 桓荣治欧阳尚书，建武年间，提议辟雍、明堂制度，得到光武帝裁可。永平二年辟雍完成之时，拜为五更。是明帝、东平宪王兄弟的师傅（《后汉书·桓荣传》《后汉书·张纯传》）。
⑦梁松 梁松属于贵戚，“博通经书，明习故事”。建武年间，与诸儒参与筹划了明堂、辟雍、郊祀、封禅的祭仪修订会议（《后汉书·梁松传》）。
⑧东平宪王刘苍 刘苍是明帝的弟弟，永平二年、三年，与公卿共同议定南北郊、⑱冠冕、车服制度，以及光武庙登歌、八佾舞数，结束了王莽世纪（《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东平宪王苍传》）。其和兄长明帝一起师从桓荣治学。
东汉初，与礼乐制度再定位有关的人物中，作为官员度过西汉末、王莽时期的人很多，任尚书精通“故事”的人很多。[15] 关于尚书官员和“故事”的关系，后面会有所考察。另外，积极使用纬书、图谶再定位也是特征之一。体现这些特征、作为国制再定位的核心人物是张纯和曹充。通过对他们工作的了解，我们会更加明确东汉初国制再定位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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