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世纪与中国古典国制

所谓王莽世纪，是指从西汉末诸改革的嚆矢的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四月由翼奉上奏改革开始，到东汉明帝永平三年（60年）八月通过公卿会议基本确定礼乐制度的一百年时间。这期间，将汉初以来的故事放在政治运作的根本位置的故事派官僚和重视儒学礼制、古典的古制派官僚相对立，从而创生了新的制度。^[11] 因为王莽主导的元始年间的诸种改制是其中心（渡边2003），所以把这一时期称为“王莽世纪”较合适。

王莽世纪出现的古典化国制是把在天下观念之下展开的生民论和承天论作为基础性的世界观、政治秩序原理的国制。

所谓生民论，是西汉元、成时期显明化的天子通过官僚制统治实现生民、百姓秩序化的理论体系（渡边2003）。例如，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十二月诏中有如下叙述：

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汉书·成帝纪》）

生民论不是皇帝的垄断物，官员也持这种看法。成帝元延元年（前12年）谷永的上疏最具体系性：

我听说，天生蒸民，但是他们不能自己统治。因此天立王者，统治他们。统治广阔的海内（天下）不是为了天子，设置领土封建不是为了诸侯，都是为了百姓。设置人统、地统、天统相循环的历法，与之对应使夏、殷、周三王朝更替，除去无道的天子，委任有德的天子，天下不会成为一姓的私有物，明确了天下即天下的天下，不是一人的天下。

（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汉书·谷永传》）

这里叙述了由于天所生的民众（生民）欠缺自治能力而由天委任天子统治，以及其统治领域天下的公共性。生民论的实际是，以户籍为媒介对生民、百姓进行政治性支配，因为其具体内容已经叙述过，^[12] 所以在这里不再深入。

生民论的前提是承天世界观（渡边2003），即受天命的天子、皇帝把天下秩序作为自己的所有物，通过把宗庙、郊祀的祭仪体系编制为中心的礼乐，在地上实现天下秩序。例如成帝即位之际，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将郊祀改革的必要性叙述如下：这段话在元始四年（4年）宰衡王莽说明最终确定郊祀制度的上疏文中也被原文使用，《三辅黄图》将其称为“元始仪”（《续汉书·祭祀志上》刘昭注引《三辅黄图》）。

对帝王的政治来说，没有比承天的秩序更重要的事，要承天秩，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事。因此，圣王极尽心虑，构筑其制度。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汉书·郊祀志下》）

另外，元帝在初元二年（前47年）的诏敕中作了如下叙述：(www.xing528.com)

听说如果贤圣在位，就会阴阳调和，风雨顺时节，日月生辉，星辰宁静。民众安宁，可全天命。现在朕恭承天地秩序，君临公侯之上，但是因为没有能普照的英明，也没有能让民众安宁的德性，所以灾异涌至，连年不止。

（诏曰：“盖闻贤圣在位，阴阳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宁，考终厥命。今朕恭承天地，讬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烛，德不能绥，灾异并臻，连年不息。……”《汉书·元帝纪》）

这个诏敕中所见的“恭承天地，讬于公侯之上”的承天思想，不只把天的意志作为政治的参照基准，它显示了通过把天地秩序本身受于己身，而立在诸侯（官僚制）之上，实现统治百姓的思想。

在下一位成帝鸿嘉元年（前20年）二月的诏敕中，关于宗庙祭祀也显示了相同的想法。

朕承天地秩序，作为皇帝维持宗庙，可是有欠缺英明之处，也没有让民众安宁的德性。刑罚不适当，民众因冤而失生业，到阙门求告上诉的人不绝迹。因此阴阳不调，寒暑失序，日月不生辉，百姓蒙其罪。朕非常哀悯。……

（诏曰：“朕承天地，获保宗庙，明有所蔽，德不能绥，刑罚不中，众冤失职，趋阙告诉者不绝。是以阴阳错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悯焉。……”《汉书·成帝纪》）

据此，可以这样理解承天——将天的意志、秩序受于己身和维持宗庙祭祀是统治百姓的关键。

皇帝以承天思维，将天的秩序作为自己的所有物，护持郊祀、宗庙祭祀的同时，通过官僚制、诸侯实现政治支配的言说不是元帝、成帝所特有。在汉武帝以后，承天的思维出现了和董仲舒的天人相关说、灾异说彼此关联的姿态。元帝、成帝时期，随着很多官僚言及，承天论也成为宗庙祭祀时演奏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的主题（渡边2003）。

这之后一直到清朝，各个王朝都以生民论、承天论为基础，设置郊祀、宗庙，举行祭仪，持续证实以天委任为基础的天下、生民统治的正当性。那种世界观和政治意识形态，成为东汉洛阳城之后的宫城、都城构筑的机制，甚至今日的北京也残留有其形态。

皇帝把生民论和承天论作为统一的秩序原理、世界观，统治了“天下是天下的天下”这一绝对公共空间中的天下生民。在实践中，具体涉及了以元始年间为中心建立的，以郊祀、宗庙祭仪为中心的十四项目的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