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君子说
大多数专家学者都认可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借莲花赞美君子之德，并指出只将“君子之莲”作为一种洁身自好、高岸脱俗的人格象征是简单化和表面化。
陆精康认为，“《爱莲说》摄取了佛家思想的外壳，寄寓着理学的道德标准，其主旨是为周敦颐心目中的‘理学君子’造像。”“莲，花之君子者也”，这一句是文章的核心，作者借助莲花意象，正是为了阐明理学家的道德观。这，无疑就是所谓“高洁志趣”的真正内涵。[4]
易思平指出，“莲作为佛教之花，由于融入了道家和儒家的主要精神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它便也称得上是‘援佛入儒’、‘援道入儒’的理学精神之花。”“在象征意蕴的层面上，它就既具备了道家高洁脱俗的超凡气度，又具有了儒家入世苦行的救世精神，体现出一种纯美无瑕、普度众生的‘圣人’情怀。”[5]
汲安庆指出《爱莲说》“借莲花之形，写君子之质——洁身自爱、不媚于俗、刚正不阿、谦冲自牧、清雅脱俗……一下子接通了诗骚以来‘比兴’‘比德’的精神传统，使全文具有了象征意蕴、哲理品格，有效实现了独感与共感的统一，进而拓宽了表现的境界。”“赞美君子的内在质地也不是周敦颐的终极目的。其终极目的，实际上是他对自我君子般品性的一种肯定、坚守和礼赞。”[6](www.xing528.com)
（二）隐与未隐说
部分学者见解独到，提出“欲隐未能的苦吟说”。任俊华、彭丽瑶认为《爱莲说》并不是教人莫学陶渊明的隐逸，相反，它对这种隐逸是持肯定态度的，它是周敦颐欲归隐而又不能的一篇内心独白。他们通过对周敦颐人生经历的六个阶段进行考察，求证周敦颐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爱莲说》的真正思想应当是：表白作者想做而又未能做到像陶渊明那样，在从政不可得时毅然辞官归隐，去追求事业上的建树；但是还能努力做到不受官场恶习污染，保持君子人格。[7]
张京华还认为，《爱莲说》真正的主线不是莲花与牡丹，而是莲花与菊花；不是富贵与廉洁，而是出仕与退隐。莲花象征出仕、有为，菊花象征退隐、无为。“较被忽视的莲与菊（隐逸）的取舍，实际却是作者更深层的隐忧所在。与富贵相对的取向是安贫，与隐逸相对的取向则是有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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