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会散文内容，要从作品所写的人和事出发。《老王》中写了杨绛与老王之间的好几个交往片段，有些细节耐人寻味。
（一）老王的内心需求
关于精彩细节，有学者着眼于特别的句式，比如“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有什么亲人。”此外，还有学者关注了“我”与老王的这段回答——“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黄厚江老师在教学本课时引导学生分析“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中的“大约”“不老实”一词，可以看出老王在他那个群体中，是被嘲笑的对象，被人当作笑料。[4]但即便如此，“我”以及“我们”一家，不仅不嫌恶老王，而且照顾他的生意，关心他的生活，这才让老王把我们当作了亲人。这种尊重和理解，只要对比契诃夫《苦恼》中的车夫姚纳的遭遇，便知是多么难得。[5]有学者揣摩老王的语言“我不是要钱”一句，“不是要钱”，那么老王来“要”什么，读者应该能够揣想出来。
（二）“我”与老王情感错位
解读《老王》，很多人都会关注文章开头，“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从这句可以看出“我”与老王本就有较大的身份差异。余映潮老师在授课时就带着学生细细赏析了这一段的铺垫作用——“这样的开头极具匠心，与《背影》的开头有异曲同工之妙。”[6](www.xing528.com)
还有老师关注“不知”“也许”这些读者容易忽略的字眼，由此分析出“我”并不清楚老王的病情，对老王也并不关心。老王因为“我们”一家对他饱含同情，以及“我”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为人谦和与不占人便宜的做人素养，让他产生了误解，使他误以为“我们”一家已经把他当成朋友，甚至是亲人，所以他也把“我们”当作了他的朋友，甚至是亲人。[7]然而，“我”对老王“疏离”态度，无形中化为一堵墙，拒老王的“亲近”于千里之外，因而在多年以后产生愧怍之情。
（三）“我”的愧怍之情
“幸”与“不幸”是相对而言的。黄厚江老师在教学《老王》时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作者也是不幸的，但和老王相比，她太幸运了，还有家人、有住处、有生活费。”老王是“我”“幸运”的参照，但“我”并没有因此而生出优越感，而是时时感到对这个“不幸者”有所亏欠。有学者这样分析：“几年”这一时间的出现不容忽视。回忆性散文里有两个“我”，一个是事件发生当时的“我”，另一个是写“这篇文章”时的“我”。这二者虽然都是作者本人，但是不同时期的作者本人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有学者这样分析：《老王》故事发生时的“我”有爱心，有同情心，同时又有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对不幸者老王的态度和情感，更多地表现为物质上的公平交易，而无精神上的对等交流。写作《老王》时，从“文化大革命”苦难中走过来的“我”，是带着严肃的自省精神在审视当年的“我”，深深忏悔自己当年在精神上对老王的冷漠。”[8]
杨绛晚年在《走到人生边上》中写道：“每个人如果回忆自己一生的经历，会看到某事错了，某事是不该的，但当时或是出于私心，或是出于无知，或虚荣，或骄矜等等，于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或该做的事没有做，犯了种种错误。而事情已成过去，灵性良心事后负疚抱愧，已追悔莫及。”由此可见，她是在为自己没有用心温暖“老王”而深感“愧怍”，《老王》则是她通过一个普通人——老王，在反思自己。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