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丘与友期行》中魏晋士人的三种友情观及其影响

（一）明礼诚信

不少研究者认为“无信”“无礼”二词为全篇核心，作者的写作目的是在借“陈元方责客”来说明“信”和“礼”的重要性。《陈太丘与友期行》属《世说新语》“方正”门，它之所以不被放在“夙惠”门是因为：这一则虽然是记陈元方七岁时的故事，也表现了他的聪敏，但主要是写他懂得为人的道理。

（二）魏晋时期士人的友情观

《陈太丘与友期行》作为《世说新语》中的名篇，所讲述的是陈太丘与友人的一次约会，刻画了三个不同的人物——陈太丘、陈元方与友人，三个人的言行与整个故事的发生与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其个人的思想观念，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魏晋士人的世风以及其思想意识与友情观念。

李丽霞（2015）认为《陈太丘与友期行》中反映了魏晋士人的三种友情观：一、重视约定；二、不拘小节；三、重视友情。陈太丘与友人约定正午，他便如约而至，表现出他对友情的重视。而当友人被七岁的孩童所批评时，他不是愤然离去，而是“下车引之”。表现他的知错能改，同时也表现出友人在内心之中是重视这次约会的。^[7]

魏晋时期，文学上出现了文学自觉意识，思想上文人重视老庄与玄学；在人的个体自由意识的焕发之下，出现了人们对于秉性相同、心性相知的友情的格外珍惜。(www.xing528.com)

（三）本真性情——回归《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成文于魏晋六朝，正如宗白华所言，那是一个“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谓之混乱、苦痛，皆因国土分裂，动荡不安，战争频繁；谓之自由、解放，皆因人的“本真”性情得以显露。

因此，部分研究者认为不应局限于文本，死抠文字，也不应脱离《世说新语》的语境去研读。莫欢丹（2011）认为，元方父亲“不至舍去”，陈太丘友人不辨礼仪直白“非人哉”，看似违背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的清规戒律，实际正体现出他们言其欲言之言，行其欲行之事，追求一往情深，率真而为。^[8]从这个维度上考察，三人的故事是时代精神的一种缩影和文化略观，是晋人在道德观和礼法观上不重形式，而重真性情的表征。

张豪（2013）从《世说新语》全书角度分析，发现全书中有八处对陈元方言行的记载。除《陈太丘与友期》在“方正”一门，其余分布在“德行”“言语”“政事”“规箴”“夙慧”五门。都精彩地记录了陈元方和家人的生活，呈现了人物的坦率品格，本真性情。^[9]

纵观有关《陈太丘与友期行》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20 世纪90 年代关于本文的解读多囿于文字表面——将主题简单地理解为明礼诚信的重要性，并且只关注到文本语言的个性化和精炼化，对文中三个人物的形象也几乎是脸谱化的分析。但近年来，研究者已开始审视以往望文生义、注重思想教化的解读，着眼于《世说新语》的语境，以“魏晋风度”审视人物。更关注到隐没在文本之后的陈太丘的形象，从而在纵深层次分析魏晋士人言其欲言之言，行其欲行之事的率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