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7年6月,中国人民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经过一年的战争,敌人虽然受到很大的削弱,但是,无论在数量上或装备上它都还占着优势。当时,从表面上看,乌云依然弥漫天空,局势依然严重。但是,毛泽东高瞻远瞩,科学地分析了革命形势,认为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这是因为,经过一年的军事较量,我军已歼灭敌人97个半旅,78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34万人,共计120万人。敌人被迫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而且重点进攻也遭到了挫折,成了强弩之末,国民党士气低落,军心动摇。而人民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军心、民心。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不断壮大,装备大为加强。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越来越为更多的指战员所掌握。
在重大变化来临之时,毛泽东认为,我们不应等到敌人的进攻完全被粉碎,我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超过敌人之后再去展开战略进攻,而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及时作出了战略决策:“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哪里?毛泽东英明地选定在大别山地区。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又曾是老革命根据地,这里的群众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的军队容易在这里立足。我军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腹部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无疑像是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战略目的。
为了实现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毛泽东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即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跃进大别山;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等率领的太岳兵团为右后一军,挺进豫西。三支大军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同时实施两翼牵制,即由陕北我军出击榆林,调动敌军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山东我军则在胶东发动攻势,继续把山东敌军顾祝同部往东引向海滨,以利三军的行动。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12万大军在鲁西地区工面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全国性大进攻的序幕。(www.xing528.com)
敌人惊恐万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为“六·三〇事件”,蒋介石慌慌张张于7月7日宣布全国“戡乱”总动员,这也从反面证明,我军渡过黄河,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决策,恰好击中了敌人的要害。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纠集了大批兵力,妄图将我刘邓大军歼灭于陇海路和黄河之间,或将其逐回黄河以北。
面对这种情况,我军应采取怎样的进攻方式?毛泽东指示,进军大别山不能像北伐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而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以半个月行程直趋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当时,毛泽东分析了部队跃进大别山有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他告诫部队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朝最好处努力。
渡河大军于7月中旬在鲁西南地区歼敌9个半旅后,8用上旬向南推进,11日越过陇海线,接着陆续跨过涡河、黄泛区、颍河、沙河、淮河,攻占了豫东南、鄂东、皖东大部县城,一路劈荆斩棘,于8月27日到达大别山地区。此后,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建立了33个县的人民政权,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估计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从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地区——武汉至南京之间,插上一把尖刀。实行中央突破,采取跃进方式,打向敌人战略纵深,是击中敌人要害、转变战争全局的极其英明的决策。这种以十几万大军远离根据地,一举跃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作战,这是一种独特的进攻方式,是史无前例的。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我中原三路大军互相配合,机动作战,共歼敌19万余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在4500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根据地,把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战略后方,变成了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前沿阵地。从而使蒋介石在中原的防御体系被摧毁,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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