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哲学社会科学年鉴.2021：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省社科界的广泛传播，全省广大社科工作者普遍接受了社科研究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坚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和理念，普遍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

随着全省一批重大文化项目和文化扫盲运动相继开展，一批新的高等院校相继建成，全省社科事业逐步迎来了发展的新局面。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四川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起步较低但发展较快、重视马列主义传播和普及、侧重人文社科普及基础性工程、传统优势学科获得发展的特点。

1. 社科研究组织结构体系初步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中央统一推进下，四川省内各高校接受了有计划、有领导、有组织的调整。经过1952—1954年和1955—1956年两次院系调整，西南民族学院、四川师范学院等6所高等学校在成都新建。到1956年，成都全市的大学生人数已近2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1倍多。西南政法学院、成都体育学院、四川美术学院，以及一批地方高校，如内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西昌专科学校相继建立。院系调整和建立新校，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四川高等院校分布不合理的状况。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时期成立了一批重要的社科研究专门机构，如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51年）、四川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1958年）、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59年）、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59年）、成都大学（现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1960年）、四川大学印度研究室（1964年）。

为加强党员干部培训和轮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阐释，这一时期，全省各级党校普遍建立。1950年3月，中共达州市委党校的前身“中共达县地委干部训练班” 成立。1951年1月，中共绵阳市委党校的前身“绵阳地委政治干部训练班”成立。1952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的前身“中共中央西南局党校”成立。1952年12月，中共泸州市委党校的前身“中共泸州地委党训班”成立。1955年1月，中共雅安市委党校的前身“中共雅安地委党校”成立。1959年6月，中共凉山州委党校成立。各级党校的相继建立，有力推动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员干部中的传播，促进了全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

2. 产生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安定，民族交往更加正常与频繁，经济社会建设快速推进，社科发展综合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在这一时期，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和积累，全省社科界产生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初步形成了一批在全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社科专业和学科。

全省社科界围绕研究、阐释、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展开研究。1950年，川北大学张静虚出版《辩证唯物主义讲授提纲》，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省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教材。1953年，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七中级党校（现为重庆市委党校）在全国首先组建了哲学教研室，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此后，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高校也相继成立了政治理论课研究室。1955年，为适应全省学习的需要，四川省委成立了“哲学编写组”，组织专家编写《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该书是四川省最早集体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之一。与此同时，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也组织学者编写《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供电台播送，并在《四川日报》连载。1959年，四川大学成立哲学系，专门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专业课。该课以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教材，结合毛泽东三篇哲学著作进行教学。(www.xing528.com)

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各方面的研究取得系列重要成果。如梅远谋的《国家统销政策与国家银行现金工作》（1953年）、彭迪先与何高的《货币信用论大纲》（1955年）、陈豹隐的《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的看法》（1959年）、吴岐山的《社会主义工业固定资产的磨损和折旧》（1959年）、李永禄的《试论农业对工业的基础作用》（1961年）、刘诗白的《农业为基础的道路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1963年）等。这一批学术成果的取得，促进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国营企业生产管理、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分配制度等科学问题的认识，初步奠定了四川的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等学科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在历史学方面，围绕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中国历代土地制度、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农民战争及农民起义等历史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形成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如钱镠的《北朝之鲜卑语》（1950年），缪钺的《三国志选》（1962年）、《读史存稿》（1963年），徐中舒的《论殷代社会的氏族组织》（1951年）、《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1957年）、《左传选》（1963年），胡鉴民的《西周社会性质问题》（1957年），蒙文通的《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与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1957年）等。

考古学获得重要发展，在全国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1953—1955年，四川省文管会在全省首次文物普查中初步掌握了省内古遗址、古墓葬及地方文物的基本情况。全省历史考古工作者对成都开元寺、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崖墓、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成都天回山崖墓、新繁水观音遗址等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1951年在修建成渝铁路时，考古人员在资阳黄鳝溪发现智人化石，经鉴定命名为“资阳人”。凌纯声的《中国与东南亚之崖墓文化》（1950年），闻宥编著的《四川汉画像选集》（1954年），刘志远、刘廷壁编的《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1955年），冯国定等人编的《四川邛崃唐代龙兴寺石刻》（1958年），四川省博物馆编的《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1960年），冯汉骥的《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1964年）等一系列重要文献、资料相继出版，古蜀文明、巴蜀文化逐渐成为全国历史考古领域的热点。

民族学获得长足发展。西南民族学院（1951年）、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民族研究所（1959年成立，1963年该所与四川民族调查组合并改称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相继建成，并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民族调查。如1956年中央民委和中国科学院组成7个大型的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工作队，分赴全国16个省、自治区普查少数民族语言，其中设在四川的第四工作队（负责彝语支语言调查）、第七工作队（负责藏语、羌语和嘉戎语等调查），以及设在贵州的第二工作队（负责苗语支语）对四川的民族语言进行了系统调查，以陈士林为首的第四工作队为彝语设计了拼音方案，并在调查整理土家语的基础上，于1959年出版了《土家语简本》（油印本），提出了土家语是一种独立的少数民族语言的意见。并且，这一时期形成了如《四川草地藏族情况》《嘉戎藏族情况》《羌族情况》（三者由西南民族学院研究室1954年编印）、《论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胡庆钧，1956年）、《再论凉山彝族制度》（胡庆钧，1957年）、《甘孜县麻书乡如西村调查报告》《甘孜藏族社会调查资料汇辑》《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社会调查》（由全国人大民委办1957年编印）、《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一批民族研究成果，极大丰富了民族语言、民族社会的研究，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工作的开展。

3. 全省扫盲工作取得重大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极低。按照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刘洪康研究员的推算，当时四川全省人口中的文盲率约占人口总数的70%，其中很多山区的文盲和半文盲率占到90%，甚至直接领导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中的文盲半文盲率也有43.27%，妇女的文盲率则更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省委、省政府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落实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精神，把扫盲教育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于1953年成立了四川省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开展全省的扫盲工作，并把扫盲教育纳入历次五年计划当中。依托农村合作社或常年互助组，采取冬学、农民业余初级班（组）、红专学校等方式，广泛发动广大中小学教师、乡村民办教师（民师），以及社科工作者积极参与农村扫盲工作，确保全省扫盲工作顺利开展。根据196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四川文盲率已下降到38.85%，比1953年下降了31.15个百分点，8年时间四川共减少文盲17 188 085人，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精神面貌得到了很大提高和改善。期间，1956年四川省教育厅编印的记工识字教材《农民识字课本》，发行量超过1 200万册。1958年彭县扫盲工作人员在社科专家指导下，创造了同音联词识字教学法，并编写出快速“扫盲”教材——《识字课本》。该教材被推广到全省使用，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文革”期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冲击下，与全国情况一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受到严重冲击，其发展被迫处于停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