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社交媒体传播中的社会特征及交叉分析

对发布主体的社会特征的分析包括其所属国家和地区、个体组织属性(是组织机构还是个人)。

1. 国家分布及其特征

(1) 国家和地域分布

在国家分布上，Twitter样本中来自中国的传者占10.4%，国外传者占69%，国家归属不详的占20.6%。Twitter上关于中国文化的声音，仍主要由国外传者所发出。

表2-2　变量“传者所在国家”的频率分布

对发布主体标注的所属国家和所处城市做进一步的分析统计，如表2-3所示。不难发现，发布主体的所属国家及城市数量较多且较为混杂。其中属于同一国家有10条及以上的有：澳大利亚12个、加拿大14个、美国127个、英国74个、中国52个。因此，Twitter上对于中国文化方面发声较多的国家主要是美英等发达国家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在涉及城市方面，针对不同所属国家的城市基本为其首都或是本国的大或特大城市。通常，若本国的一线城市与首都本身并非为同一城市，一线城市的数量要多于首都。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出现的次数是11，而纽约、加州等地区的数量远远超过华盛顿。

表2-3　发布主体所属国家及相关城市

注：“×”表示该城市被计入几次，如墨尔本×2,表示墨尔本被计入2次；&连接的国家或城市、地名，表示某发布主体同时具有多重归属。

(2) 传者所属国家与组织机构特征

对传者的国家和组织机构属性进行交叉考察。如表2-4所示，中国和外国的传播主体，其组织机构属性的分布基本一致。如表2-5所示，其Pearson卡方值为0.119，不存在显著差异。来自中国的传者中，个体占57.7%，组织机构占42.3%。

表2-4　交叉表(所在国家*组织属性　交叉制表)

表2-5　卡方检验结果

a. 0单元格(0.0%)的期望计数少于5。最小期望计数为25.68。

(3) 传者所属国家与信息主题特征

对不同国家的传者主体进行信息特征的考察，如表2-6所示。其中中国的传者中，其个人简介类型属于V的最多，占到了约60%；其次是Q(新闻媒体)类和N(旅游)类。国外的传者中，V、Q、B、D类占到前几位的主要类别。

表2-6　交叉表(个人简介类型*所在国家)

(4) 传者所属国家与个人职业类型

基于传者的所属国家不同，对其个人的职业属性进行交叉分析。如表2-7所示，剔除缺失值后，国内传者比例最高的是B(影视音乐娱乐界公众人物)类。其后较多的是E(除记者以外的传媒从业人员)、F(专业技术人员)类，但是与影视音乐娱乐界公众人物的比重仍然有较大差距。显现出了明星偶像在我国对外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性。(www.xing528.com)

而国外传者中，则影视音乐娱乐界公众人物类的比重大大减少，不仅不像国内传者那样居于首位，甚至排名已经居于中下段。可见，国外的偶像明星群体在我国的文化传播中起到的作用很微弱。相比之下，国外传者中居于最主要的前两类人群依次是F(专业技术人员)、E(除记者以外的传媒从业人员)，这和国内结构特征是类似的。此外，A(大学教师或学者、中小学/培训机构/初等教育教师)也在国外传者中居于重要地位。我国国内传者中，A类虽然也居于前列，但仍低于在国外传者中的比重，这说明教师与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在国外传者中发挥的更为充分一些，国内在此方面仍可继续加强。

表2-7　交叉表(个体职业*所在国家 交叉制表)

(5) 传者所属国家与组织机构类型

对不同国家的传者，考察其组织机构的类型，如表2-8所示。剔除缺失值，在标记为中国的传者中，最多的组织机构类型是J(大众媒体和文化企业)类，其次是M(非文化类的组织机构和社会团体)类，再其后是L(非文化类的企业)类。E(高等学校，中小学或初等教育学校)、I(文化公共服务机构)、K(文化类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也有一定的数量，但比重较低。国外的组织机构其前三位的类型也是J(大众媒体和文化企业)、M(非文化类的组织机构和社会团体)、L(非文化类的企业)类，这和国内传者比较是相同的。K(文化类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E(高等学校，中小学或初等教育学校)同样在国外传者也占有一定比重。此外，中国设立在海外的文化教育推广机构，也是组织机构型传者中的构成之一，占有一定的比重。

表2-8　交叉表(组织机构*所属国家 交叉制表)

2. 个体和组织属性

(1) 个体/组织分布

考察该传者为个体还是组织机构。在对484条有效样本的统计中发现，有239个推文传者为组织，占总体的49%，245个推文传者为个体，占总体的51%。可见，对于中国文化的推文发布主体中，组织和个体的比例相当，基本对等存在。

(2) 个体传者特征

在个体传者部分主要对其个人职业的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多数传者会在个人主页的简介中写上自我身份介绍，其中会涉及个人的职业。研究对于246个个体传者公布的个人职业做了统计。由图2-1的结果可知，除记者之外的传媒从业人员(例如编辑、杂志摄影师等)所占比例最多，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大学教师或学者、中小学/培训机构/初等教育教师和影视音乐娱乐界公众人物，以及其他类型。由此可推，在对于中国文化发声的246个个体传者样本中传媒从业人员和学者、技术人员居多，这类人士的共同点是都具有自我行业领域独特的技能，知识储备量相对他人较高，因此对外界事物的思考性更强。进一步细分，摄影师、旅游者所占比例较大，这些人士更加注重软文化的传播，较注重生活情调等因素，因此对于中国文化问题所关注的成分也较多。

图2-1　发布主体若为个人的职业统计
(注：采集时间为2015/12/2 14:02:26至2015/12/4 9:59:51)

图2-2　发布主体若为组织的组织类型

(3) 组织传者类型

目标样本中共有238个传者为组织，研究对其组织类型进行分析归纳。由图2-2的结果知，Twitter上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声者的组织类型有41%为大众媒体和文化企业，有15%为文化类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有16%为非文化类的组织机构和社会团体。政府部门基本没有涉及。很明显，本身拥有众多传播渠道的大众媒体是中国文化发声的主要力量，其次是非文化类的团体，他们依据各自不同的组织话题而拥有各自的关注人群，因此也较容易涉及中国文化方面的问题。

(4) 个体/组织属性与国家分布

传者分属于个体和组织机构不同的类型。如表2-9所示，在个体传者中，国外的占64%；在组织机构传者中，国外占73%。Pearson卡方检验显示，P值为0.119，个体和组织机构的传者在国家分布比例上没有显著差异。

表2-9　交叉表(所在国家*组织属性 交叉制表)

(5) 个体/组织属性与信息主题特征

对于个体和组织机构而言，它们的个人介绍所属的信息类型分布如表2-10所示：个体型的传者中，除了未标明和其他类型外，占比最多的是身份介绍型，其后则是哲学/生活哲理型，再其后从高到低依次有R(个人生活议题)、K(科技/自然)、Q(新闻媒体)、A(政治)、B(经济/商务)、N(旅游)等。总体来看，个体传者偏向于个人性、体验性、生活性的信息主题较多。而组织机构型传者中，除了未标明和其他类型外，占比最多的是Q(新闻媒体)类，其后有V(身份介绍)、B(经济/商务)、D(文化艺术)、C(教育)、K(科技/自然)、N(旅游)等类。总体来看，组织机构型的传者更偏向公共类的主题。

表2-10　交叉表(信息主题*组织属性 交叉制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