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年后,她才意识到,原来矛盾在那个清晨就已经萌发了。那天早上,安琪·巴赫曼无所事事地坐在家里,悠闲地看着电视,漫无目的地想着要重新整理一下她装银首饰的抽屉。
她最年幼的女儿已经上了好几周幼儿园了,而大女儿和二女儿在读中学。她们有自己的朋友,有很多课外活动,还会与朋友谈论许多她无法明白的八卦。她的丈夫是一名土地测量师,每天重复着“朝8晚6”的工作。屋子里除了巴赫曼之外没有别人。她19岁步入婚姻的殿堂,20岁有了第一个孩子,从那以后,她的日常生活就围绕着准备午餐,与女儿们玩假扮公主的游戏,开车接送女儿们上学、放学,这是近20年来的第一次,她真真切切地感到孤单。高中时,同学们都说,她应该做模特,因为她是那么漂亮。但事与愿违,她退了学,然后嫁给了一个吉他手,最终他有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而她就顺其自然地成了一位全职妈妈。早上10点30分,女儿们都去上学了,巴赫曼又一次用纸将厨房里的钟遮住,强迫自己停止每三分钟就看一下时间的习惯。接下来,她又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好了。
那一天,她跟自己打赌,如果她能熬到中午不疯掉,或者不吃冰箱里的蛋糕,就出去找点儿乐子。然后,她用接下来的90分钟又想了想有什么有趣的事可以做。12点的钟声响了,她化了淡妆,穿上一条靓丽的裙子,然后开了20分钟的车来到一个船上赌场。虽然是星期四的中午,但是赌场里还是人山人海。与巴赫曼看肥皂剧和叠衣服的单调生活不同,这里的人都在忙着自己手头丰富多彩的事。
在入口处,一支乐队正在演奏。一位女士在派送免费的鸡尾酒,巴赫曼在自助餐区吃了虾。整个过程都让她觉得自己过得很奢侈,就像以前逃学的时光。她走到玩21点的赌桌前,此时荷官正在耐心地解释游戏的玩法。在输了40美元后,她瞟了瞟手表,忽然发觉两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她要赶去接她最小的女儿。那天吃晚餐时,她第一次有了别的东西可以聊,而在此之前,她只能聊自己看《价格猜猜猜》节目时猜赢了哪个参赛选手。
安琪·巴赫曼的父亲原是一名卡车司机,后来,为了追寻自己的理想,在中年时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词曲作家。安琪·巴赫曼的兄弟也成了词曲作家,并且得到过一些奖。而当父母介绍她的时候,都将她称为全职妈妈。
巴赫曼告诉我:“我觉得我是最不济的那个了。我知道我很聪明,我知道我是一个好妈妈。但没有东西能让我理直气壮地说,这就是我的特别之处。”
自从去过赌场一次之后,巴赫曼每周五都会去一次。这是对一个星期以来独守空房、保持屋子的清洁,并且神志清醒的小小奖励。她知道赌博会造成麻烦,所以她为自己设下了严厉的限制。每次去赌场,不能够在21点的桌上停留超过一个小时,而且输完了口袋里的钱,就不能再赌了。“我把它看作某种工作。”她说,“我从来不在中午前离开家,我总是准时去接我的女儿。我十分遵守自己定下的规定。”
她的赌运越来越好了。刚开始,她很难用她的钱玩上一个小时。但半年内,她学到了足够的技巧,能够让她调整自己的规定,玩上两三个小时,并且在她走时,钱还没花完。一天下午,她在21点上用80美元赢了530美元,这笔钱足够用来买杂货,支付电话账单,还能够存一些钱到应急基金里。从那以后,赌场的所有者哈拉斯娱乐公司向她寄送了免费自助餐优惠券,她能够在星期六晚上带她的家人吃自助餐。
先说明一下,巴赫曼赌博的艾奥瓦州仅仅是在几年前才将赌博合法化。1989年前,州立法者们担心卡牌和骰子的诱惑对很多居民来说都很难抗拒。这个忧虑从国家建立时起就已经存在了。“赌博是贪婪之子,是不法之兄,是罪恶之父。”乔治·华盛顿在1783年写道,“这是罪恶的温床……总而言之,这种令人厌恶的活动毫无用处,并且很多人因它而受到伤害。”
实际上,要保护人们免受坏习惯的伤害,应该首先考虑清楚有哪些行为会被定义成“坏习惯”。这些所谓的坏习惯其实都是立法者早期享有的特权。卖淫、赌博、在安息日里卖酒、售卖色情出版物、发放高利贷、婚外情等,都是法律中明文规定违法或者尝试用严厉的(而且通常效果不好)条款约束的行为。
当艾奥瓦州将赌博合法化后,立法者们充分考虑到了要对船上赌场的活动进行限制,规定每次下注不能超过5美元,并且每人每次只要在赌场里输掉超过200美元就不能再赌了。然而,在之后的几年,该州的一些赌场陆续搬迁到密西西比州,因为那里对赌场没有设限。因此,艾奥瓦州放宽了对赌场的限制。2010年,仅赌博一项,该州就收到了超过2.69亿美元的税款,增加了该州的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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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巴赫曼的父母都是烟龄很长的烟民,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开始出现肺病的症状。巴赫曼每周乘飞机去田纳西州看望他们,帮他们买日常杂货和做饭。当她回到丈夫与女儿身边时,孤单的感觉更加强烈了。有时候,只要家里一天没人,她就会胡思乱想,觉得好像朋友们都将她遗忘了,而家人也好像不再需要她了。(www.xing528.com)
巴赫曼担心她的父母,她觉得丈夫更在意的是他的工作,而对她的焦虑无动于衷,这让她觉得很伤心,并且觉得她在女儿们成长的过程中付出了许多,而她们没有意识到现在的她很需要安慰,由此心中有了丝丝怨恨。但是,每当她坐在赌桌上时,这些不悦的情绪便会立刻消失。从此,只要她不用去探望父母,就每周去两次赌场,然后发展到每个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都去。她仍然对自己有规定,但是她已经有了几年的赌龄,也懂得了真正的赌徒的规矩。她每次下注都不会少于25美元一手,而且总是一次下两手。她说:“相比下注限度低的赌桌,在下注限度高的赌桌上更能赢钱。在运气到来之前,你要顶得住一些损失。我见过有人带着150美元来,赢了1万美元。我知道,只要我遵循自己的规则,也一定能够这样。我能够控制住自己。”[1]从那时起,她就不再需要考虑要不要拿下一张牌或者将赌注翻倍,她只知道下意识地做出判断,就像有健忘症的尤金·保利那样,最后总能选到正确的长方形纸板。
2000年里的一天,巴赫曼带着6 000美元从赌场回家,这足够支付两个月的房租并结清门前堆积起来的信用卡账单了。另一次,她赢了2 000美元。有时候她会输,但这是赌博的一部分。聪明的赌客明白,总要输点儿才会赢。最终,哈拉斯娱乐公司给了她信用额度,让她不用带太多现金。其他玩家找到她,坐到她所在的桌子上,因为她知道怎么赌。吃自助餐时,主持人让她坐在最前面。“因为我知道如何赌博。”她说,“我知道这样听起来就像一些不知道自己有问题的人说自己没问题一样,但是我所犯的唯一错误是没有退出,而我的玩法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巴赫曼的规则随着她输赢规模的变化而变得更灵活。一天,她在一小时里输掉800美元,然后在40分钟里赢了1 200美元。然后运气急转直下,她又输掉了4 000美元。另一次,她早上输了3 500美元,下午一点赢了5 000美元,而下午又输了3 000美元。赌场记录着她的输赢,而她自己已经赌糊涂了。
然后,有一个月,她的银行账户里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电费了。她向她的父母陆续借了一点儿钱。头一个月她借了2 000美元,第二个月又借2 500美元。这些钱不算多,她的父母有。
巴赫曼从来没有酗酒、吸毒或者暴饮暴食的问题。她只是一位普通的母亲,经历了平凡人都有的起起落落。所以,那让她陷入赌博无法自拔的,是一日不去赌场就会心烦意乱或者烦躁不安的感觉,是她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赌博,还有豪赌给人带来的刺激,这一切让她猝不及防。这种情况是曾经没有过的,直到赌博主宰了她的生活时,她才突然发现这是个问题。回顾过去,这成瘾的整个过程似乎找不到一条清晰的分界线,某天赌博是一种乐趣,但是第二天就赌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到2001年时,她变成每天都去赌场。每当她跟丈夫吵架,或者觉得孩子们不领情时,她就去赌场。在赌桌旁,她觉得麻木而且兴奋,那一瞬间,她的焦虑烟消云散。赢钱的兴奋是如此立竿见影,而输钱的痛苦也消失得十分迅速。
图9.1
当巴赫曼又一次向她妈妈借钱时,她妈妈对她说:“你想要出名,你不断地赌博是因为你想要别人关注。”
虽然这不完全正确。“我想要在某些东西上有点儿作为。”她告诉我说,“这是我做的这么多事情里唯一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儿长处的事。”
2001年夏天,巴赫曼欠哈拉斯娱乐公司的债务已经高达2万美元。她一直将输钱的事对她的丈夫保密,但是当她的母亲停止了对她的资助时,她崩溃了,只能向丈夫坦白。他们聘请了破产律师,剪掉了她的信用卡,坐在厨房里计划着如何过这种更清苦的生活。她将自己的礼服卖给二手衣服回收店,并忍受了来自19岁女孩的羞辱——那个女孩觉得拿来的礼服都太老土了,差点儿拒收。
终于,最坏的情况似乎开始到头了。她想,这种强烈的赌博想法终于消失了。但是,其实还远远没有结束。几年后,她输得一无所有,毁了她自己和丈夫的生活,她将大量的金钱投入赌博。她的律师在州最高法院中为她辩护说,她赌博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是出于一种习惯,所以她不应该为造成的损失而背上罪责。当她在互联网上变成笑料时,其他人将她比作杰弗里·达默[2],还有那些虐待亲生孩子的人。她不禁反省:我实际上到底要承担多少责任呢?“老实说,我相信任何人在与我相同的情况下,都会做出我所做的事。”巴赫曼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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