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联系的力量：新工作机会与社会性运动

想象一下，你是一家大公司有经验的中层管理者，并且工作出色，备受尊敬。你花了很多年在公司里建立起自己的威信，形成了自己的朋友圈，可以帮你招揽客户、获得建议和业内消息。你加入了教会、健身俱乐部和乡村俱乐部，还加入了你大学校友会在当地的分会。你受到很多人的尊重，并且常常被邀请加入一些委员会。你所在团体中的人如果听到商业机会，也会与你一同分享。

现在，你想象一下，你接到了一个电话，与另一个公司的中层管理者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有关。如果他希望你帮忙，你会不会向你的老板为他美言几句？如果电话里的人对你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人，那就很容易做出决定。为什么要冒着地位会受影响的风险来帮助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呢？还有一种可能，如果打电话的人是你的好朋友，也一样很容易做出选择，相信你肯定会帮助他。这就叫作朋友。

然而，如果打电话的人不是你的好朋友，也不是一个陌生人，而是处在两者之间某个位置的人呢？如果你们有共同的朋友，但是你们本身又不十分熟悉，你能向你的老板保证他值得老板一见吗？换句话说，你愿意为一个朋友的朋友花多少苦心与声誉来帮他获得一份工作？

20世纪6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的博士生马克·格兰诺维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了282位上班族是如何找到他们现在的工作的。他追索应聘者如何找到职位空缺，找了谁充当推荐人，他们参加面试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谁曾经提供过帮助。正如他的设想，他发现，当找工作的人寻求陌生人的帮助时，他们都被拒绝了，而如果他们向朋友求援，就会得到帮助。

更令人意外的是，正在找工作的人能够从朋友的朋友这些交情不深的人那里得到帮助。格兰诺维特将之称为“弱联系”，它代表了双方有共同的朋友的联系，而且在交际圈中有共同的成员身份，但是他们之间本身并没有被像朋友关系这种强联系直接关联在一起。

实际上，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格兰诺维特发现，弱联系的熟人通常比强联系的朋友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因为从弱联系那里，我们能够接触到没有加入过的交际圈。格兰诺维特调查的许多人都是通过弱联系得到新工作机会的，而不是通过好朋友。这个结论能够成立，还因为在好朋友的圈子里，大家经常进行交流，或者一起工作、阅读同样的博客。只要他们知道有新的机会，好朋友就基本上都能知道。因此，那些弱联系的熟人，甚至是半年都不见一次的人，更有可能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无从得知的工作机会。

当社会学家在研究人的看法是如何在社群中传递，传言如何散播，或者政治性运动是怎样开始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一切有一个共同点：弱联系的熟人拥有的影响力通常比好朋友大，或者两者不相上下。正如格兰诺维特所描述的：“没有弱联系熟人的人，无法了解其他交际圈的消息，并且会受局限，只能接触到自己圈内朋友的看法和消息。”

丧失这种机会不仅会让他们无法与最新、最前沿的社会意识接触，还会对他们找工作造成不利影响，要知道，进步的机会很大程度上……依靠信息的及时性，因为要了解哪里有合适的空缺职位。

“另外，弱联系的人也许很难组织或团结发起任何形式的政治性运动……而一两个好友也许可以很快集结起来，但问题是，如果没有弱联系的人，任何这种形式的活动都很难超越这个小圈子，结果就是没有办法发动大部分人。”

弱联系的力量能解释朋友圈内的抗议是如何扩大成更大规模的社会性运动的。说服数量众多的人追求同样的目标是很难的，特别是当这个目标确实难以达到时就更是如此——大至用走路上班代替搭车，小至因那家公司不支持有机种植而放弃在早上喝咖啡。多数人都不会义愤填膺到放弃搭公交或者不喝咖啡，除非他们的好朋友被羞辱或者被捕入狱。所以，运动发起者们总会将这个特点作为工具来发起抗议，即使一些人并不真的想加入进去，他们也会按照这个模式运作。这是劝说的一种形式，并且近百年来屡试不爽。这就是社群或者邻里之间自发建立起来的义务感。换句话说，也就是同伴压力。

同伴压力，还有督促人们达到团体预期的社会习惯，都很难清楚表述出来，因为它们的形式和表现方式因人而异，各有特点。这些并不具备个人习惯那种一贯性模式的社会习惯，最终让每个人都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然而，同伴压力的习惯也有相似的地方。它们通常在弱联系的人之间传播，并且在共同的期望之下树立起威信。如果你忽视邻里间的义务感，如果你对社群的既定模式不屑一顾，你就很可能失去你的社会地位。你会危及自己获得很多社群福利的资格，比如你没法参加乡村俱乐部、校友会或者教会，而这些正是你获得社群福利的前提。

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向打电话找你帮忙的人伸出援手，他可能会向他的网球搭档抱怨，而他的搭档可能又会在更衣室里向另外一些人诉说他的抱怨，恰好那些人就是你想要发掘的客户。然后，这些客户就可能对你的印象大大减分，也许不再回你的电话，因为你有不与别人合作的前科。在球场上，同伴压力是很危险的。在成年人的生活当中，同伴压力是生意成功和社群自我管理的关键。

这种同伴压力本身并不足以维持运动的进展，但是当友谊的强联系和同伴压力的弱联系相融合，它们就能创造出惊人的能量。这时候，大范围的社会变革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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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强联系和弱联系会怎样推动一场运动，我们可以快进到罗莎·帕克斯被捕之后的第9年，此刻已经有不计其数的年轻人自愿冒险参加民权运动。

1964年，全美范围内的大学生（包括不少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其他北部大学的白人学生）申请了一个名为“密西西比夏日计划”的项目。这是一个为期10周的计划，主要内容是在美国南部进行黑人选民登记。这个计划后来被称为“自由夏季运动”，而很多申请人都意识到这个活动存在着风险。在计划开始实施的最初几个月，报纸和杂志里的文章充斥着会发生冲突的预言（而这些预言甚至准确得有点儿恐怖，就在计划实施后的一个星期，白人组成的治安维持队在密西西比的朗代尔杀害了三名志愿者）。这种死亡威胁让很多学生退出了计划，尽管他们都已经申请加入，但最后还是退出了。当初有1 000多名申请者通过了申请，而当6月要出发去南部的时候，有300多人还是退出了。

20世纪80年代，来自亚利桑那大学的社会学家道格·麦克亚当，想找出这些人参加和退出自由夏季运动的原因。他从阅读720名申请者的申请书开始着手。每一份申请书至少有5页纸。申请者要说明他们的背景，他们想要去密西西比的原因，还有他们在选民登记方面的经验。他们被要求提供自己参加过的一些组织的组织者名单，以便他们被捕时能够联系这些人。这些申请书当中有论文和推荐信，有一些还有面试记录。

可以看出，申请加入这个计划并不是心血来潮。麦克亚当的最初假设是，与退出的学生相比，最终去了密西西比的学生很可能有着不一样的动力，正是这一动力造成了参与情况的差别。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他将申请者分为两组。第一组是以“自我利益”为动机（例如“考验自我”、“加入这场运动”，或者“了解南部的生活方式”等）的人。第二组是有“其他目标”的人，例如“改善黑人的生活”，“协助真正民主的全面实现”，或者“证明社会变革能由非暴力力量实现”。

麦克亚当假设，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意识到这场自由夏季运动的危险后更有可能选择退出，而有其他目标的人更有可能坚持参加运动。

但这个假设是错的。

数据显示，实际上，抱着“自私”和“无私”理由去南部的参与者数量相当。动机的不同不能够解释“参与者与退出者之间的任何明显差异”。(www.xing528.com)

接着，麦克亚当将申请者的机会成本进行了对比。也许那些退出的人有丈夫或者女朋友阻止他们去密西西比？也许他们有工作，不能申请到两个月的无薪假期？

又错了。

“实际上，结了婚或者有一份全职工作增加了申请者去南部的可能性。”麦克亚当总结说。

他只剩下一个假设了。每个申请者都被要求列出他们在学生组织和政治组织当中的成员关系，至少举出10个他们希望能够在活动中保持联系的人。麦克亚当考察了这些列出的人名，将其制成图表以看清每个申请者的社会关系网。在对比了俱乐部会员资格后，他就能找出哪些申请者的朋友也一同申请了自由夏季运动。

在他完成这步工作后，他终于弄清楚了为什么有些人坚持参加，而有些人会退出：这是由于社会习惯，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交际圈中的强联系和弱联系在起作用。参加自由夏季运动的学生所在的社区中的好朋友与普通熟人都希望他们能够一同参加。那些退出活动的申请者也有参加一些社群，但是这些社群有所不同，它们不足以形成能够鼓动这些人去密西西比的社会压力和社会习惯。

麦克亚当对我说：“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其中一个递交申请的学生，你报名参加自由夏季运动，与5个最好的朋友一起填了申请表，并且感到自己充满动力。”

“现在，6个月过去了，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所有杂志都预言说密西西比会出现暴力行为。你给你的父母打电话，他们劝你留在家。此时，你会重新考虑去密西西比的决定，那完全是正常的。”

“然后，你在学校里碰上一群与你在同一个教会的人，他们对你说，‘我们正在组织包车，我们在哪里接你呢’？这些人并不是你最好的朋友，但是你会在俱乐部聚会或者在宿舍楼里看见他们，而且他们在你的交际圈中是重要的。他们都知道你已经通过筛选，加入了自由夏季运动，而且你说过你想去。如果在这个时候退出，那你就要自求多福了。你的社会地位会大大下降。即使你有别的想法，但只要你退出，这个就是你要直面的后果。你会失去人们的尊重，而这些人对你的看法又会对你产生很大的影响。”

麦克亚当考察了那些有宗教信仰的申请者，例如那些将“帮助有需要的人是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这句话作为他们申请动机的人。他发现虽然每个人参与的程度不同，但在那些提及宗教信仰并且加入了宗教组织的申请者当中，有意向参加的人最终都成功出发。一旦他们的团体知道他们参加自由夏季运动的申请已通过，那么他们就不可能退出了。

另一方面，麦克亚当考察了申请获得通过但没有去密西西比的申请者的交际圈。这些申请者也一样加入了学校的组织，也一样参加了俱乐部，并且也在意他们在社群中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团体从属的组织，比如校报或者学生自治组织、学术小组和联谊会，都对他们有不同的期望。在那些团体当中，一些人会退出自由夏季运动，而他们在主流社会层次中的地位受到的影响很小或者没有受到影响。

面对在密西西比会被逮捕（或者其他更糟的情况）的可能，也许大多数学生都会再三犹豫。然而，一些人所在的团体有督促他们参与运动的社会习惯，这种习惯来自朋友的期望和普通熟人的同伴压力。所以，不管他们有过怎样的犹豫，最终他们还是会登上去密西西比的班车。而其他人，即使他们也关注公民的权利，但他们属于另一类团体，这些团体的社会习惯会与之有一些区别。所以他们会想，我还是留在家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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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帕克斯在早上被保释后就离开监狱了，E·D·尼克松给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小马丁·路德·金打了一个电话。这时刚过早上5点，尼克松没有礼貌性地打招呼，也没问有没有吵醒金两周大的女儿。金一接电话，尼克松就陈述起帕克斯被捕的事件，告诉他帕克斯怎样因为拒绝让座而被丢进监狱，还有他们准备将她的案件提上法庭，并在星期一抵制城市公交车的计划。那时候，金26岁，他来到蒙哥马利才一年，仍然在思考他应该在社群中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尼克松寻求金的支持，并希望他能让他们用他所在的教堂作为当晚进行抵制运动的集会场所。金担心被牵涉得太深。“尼克松兄弟。”他说，“让我考虑一下，你晚些再给我打电话吧。”

但是尼克松并没有就此打住，他向金的好朋友拉尔夫·D·阿伯内西求助，阿伯内西跟金有很深的交情。他希望阿伯内西帮他劝服年轻的牧师参与这场运动。几个小时后，尼克松再次打电话给金。“我决定参加运动了。”金说。“很高兴你做出这个决定。”尼克松说，“因为我已经跟18个人说今晚来教堂集中了。如果你不在场的话，那就不好了。”就这样，金担负起了新组织主席的责任，负责协调这次抵制运动。

星期天，也就是帕克斯被捕后的第三天，在与金和新组织里的其他成员进行会谈之后，城市里的黑人牧师向其会众传达说，城市里的所有黑人教会都同意参加这个为期一天的抗议运动。要传达的信息很明确：如果教区居民对此次运动袖手旁观，那教会将颜面无存。在同一天，该市的报纸《广告商》发表了一篇关于“蒙哥马利黑人组织了一次‘高度秘密’会议，计划在周一实施抵制城市公交车的运动”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印发了许多传单，而这些传单通过女仆们传到了白人妇女的手中。在城市里的黑人社区中，这些传单“漫天飞舞”。文章对运动进行了预测，预言说每一个黑人居民都会加入运动。这篇文章发表时，仅仅只有帕克斯的朋友们和牧师们以及抵制运动的组织者公开表明会参与抗议。但是，城市里的黑人居民读了这篇文章后，正如白人读者一样，他们都以为，其他人都已经加入运动了。

很多坐在长凳上阅读报纸的人私底下都认识罗莎·帕克斯，当然也愿意出于和她的友情而参与抵制运动。其他人不认识帕克斯，但是他们能感受到整个社区在团结起来支持她，如果他们在周一去乘公交车，那看上去会十分别扭。“如果你要上班，”一张教堂里派发的传单上写着，“那么就打车，或者拼车，或者走路吧。”然后，人们都听说抵制运动的领袖们说服了所有的黑人出租车司机，或者说迫使他们同意周一以10美分一次的价格来接送黑人乘客。这与坐公交车的费用相同。社区中弱联系的力量将所有人联合了起来。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你不加入抵制，那你就是异类。

到了星期一早上，金在黎明前就已经起床喝咖啡了。他的妻子科雷塔坐在窗前，等待着第一辆开过的公交车。她看到南杰克逊公交线上的车头灯时叫了起来，这辆通常装满一车女仆的公交车此时空空荡荡。下一辆公交车上也没有乘客，再下一辆也如此。金开着车开始四处转，到其他线路上观察情况。在一个小时内，他看到只有8个黑人坐在公交车上，而一个星期前，他会看到不下百人。

“我十分欣喜。”他在之后的回忆录中写道，“一个奇迹发生了……在蒙哥马利的大街上，男人们骑着骡子上班，还有几辆马车在跑……人们都围在公交车站，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刚开始，他们静静地站着，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开始对着空的公共汽车欢呼，对着它们开心地开玩笑。一些喜欢热闹的年轻人还唱道，‘今天没有乘客’。”

那天下午，在教堂路的法庭里，罗莎·帕克斯被判违反了该州的隔离法。500多名黑人挤在走廊和大楼前等待着判决。这场抵制和法庭中的临时集会是蒙哥马利历史上最著名的黑人政治性运动，在5天内就达到了高潮。“这场运动由帕克斯最好的朋友发起，但是后来它爆发出强劲的力量。”金和其他参与者回忆道，“因为在社群中，人与人之间都讲义气，这就是弱联系的社会习惯。整个社群在这种压力下联合起来，因为人人都害怕别人因为自己不肯参与运动而不与自己交朋友。”

有很多人参加了抵制运动，尽管他们可能并没有受到刺激因素的影响。金和司机以及其他人可能在没有强联系和弱联系的影响下会做同样的选择，但是对于全城成千上万的人，如果没有社会习惯的刺激，他们是不会决定不坐公共汽车的。金后来写道：“曾经沉默安静的黑人社群如今完全觉醒了。”不过那些社会习惯本身还不足以将为期一日的抵制运动拓展成今后旷日持久的运动。在那几周里，金毫不掩饰自己对大家的觉醒是否坚定的担心，他觉得，“黑人社群继续这场斗争的能力”有多强依然是个问题。

那些担心最终都烟消云散了。金和其他无数运动的领导者一样，会把指导斗争的重担从自己手中转交到追随者的肩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新习惯转移给他们。金将启动运动模式的第三步，而这一次，抵制运动将变成一种永久持续下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