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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贷资产四大困境:金融危机风险法律防范机制研究

时间:2023-08-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然而,银行业的整体不良贷款率却难言乐观,在经济下行压力以及贸易摩擦的影响下,银行业面临的不良资产压力巨大。尽管2018年以来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下降的趋势,但不良贷款规模仍在增长,整个银行业面临的不良资产压力依然存在,加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预计未来不良贷款处置的任务依旧繁重,金融风险防控的压力仍然很大。另一起重大案件则是79亿元票据造假案,邮储银行某支行原

银行信贷资产四大困境:金融危机风险法律防范机制研究

(一)不良贷款大量存在

银行不良贷款,又称有问题贷款或非正常贷款,是指借款人无法按原定的贷款协议按时定期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本金和利息,或者已有证据或迹象表明借款人不可能按原定贷款协议按时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本息而形成的银行贷款[1]国外的商业银行通过风险监控等方式得到系列指标,对已发放的贷款按照其还款的可能性分为五类,即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后三类被称为不良贷款。在1998年以前,我国按照还款是否超期的标准简单地将贷款划分为四类,即正常、逾期、呆滞和呆账,后三类(即一逾两呆)成为不良贷款,该划分标准简单易行、便于操作,但部分贷款的事后评价以及风险预警不能被及时发现,不利于贷款风险管理。[2]199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参照国际惯例,结合中国国情,制定了《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要求商业银行依据借款人的实际还款能力进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后三种即为不良贷款,与国际相接轨。自2002年1月1日起,为更有效地追踪企业贷款情况、降低银行损失,我国全面实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

工、农、中、建四家商业银行是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主体,拥有中国最雄厚的资本力量。由于银行业务的特殊性,存贷业务集中了中国大部分的资本,银行的运作体系简单来说是将存款人的资金借贷给有借款需求的人,银行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客户,将客户的资金再借给其他客户使用,因此银行负有监督和管理其借款贷款安全性的责任和义务。

然而,银行业的整体不良贷款率却难言乐观,在经济下行压力以及贸易摩擦的影响下,银行业面临的不良资产压力巨大。[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银行不良贷款规模和不良贷款率都是“双升”的局面。尽管2018年以来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下降的趋势,但不良贷款规模仍在增长,整个银行业面临的不良资产压力依然存在,加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预计未来不良贷款处置的任务依旧繁重,金融风险防控的压力仍然很大。

(二)信贷结构不尽合理

央行统计,2020年第三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69.37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在信贷总量稳中向好的情况下,我国的信贷结构仍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信贷资金在投放上高度集中于部分地区、部分领域,这也是中国经济结构、经济发展驱动力、金融机构经营选择等多种因素的镜像反映。

从贷款主体看,住户贷款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贷款占比持续下降,当前住户贷款占各项贷款余额的30%左右,2016年以来保持持续上升势头,企业贷款约占各项贷款余额的70%,近年来持续下降。从贷款区域看,贷款不断向东部核心区域集聚,截至2018年年末,东部10省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占全国比重为55.3%。从贷款期限看,当前企业中长期贷款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50%左右,占比上升较快,而企业短期贷款余额占比则呈回落态势,票据融资对短期贷款起到了明显替代作用。[5]

从投向看,贷款仍主要投向房地产和基建领域,且呈现持续攀升趋势,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比重接近30%,基建类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比重逾20%,单这两类贷款就超过了各项贷款存量的一半,而制造业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比重仅为10%左右,显著低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30%左右)。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贷款占比较高,小微企业贷款占比下降。大型企业贷款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在40%左右,总体保持缓慢上升态势;中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分别占企业贷款余额的30%左右,中型企业贷款占比变化不大,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比缓慢下滑,但值得注意的是,“普惠标准”的小微贷款余额在中央支持民营小微系列政策引导和支持下,有了较快增长。[6]

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信贷结构是宏观经济战略、经济结构、制度环境等的反映,但也会对经济结构形成一定的反作用。比如,金融机构盲目把大量信贷资金投入大企业,会助长大企业的盲目投资行为,短期内可能形成金融、经济的互动繁荣,但长此以往必将给经济结构带来破坏性后果。未来推动金融体系健康发展,银行信贷结构调整优化是其中重要一环。

(三)违规放贷问题频发

法院判决书和银保监会披露的银行罚单均显示,银行内控在过去两三年频频失守,银行员工通过伪造假存单、违规放贷、挪用等方式动用的资金从几十万元到亿元不等,银行员工私售理财、勾结外部人员骗贷的情形也屡禁不止。恒丰银行研究院商业银行研究中心主任吴琦表示:“应该说与员工道德、操作风险有关,同时与部分银行内控合规制度不健全有关,很多时间可能不太容易自查。内控合规不完善或者执行落实不严格,内部就存在团伙作案的空间。”[7](www.xing528.com)

2020年上半年,银保监会共计开出3272张罚单,罚没总金额高达6.09亿元,涉及728家银行(包含分行)与637家保险信托等机构,共处罚1673名金融从业人员,从罚单数量看,银行从业人员的罚单略多于银行机构。自2017年以来,银保监会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总体要求,抓住金融信贷等重点领域,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严厉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依法查处大案要案,典型的有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违规放贷案。银监会在某次现场检查中发现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存在重大违规问题,立即要求浦发银行总行派出工作组对成都分行相关问题进行全面核查。经过监管检查和内部核查,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为掩盖不良贷款,通过编造虚假用途、分拆授信、越权审批等手法,违规办理信贷、同业、理财、信用证和保理等业务,向1493个空壳企业授信775亿元,换取相关企业出资承担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不良贷款。为此,银保监会于2018年1月19日公告对浦发成都分行罚款4.62亿元,同时对该分行原行长、2名副行长、1名部门负责人和1名支行行长分别给予禁止终生从事银行业工作、取消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警告及罚款的处罚。[8]这起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主导的有组织的造假案件,涉案金额大、手段隐蔽、性质恶劣,反映出部分银行存在着内控严重失效、片面追求业务规模超高速发展、合规意识淡薄等问题。另一起重大案件则是79亿元票据造假案,邮储银行某支行原行长以邮储银行武威市分行名义,违法违规套取票据资金,涉案票据票面金额79亿元,实际非法套取挪用理财资金30亿元,该案系银行内部员工与外部不法分子内外勾结,非法套取和挪用银行资金。最终,银监会对涉案12家银行机构罚款2.95亿元,多名银行高管被处以取消任职资格、终身禁业、给予警告等不同程度的行政处罚。[9]

针对这些乱象,原银监会于2018年3月下发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指引》,但银行内部监管不到位、违规办理业务的情况仍屡禁不止。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年末,至少有52人被终身禁业,而对银行违规行为负主要责任的被处罚员工更不在少数。禁止终身从业的银行员工包括高管及普通职员,主要原因大致分为参与非法集资、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签虚假合同、内控失效、挪用资金、搞假按揭、私用印章内外勾结、销售飞单、审查不严等。[10]除了政府部门开出的罚单之外,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银行员工刑事案件量亦连年攀升,近年来出现的多起银行员工刑事案件都涉及挪用客户资金、违规放贷。

近些年来,国内不少银行因违规销售理财,引发客户损失,而最终都由银行“买单”,给银行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损失和信誉扫地的不利后果,有效的内控合规管理势在必行,在规避风险的同时也能有效避免相关损失。

(四)流动性风险日益凸显

在宏观经济情况下行、利率市场化等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不断提高,各类企业负债量激增,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同时在金融去杠杆政策下,我国的金融管制不断加强,商业银行应适度降低杠杆,流动性风险凸现。

流动性风险系指商业银行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用于偿付到期债务、履行其他支付义务和满足正常业务开展的其他资金需求的风险,形成机理主要是银行资产与负债期限错配、质量结构不合理等。银行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资产流动性和负债流动性两方面。资产流动性是指银行能够充分满足资金需求方的资金融通需求,并能够随时以合理价格变现所持有的资产;负债流动性是指银行能够方便地以较低成本随时获得足额所需资金,充分满足债权人提取存款、收回资金的需求。资产端与负债端的流动性管理是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11]

流动性风险具有不确定性,破坏性巨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都是监管部门高度关注的重点内容。全球银行业流动性管理总体上经历了资产流动性管理、负债流动性管理、资产负债流动性平衡管理、表内外流动性统一管理等一系列复杂化、多元化的演变过程。而我国商业银行则是在职能正式确立后历经多年演变才逐步有了真正的银行流动性管理,并开启了与国际接轨的流动性管理实践过程。[12]199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首次明确商业银行经营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原则,规定了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存贷款比率和流动性比率,为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提供了法定标准;2003年原中国银监会成立后逐步确立了现代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理念;2018年,新版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设立了流动性比例、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流动性匹配率和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五大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后三个为新引入的指标),并以资产规模2000亿元为界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进行差异化分层监管。[13]

自2016年起,在金融去杠杆、削减同业套利的严监管环境下,银行业整体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呈现两头收缩。大型商业银行更注重回笼同业资产,存放同业与买入返售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新低,中小型商业银行则侧重同业负债的收缩。在去杠杆政策不断落实之后,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加,融资环境愈加恶劣,影子银行规模面临严重收缩压力,资管新规从需求端钳制,委托贷款新规、银信合作新规则从供给端压缩,使得非标业务不断萎缩。据统计,截至2019年年底,银行业境内各项贷款总额为140.6万亿元,同比增长12.6%;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2万亿元,不良贷款率达到1.89%。[14]近两年,盛运环保、中安消等多家上市公司纷纷出现债务违约,信贷资产一旦大规模难以收回,银行势必会出现流动性危机。

商业银行的盈利性、负债经营性以及受市场风险影响大等特点,决定了商业银行与流动性风险是相伴相生的。在利率市场化、宏观经济下行以及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寻求经营模式的转变,积极开展以同业、理财、委托投资为核心的金融市场业务,但为了防止经济过度发展,我国金融监管逐步发展到强监管阶段,从2016年起资管新规、“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理财新规等政策陆续出台,金融去杠杆力度不断加大。在信用违约事件频发、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因强监管逐步收敛的形势下,银行的流动性风险问题变得尤为突出,给银行的信贷业务带来了较大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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