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公私合营银行：上海钱庄研究

综观福源钱庄在上海解放后三年半的历史，可以发现：福源钱庄的结束，和敦裕钱庄不同，不是因为违抗人民政府法令，隐匿官僚资本而被勒令停业；和安裕钱庄也不同，不是因为进行不健全经营而被勒令清理。福源钱庄最后的结束，是顺应时势，是主动放弃经营管理权，与其他私营行庄公司实行大合并，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而宣告取消名称。

前文主要从业务的视角，对福源钱庄在每个不同阶段的经营特点及其原因进行考察和分析，如果将解放后各个阶段的盈亏情况汇总到一张图表上，可以更加直观而整体地看到福源钱庄经营状况的起伏变化。

1949年逐月盈亏数据是缺失的，忽略不计。如图10-6所示，从1950年到1952年9月，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明显分为三个阶段，即（1）1950年上半年，盈余额整体趋势是下降的，6月下降到底谷；（2）1950年7月至1951年10月，整体盈利状况比较好，特别是1950年11月之后，盈余额基本上在高位上起伏，1951年7月是唯一一个亏损月；（3）1951年11月、12月数据是缺失的，但至少在1952年1月开始直到9月整体是亏损的，而且亏损额越来越大，期间唯有1952年3月略有盈余。上述三个阶段，恰好依次是金融风潮时期、联营集团时期和联营总管理处时期。

图10-6　1951年1月~1952年9月福源钱庄盈亏图

资料来源：根据福源钱庄相关数据整理，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S172-4-126、S172-4-140；福源钱庄档案，档号Q76-2-47、Q72-2-48。

作为一家从业经验丰富的老牌钱庄，福源钱庄在上海解放后主动接受新政府的监管，配合新政府扶助工商业的政策，在新的制度环境中努力经营。在1949年下半年，政府整肃金融市场，规范业务经营，整体的经营环境得到改善，福源钱庄管理层抓住机遇，和全体职员共同努力，使1949年下半年的盈余数字到达上半年的854倍，迎来了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业务高潮期。由于注重稳健经营，加上丰富的风控能力，福源钱庄安然渡过1950年上半年的金融业停闭风潮。在众多金融机构纷纷停业倒闭之时，依然能够保持有盈余的成绩。

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之道，福源钱庄响应政府号召，在1950年7月与众多中小行庄一样，选择了联营集团之路，这时期无论管理层还是普通职员都对未来充满信心，希望尽快改变金融风潮时期业务的低落状态。通过福源钱庄上下共同努力，从1950年7月至12月，仅6个月时间盈余额增长了5.2倍。1951年是公私合营银行壮大时期，面对竞争压力，福源钱庄知难而进，为了争取存款的增进，管理层建立了激励机制，以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比如曾于7月1日起实施业务奖励办法，规定：（1）内勤人员经手存款，每月平均以100万元为一份，每份月终给予奖励金2 000元。（2）外勤人员经手存款，除往来存款仍照原有办法支付车费外，其他存款以1 000万元为一份，每份月终给予奖励金2 000元等，并有详细的执行办法。⁽²⁴²⁾正是由于福源钱庄利用整个经济形势利好的环境，努力经营，使钱庄的总体业绩稳步提升，赢利状态一直持续到1951年10月，由此形成了上海解放后的第二个业务高潮期，也可以认为是福源钱庄于上海解放后业务经营的黄金时期。

随后福源钱庄接受政府指示，1951年10月加入联营总管理处。进入联管时期之后，福源钱庄的营业状况出现逆转，第一个月还是盈余的，而后基本上是月月亏损，直到参加公私合营银行大合并。(www.xing528.com)

从福源钱庄三年半的历史中，可以感受到在新旧制度更替时期，其为生存所做的一切努力。首先，从政治上看，积极配合政府政策，响应政府在不同阶段的号召，无论是解放初期的审查、增资注册，还是联营、联管、大合并等政策性的要求，福源钱庄无一不走在前列；对于钱庄职员的投机行为，也是严惩不贷。无论是参加联放银团、劳军捐款、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还是抗美援朝捐献等，政府的每一次号召，福源钱庄在同业中的表现总是出色的。在增产节约运动，“四反”“五反”运动中，福源钱庄也没有表现出丝毫懈怠。福源钱庄之所以如此积极表现，不仅是出于对新政府的认同和拥护，也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考虑。

再从业务上看，福源钱庄从未放弃任何经营环境的利好时期，上海解放初期的半年时间，以及联营集团时期便是如此，福源钱庄的管理层们积极筹谋，努力经营。为了更好地开展业务，增设了庄务会议，自1950年4月召开第一次庄务会议后，几乎每月一次，一直坚持到1952年底，主要讨论与业务发展相关的一切问题。又自1951年1月开始建立财务计划和总结制度，每个月编制8张表，包括资金营运分析比较表、放款对象分析表、损益表和费用表4种，分月初预测估计4张表和月末总结检讨4张表，这种制度一直坚持到当年10月。包括其他一些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为福源钱庄的业务发展提供了保障。

既然福源钱庄一直努力求生存、求发展，为什么还要主动地合并于公私合营银行，交出股权和经营权而使自己“消失”呢？表面上看，联管时期福源钱庄的业务是持续亏损的。但是，因此就认为福源钱庄是由于经营不善，难以为继，才主动申请加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这种认识未免过于简单。

福源钱庄在联营集团时期获得的业绩，已彰显其盈利能力和业务水准；而在私营金融业停闭风潮时期的表现，也足以证明其抗御风险的能力。福源钱庄是著名的大钱庄，历史悠久，资力雄厚，人员规模大，业内声望好，又以经营管理著称，因而无论如何其独立经营是不存在问题的。那么又如何解释联管时期的持续亏损？

如前所述，联管时期与联营时期是不同的。联营时期，集团委员会虽然作为联营团员共同的领导机构，但是仅负责团员的联合业务部分，与团员之间更多的是业务指导和建议关系，福源钱庄基本还是作为独立经营的个体而存在，有更多的自主管理权。如福源钱庄每月制订的《业务检讨与说明》中都会有“上海经济金融概况”，每月的《业务估计与说明》中也都有“上海经济金融预测”，显示着对经济金融形势和工商业行情的独立判断，用以指导或者检讨钱庄的业务，可见有自主的一套业务逻辑。再如，从每月的《财务计划表》中可以看到，联营时期的各项业务还是比较丰富的，存放款种类多，营运资金来源和运营的项目也比较多，彰显着业务的繁荣状况。而到联管时期，各单位的业务、财务和人事调任由联营总管理处统一安排，利润的分配也归联营总管理处负责，福源钱庄的独立性几乎丧失，自然难以有所作为。何况，当时其他工商各业由于受到“三反”“五反”运动的冲击，业务滑落很快，可以说整个行业基本面都是不佳的，福源钱庄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福源钱庄作为经济组织，正常情况下，其经营的目的总是逐利的。通过资金的营运，管理层希望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职员们也要求得到更多的酬劳。当整个经济环境遭遇困难时，钱庄必然会为了生存而努力寻求解决的办法。但是，“三反”“五反”期间，当以常规的手段追求利润，变成了“追逐暴利”的时候，私营钱庄的存在已经失去意义，其不仅是不赢利的机构，甚至变成了危险行业。当政府发出淘汰私营行庄的指令时，福源钱庄将最后的阵地“组织机构”合并于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此为顺应时势。

在上海解放后三年半时间里，福源钱庄在与不同性质金融机构的竞争中努力经营，从其历年的财务、业务数据以及最后清理核资情况来看，福源钱庄的结束非为业务不精，经营不善，只是在新旧制度更迭之时，单凭一家个体钱庄的努力是无法改变命运的。放弃钱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自觉自愿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才是福源钱庄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