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强信用，改善经营状况，1950年7月1日福源钱庄和存诚钱庄、金源钱庄、宝丰钱庄、和成银行、中孚银行、中信银行、中国企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中华劝工银行、茂华银行和中一信托公司共同组成上海市金融业第一联营集团（下文简称第一联营集团），开始了集体的和有计划的经营方式。第一联营集团的成员在中小行庄中，无论资力、内部治理能力和赢利水平均属于实力较强者，而且重视劳资关系的协调，已如期完成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任务，具有良好的责任意识和信誉。如前文所述，第一联营集团的章程，规定了集团对于团员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无疑为福源钱庄增进业务和降低风险提供了保障。联营集团的最高决策机构是集团委员会，由每家团员推举一位委员组成，福源钱庄副经理冯梅卿为12个委员之一，1951年1月第二届委员会选举时，冯梅卿当选为副主任委员。
第一联营集团章程中明确写着集团的目的，在于“加强同业联系，运用集体力量，有计划的推进业务，扶助工商企业”，因此办理联合放款是集团最基本的工作。期间，福源钱庄与集团其他团员一起办理的联合放款主要包括三类：(232)
第一类是加入上海市公私营联放处基金，1950年7月由全体团员认放60亿元，10月又追加120亿，总计180亿元。福源钱庄两次共认480个单位，合计18亿元，占团员认放总数的10%。
第二类是联营集团自己的联放业务，1950年7月联营集团成立时，即设立联放基金共60亿元，1951年6月调整为160亿元。福源钱庄共认定13亿元，超过总数的8%。联营集团成立一年期间，举办的联放金额总计1 374 200万元，占基金总数的86%；放款对象为棉强业、机器业、毛织业、化工业等35家工商业户。
第三是担任收购棉花等土产的贴现服务，1950年11月人民银行为扶助收购棉花等土产事业，特承兑该业等联购处汇票，向各私营行庄贴现。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令贴现改由公私营联放处承做，因而向各行庄摊收临时基金。第一联营集团将此项任务作为集团的联合业务承担起来，自1950年11月至1951年5月，经营上项贴现放款包括：收购国棉部分累积金额6 651 000万元，其他部分累积金额264 000万元，共计6 915 000万元。
为配合政府的金融政策，金融业必须走向计划化，并与工商业加强联系，因此福源钱庄随联营集团的其他成员深入企业进行调查，并先后与造船厂、机器厂、牛皮胶制造厂、茶叶厂等联营，订立联系合约；并与水泥厂、纱厂、铜厂、锯木厂、石棉瓦厂、制革厂、土布联营、驳运公司等订立存放汇合约或集中收付合约，为以后与以上厂家订立业务联系合同预作准备，这些都充分表明福源钱庄把与工商业之间的业务往来作为其服务的重心。
联营集团委员会对于成员业务经营中的风险管控极为重视，“以稽核工作为联营精神所寄”，因此严格执行稽核工作。集团委员会经常审核团员业务表报，要求团员按周、旬、月提供各种报表，对团员业务及一般情况详细审核，编制统计表报，并指出其优点和缺点，组织团员互相观摩，提高风险意识。联营集团也经常提醒团员紧缩信用透支，并关注团员的信用放款额度、种类、性质及付现准备金情形，确保团员业务的稳健，以配合金融法令和政策。1950年10月起经集团委员会议决：团员的大额放款，即每笔在存款总额（包括自有资金）5%以上者，或存款总额（包括自有资金）在40亿元以下，而每笔放款在2亿元以上者，均应照章在承做前提请委员会研讨，进行评估。至于集团所有联放业务及经常收支方面的账册，也规定每旬详加审核。
与此同时，在联营集团委员会的推动下，福源钱庄和其他成员一起，自1951年1月始执行编制财务计划与总结工作。每月末福源钱庄编制下月的《财务计划》，然后联营集团委员会进行审核，对于资金投放的对象与方式、损益计算及头寸多缺、人事费用与业务费用等方面认真评估，并提出改进意见。每月末编制的《财务计划总结》，联营集团委员会也会进行审核，指出计划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建议。此外，联营集团委员会还督促团员按月编制更加详细的财务计划及财务计划总结综合分析表，通过对各种业务数据的分析，研究得失，作为以后改进业务之参考。这种有计划的经营模式，使福源钱庄受益匪浅。
特别是放款制度的建立，也是一项业务革新。以往的放款通常掌握在业务员手中，盲目而无计划，且容易滋生流弊。在联营集团委员会督促下，福源钱庄和其他成员分别在1951年5月底前成立了放款委员会，并拟订放款委员会章程及放款细则，做到放款前征信审核；大额放款要认真审核，以承做质款为原则；遵守信用放款的法定额度；放款方针要配合每月所编的财务计划等，这些措施有效地减低了放款风险，减少了呆账的可能性。
由于配合政府政策，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联营集团委员会的引领下，福源钱庄和其他成员转变了业务方向，并改变过去单独而无计划的经营方式，开始步入集体的和有计划的经营途径，因此第一联营集团成立仅一年，无论是存款、放款、汇款等业务都有显著提升，呆账数目也在减少，全体团员在1951年上期纯益额，比1950年上期纯益额增加了95.39%，比1950年下期纯益额也增加了34.78%。(233)
综上，总体向好的趋势大大鼓舞了联营集团的团员。对于福源钱庄来讲，在加入第一联营集团的一年多时间里，不仅通过联合放贷的途径配合政府政策，为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城乡物资交流提供金融服务，而且深度体验了与其他行庄建立合作业务的新型经营方式，这些与以往相比都是新的转变。特别是联营集团时期建立起来的放款制度、财务计划和财务计划总结制度等，则开启了由以往的盲目经营向有计划经营、稳健性经营的转变，这些制度的实施的确让福源钱庄从中受益，不仅体现在集团业务的成就方面，也体现在福源钱庄自营业务的快速发展上。
福源钱庄加入联营集团后，与其他团员共同开展一些联合业务外，仍然保有独立性，有自己独立的营业计划。那么，福源钱庄在加入联营集团之后，其经营状况是否有所改观，联营之路是否给福源钱庄带来更大的收益？需要通过对福源钱庄业务和盈亏情况的考察，来寻求相应的结论。
福源钱庄参加联营集团起于1950年7月，讫于1951年10月，总计15个月。对联营集团时期福源钱庄营业状况的考察，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年1~12月，虽然福源钱庄是在7月才加入联营集团的，但是以1950年全年为考察时间段，可以更加清晰地观察到福源钱庄加入联营集团之后与上半年私营行庄停闭风潮时期之异同；第二阶段是1951年1~12月，福源钱庄于当年10月加入联管组织，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业务状况方面立即展现出新现象，与上述同样的原因，对1951年全年进行考察，可以对比出联营时期的福源钱庄与联管阶段之不同。
1．联营集团时期的福源钱庄（1950年）
1950年由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组成，上半年大体可以认为是私营行庄停闭风潮时期，下半年则是联营集团时期。首先观察福源钱庄在全年的存放款业务情况，如图10-3。
图10-3 1950年福源钱庄存放款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私营行庄公司存款与放款数据整理，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S172-4-126、S172-4-139。
可以看出，福源钱庄在整个下半年，无论是存款还是放款额都在持续增长，而且1950年年底的存放款额与年初相比，有很大的提高。1950年1月存款额为390 095万元，12月增至1 485 425万元，是1月的3.8倍；1950年1月放款额为319 473万元，12月增至1 041 200万元，是1月的3.2倍，这就充分地说明福源钱庄已经走出金融风潮的影响，整个下半年的存放款业务都有比较大的提升。
仅依赖存放款数字的增长，还不能判断真实的营业状况，因此要同时观察福源钱庄在1950年的盈余情况。如图10-4所示，自1950年2月开始，福源钱庄的盈余数字是逐月下降的，6月亏损严重。但是，自7月加入联营集团之后，开始扭亏为盈，除10月份比较特殊外，盈余额是逐步增长的，从1950年7月至12月，6个月时间增长了5.2倍。
福源钱庄对于政府提倡的精简节约政策的实施，也是卓有成效的，如图10-5所示，尽管下半年业务比上半年发展得快，但开支却是减少了。1950年上半年福源钱庄的支出约占收入的89%；而自加入联营集团后，支出占比减少至67%。
图10-4 1950年福源钱庄盈亏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私营行庄公司财务表整理，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S172-4-126、S172-4-140。
图10-5 1950年福源钱庄收支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私营行庄公司财务表整理，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S172-4-126、S172-4-140。
由此可以说，福源钱庄在加入第一联营集团后，业务状况获得了较大改善，整体的发展状况是向好的，而且这种好转趋势一直延续到1951年。
2．联营集团时期的福源钱庄（1951年）
1951年之后福源钱庄存留的资料是比较全的，可以通过对其营运资金的来源和营运资金的途径进行比较，了解其经营状况。
首先考察营运资金的来源，福源钱庄的营运资金主要由存款、营运基金、借入款、汇出汇款和其他部分构成，如表10-3所示。
表10-3 1951年福源钱庄营运资金来源
资料来源：根据福源钱庄财务计划和总结表整理，福源钱庄档案，档号Q76-2-47、Q76-2 -48。(www.xing528.com)
其中，存款在全部的营运资金中占比最大，其次是营运基金。营运基金是由资本、公积与盈余、各项准备金构成，在10月份突然缩减了十几倍；借入款、汇出汇款和其他各项资金来源相对比重小，对于营运资金来源的整体影响也小。存款是福源钱庄营运资金的主要来源，种类复杂，也多有变化，可进行重点分析，如表10-4所示。
表10-4 1951年福源钱庄存款类别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福源钱庄财务计划和总结表整理，福源钱庄档案，档号Q76-2-47、Q76-2 -48。
联营集团时期，福源钱庄的存款由定期、活期、定活两便存款和保本保值存款四个种类组成，各类不同存款占总体存款额的比例是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其中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比例始终占了大部分，大约为80%左右。定活两便存款、保本保值存款均是在物价上涨的环境里增设的，一直延续下来，保本保值存款的比例一直比较低，最高的时候也只有4.25%；而定活两便存款的比例则相对比较稳定，常在10%~ 20%之间波动，两项合计大约占存款总额的15%~20%左右。但是自当年11月始，这两项存款被取消了，这主要是由于1951年物价平稳，不再需要类似的存款项目。不过取消了这两类存款的同时，又增加了新品种“联行存款”。
福源钱庄和联营集团的其他团员一样，响应政府号召，在每月制订的放款计划中，都把“设法多争取定期性质”的存款作为努力的目标，所以从1月到9月，虽然基本上都是活期存款的在全部存款中的比例高于定期存款，但是两者比例的差额越来越小。1月份活期存款额为903 732万元，而定期仅为457 976万元，几乎只占活期存款的一半；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9月活期存款为814 665万元，而定期存款已达785 797万元，两者的差距已经接近，而到了1951年年底，定期存款终于超过了活期存款。
综上，进入1951年，福源钱庄的存款特点表现出总体趋势是继续增长的，其中定期存款增长较快。
其次考察资金运营的途径，主要包括各类放款、各项准备金、催收款项和其他部分，其中比重比较小的类别，比如进出口押汇、贴现、存放同业、拆放同业、投资与证券、房地产及器具等，都归入“其他”项目下，详见表10-5所示。
表10-5 1951年福源钱庄放款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福源钱庄财务计划和总结表整理，福源钱庄档案，档号Q76-2-47、Q76-2 -48。
联营集团时期，福源钱庄的放款种类主要包括活期、定期和联合放款三类。其中，联合放款是福源钱庄参加联营集团的放款，在放款总额中所占比例并不大，总体不超过5%；活期放款占比已经很小，各月均不超过2.5%。定期放款占了总体营运资金的很高比例，约在50%~70%之间，是营运资金的主要用途。
需要说明的是，催收款项在1951年1~6月期间，一直都是2 000万~3 000万元左右；但7月、8月、9月的三个月里迅速上升并维持在8 954万元，10月则取消了这一项目。准备金包括付现准备金和存款保证准备金，存款保证准备金在1951年1月到9月，占比一直稳定在10%左右，10月也取消了此项目；而且自10月开始，财务报表的板式有所调整，在付现准备金中，原有的“存放人民银行活存”和“存放人民银行两便活存”取消了，只剩下“联放基金”和“库存现金”，以后付现准备金只剩下“库存现金”一项，数额比以前大为减少。由此可见，1951年10月是一个转折点，福源钱庄的资金营运项目自此开始已明显缩减；定期放款仍是主要内容，但是和放款总额一样，都在逐渐减退中。
从福源钱庄的放款对象来看，全部面向生产事业，包括工业、商业、贸易、农业和其他诸类别，详见表10-6所示。
表10-6 1951年福源钱庄各类放款占放款总额的百分比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福源钱庄财务计划和总结表整理，福源钱庄档案，档号Q76-2-47、Q76-2 -48。
如前文所述，根据联营集团委员会的要求，福源钱庄内部设有专门的放款委员会，从1951年6月开始定期召开会议，对放款对象特别是大额放款的客户要进行审核，对于已经放款的客户要求增加额度时，也会重点讨论，然后给出风险预警，并安排专人负责监督放款。福源钱庄每个月末都会制订下月的放款计划，而在每个月的计划书中，服从联营集团的安排，以工业为主要放款对象，因而工业放款占比最大，从1951年1月到9月大体稳定在40%~50%左右。因为集团举办的联合放款大多是面向工业的，所以可以说这段时间福源钱庄的工业放款大体占到放款总数的一半以上。商业贸易放款占比稍低于工业放款，不过，工业和商业贸易放款合起来基本上占了几乎所有的放款额度。
最后分析福源钱庄的损益情况，收益部分主要有利息收入、手续费收入、汇费收入、什项收入、保管费收益、仓库收益和收回坏账等。其中，仓库收益只在1951年6月有2 421万元；收回坏账在1951年5月和6月有记录，数额较少；汇费收入在1951年11月开始便没有了；而什项收入和保管费收益这两项数额对整体收益部分影响较小，因此，福源钱庄在1951年的收益部分主要是利息收入占了大部分。
损失部分就是支出，包括利息支出、手续费支出、各项费用、各项税款、什项支出、投资损失、坏账和其他支出等部分。其中，手续费支出较小，“其他支出”不仅数额小且不是每个月都有，因此这两项可以忽略；坏账只在1951年4月和6月出现过，投资损失只在1951年6月有过2 240万元，什项支出只在1951年12月出现，因此这三项也可以暂且不谈。因而，损失部分主要包括三项，即利息支出、各项费用（人事费用、业务费用）和各项税款，除利息支出以外，人事费用和业务费用两项占比最大，其中又以人事费用最重，而且在1951年期间基本是处于逐步上涨的，详见表10-7。
表10-7 1951年联营时期各项费用的支出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福源钱庄财务计划和总结表整理，福源钱庄档案，档号Q76-2-47、Q76-2 -48。
从表中可以看到，在7~9月三个月份，福源钱庄的人事费用和业务费用出现突然上涨的现象。结合表10-8，可以观察到1951年福源钱庄损益统计中，7~9月的确是比较特别的，7月是已知10个月份中唯一一个亏损的月份，8月、9月两个月的收益也出现明显下滑。
表10-8 1951年福源钱庄损益统计
（续表）
说明：1950年11月和12月两个月的数据是缺失的。
资料来源：根据福源钱庄财务计划和总结表整理，福源钱庄档案，档号Q76-2-47、Q76-2 -48。
应该说，抗美援朝战争几乎持续在福源钱庄的整个联营时期，签订爱国公约是福源钱庄在政治上的立场，并须以实际行动来证明。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提出“增产、捐献、优抚军烈属”的号召，实际掌管福源钱庄事务的副经理冯梅卿，被选入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下属的抗美援朝工作委员会，成为11位委员之一。为了表达积极增产捐献的决心，冯梅卿代表福源钱庄率先签订了增产捐献计划，其中认捐数字为30 100万元，并计划在7—12月之间，以每月预估盈余15 000万元为基数，基数内的20%部分用于捐献，而增产超额部分则以其中的50%用来捐献。(234)但不久，为了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抗美援朝运动的热烈投入，并迎接国庆两周年，福源钱庄在金融业同业公会的号召下，决定于9月底提前完成半年的捐献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福源钱庄的收支情况随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7月福源钱庄的第一笔捐献为15 100万元，占到业务费用的78%，突然增加的支出，使福源钱庄的收支出现问题，致使7月出现了8 318万元的亏损。在8月的财务计划中，福源钱庄将捐献纳入财务计划中，将预定额度缩减为3 000万元，不过福源钱庄通过一个月的努力增产，当月的实际捐献额达到5 342万元。尽管如此，8月的收支与通常月份的收益相比，差距不至于太大。但是，9月是提前完成捐献的最后一个月，福源钱庄在当月的财务计划中原本计划捐献3 519万元，但实际上捐献了16 500万元，因此9月的收益锐减至4 800万元。(235)所以，如果说福源钱庄的经营状况在下半年逊于上半年的话，主要是由于开展抗美援朝爱国捐献活动，突然增加了人事和业务开支所致。
自1950年7月之后的十几个月里，也就是福源钱庄加入第一联营集团的时期里，风潮平息，物价平稳，投机隐匿，整体的经济环境比较好，金融秩序稳定。不过，这一时期国家银行逐渐壮大，公私合营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扶助下业务推进迅速，与私营金融机构的业务竞争中优势明显，尽管如此，福源钱庄仍能有较好的收益。从1950年7月至1951年9月，福源钱庄的业务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并能获得可观的收益，成就的取得自然是福源钱庄努力经营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联营这种新的经营模式给福源钱庄带来的正效益。虽然联合业务在福源钱庄的业务项目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但是集团成员通过签约的方式建立起了互助同盟，精简节约制度、放款制度、财务计划和总结制度等也随之建立，引导并推进着福源钱庄业务经营的计划性，避免了业务经营的盲目性及其带来的开支浪费等，使福源钱庄的整体经营状况呈现出进取的好势头。另外，这一时期，福源钱庄的服务对象完全转向人民大众和生产事业，并将业务重心放在对工业的扶持方面；同时积极地通过增产节约运动为抗美援朝战争捐款，应予特别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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