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钱庄业务倒退：20世纪50年代风潮时期

福源钱庄在1949年下半年的收益，无论是福源钱庄的领导层，还是一般职员都深受鼓舞，准备在1950年继续努力。

进入1950年，新中国政府为解决严重的财政困难，于1月初由中央人民政府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万万分，希望工商界能够帮助国家共度难关。在金融业同业公会的倡导下，福源钱庄积极认购。根据1949年福源钱庄的盈余收入，除去缴纳营业所得税103 079 978元、提取公积金203 131 110元、分发股息24 000 000元、坏账105 000 000元外，⁽²²⁶⁾流动资金所剩有限，但是与1949年上半的经营状况相比，福源钱庄的股东和职员们对新政府充满了期待。因此福源钱庄董事会议决认购15 000分，仅次于安裕钱庄（认购19 000分）和同庆钱庄（认购15 500分），不过安裕钱庄后来在金融风潮中倒闭。以后，在金融业同业公会持续的宣传动员下，福源钱庄又追加认购了1 063分，并且在3月31日规定的缴款截止日期前，缴清了全部的认购款额，成为私营金融业中最早完成任务的8家行庄之一，也是实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最多的钱庄。

实际上，自1950年2月中旬开始，金融业停闭风潮已经开始，整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福源钱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如期完成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认购款，又追加认购1 063分，并且全部缴清，体现了福源钱庄对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积极支持。

还应该提到，由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分别于1949年9月、12月组织领导的“上海市私营银钱信托业联合放款处”、“上海市公私营金融业联合放款处”，对私营工商业持续提供着急需的信用服务，福源钱庄不仅积极参加，而且整体表现也是突出的。第一次放款银团成立时，福源钱庄认贷6 200万元，其数额在全体钱庄中仅次于安裕钱庄，名列第二。特别是第二次放款银团发起时，正值上海解放后的第四次物价涨风之时，由于受到物价连续上涨的影响，很多工厂经营更加艰难，12月10日是第一次放款银团的第5个收息日，当时受贷厂家已经出现到期不能付息的现象，尽管如此，福源钱庄一如既往地支持放款银团。12月14日第二次放款银成立时，福源钱庄毅然认贷了9 000万元，在76家钱庄中，其认贷额仅次于安裕钱庄。以后，两个联合放款处都是以亏损而结束，福源钱庄的大部分贷款成为呆账。

另外，在1949年7月上海各业自动筹募劳军款活动中，由钱业公会组织同业也进行了自愿认捐，共集款3 020余万元，其中福源钱庄认捐了147.8万元，⁽²²⁷⁾其金额在全体钱庄中排名第二。

综上，在上海解放后新的制度环境中，福源钱庄无论在业务经营，还是在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倡导的各种活动中，都有良好的表现，在整个钱业中保持着佼佼者的形象。这实际上也是福源钱庄对新政府政策认同和拥护的体现。

随着1950年“二·六轰炸”事件爆发，工商业停工倒闭现象严重，其与金融业之间的债务信用关系难以维持，直接影响到私营银行、钱庄的正常运作，上海私营行庄以此为始，出现集中停闭现象。此时，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加强了对私营行庄的监管，在进行例行账目的检查过程中，发现仍然有一部分行庄存在违法经营情节，甚至包括一直以信誉著称的福源钱庄。

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发现，福源钱庄襄理范少谷、胡杏宇、冯蕙生及职员罗伯英等，在1949年10月有私自拆放行为，遂勒令福源钱庄彻查。福源钱庄接令后，于1950年3月初分别召集相关负责人及职工举行会议，3位襄理和相关职员均分别坦白并反省错误，填具坦白悔过书，表示永不再重蹈错误。因考虑到职员们公务方面尚无过失，为了照顾其家庭生活，分别给予记大过处分一次；襄理们身为负责人，不能律己，应从严议处，范少谷被撤职；胡杏宇、冯蕙生因系自己资金存出图利，且为数不大，但无论如何有愧职责，给予记大过一次，罚俸两个月，分四个月扣清，以此警示贪利者。

关于襄理范少谷，福源钱庄负责人专门致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称其在福源钱庄服务已30余年，平日公务勤勉，因其早年一直担任跑街工作，在联系客户方面有相当的经验和资源，能为福源钱庄所用。惩罚渎职人员的目的在于教育和纠过，范少谷既已深刻悔过并具结，请示准其留用，给予自新机会。获人民银行华东区相关方面核准。⁽²²⁸⁾

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在检查账目时，还发现襄理章伯炎、职员贺肯堂和沈陆舟、秦覃伯四人有私营拆放及买卖金钞事情，情节恶劣，为示严惩，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责令四人登报悔过。福源钱庄深感被动，考虑到当时受私营行庄大批停闭的影响，行庄整体的信誉已在严重下降中，担心若此时登报公示，必然会对钱庄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庄方于5月25日致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称：登报惩戒，难免发生以讹传讹，使钱庄对外信誉受到影响，希望能够体谅福源钱庄此时的困难，改为其他处分。经过沟通，获得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同意。随后于5月27日，福源钱庄召开全体职工大会，由四人坦白错误，反省自私的个人主义行为。四人均认为自己的行为违背了善良风纪，并当场表示彻底悔过，章伯炎、贺肯堂和沈陆舟三人还自愿捐助失业工人50折实单位，做“自新之纪念”，并各自请求给予行政处分。庄方考虑到他们在公务上尚无过失，且有彻底悔过之意，最后处罚为记大过一次。事后，福源钱庄将大会的具体情况向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作了汇报。⁽²²⁹⁾

福源钱庄个别职员的投机违法行为以及受到的惩戒，对全体职员都是深刻的教育和警示。作为一家拥有良好信誉的资深钱庄，其在钱业中的标杆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其本身的骄人业绩和积极配合政府政策的倾向，一直深得政府当局的赞许；加上在处理犯错职员的事情上，福源钱庄也做到了坦诚不徇私，及时积极地与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沟通，因此获得谅解。(www.xing528.com)

1950年上半年，在大批私营行庄纷纷停闭的情况下，福源钱庄的业务虽然可以维持，但也受到打击，如表10-2所示。

表10-2　1950年1~6月福源钱庄业务与盈亏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私营行庄公司相关财务数据整理，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S172-4-139、S172-4-140。

图10-1　1950年1~6月福源钱庄存放款统计

图10-2　1950年1~6月福源钱庄盈亏统计

结合表10-2、图10-1可以看到，在私营行庄停闭风潮期间，福源钱庄的存款大体保持平稳状态，但是放款波动相对较大。另外，1951年2月份放款竟然为存款的102%，这是由于第四次物价涨风的余波，加上“二·六轰炸”事件带来的恐慌，在持续不安定的环境中福源钱庄出现不稳健的操作现象，也正是因为如此而被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察觉，在例行查账过程中，发现福源钱庄部分职员的投机行为，包括隐藏的1949年10月的私营拆放行为。由于受到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处罚，福源钱庄在3月份的经营比较谨慎，从图10-1可以看到，尽管存款额比2月增加了，放款却反而比2月减少了，放款占存款的比重仅为66%。此后每月放款占存款额的比率都没有超过80%，相对年初略显低落。

从盈亏情况看，福源钱庄受“二·六轰炸”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直到4月份才体现出来，如图10-2所示。1950年前三个月的盈余额相差不大，基本维持在20 000余万元以上，而4月份则猛降至9 693万元，降幅达到50%以上。5月份情况没有改善，盈余数量持续下降；而6月份则开始亏损，亏损额达32 536万元，其中包括坏账23 613万元。不过，从1950年上半年的决算来看，福源钱庄还能保持盈余，盈余额为48 307万元。

福源钱庄在1950年上半年私营金融业整体处于极度困难之际，能够逆流中生存，并且还有一定的盈利，已属难能可贵。截止1950年6月，福源钱庄跻身于上海30家规模最大的私营银行与钱庄之列。根据金融业同业公会对各行庄营业状况的调查，在金融风潮期间，福源钱庄与恒丰钱庄并列为当时经营状况最好的两家钱庄。⁽²³⁰⁾

从1919年算起，福源钱庄已有30余年的历史，经历过多个历史阶段，包括北洋时期钱业的鼎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钱业的衰落、抗战时期金融业的畸形繁荣以及抗战结束后金融业的混乱时期，也经历了数次不同政治、经济环境下的金融风潮，而一直能够在整个钱业中居于稳定地位，充分证明了福源钱庄的实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可以说，福源钱庄具备应对各种逆境的丰富经验。在1950年上半年私营金融业停闭风潮期间，私营银行从95家减至42家，钱庄从72家减至30家，⁽²³¹⁾私营行庄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且多为中小行庄，因此风潮过后，特别在中小行庄中引发了不满和恐慌情绪。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及时号召中小行庄团结起来，实行联合经营，以增强实力和信誉。虽然福源钱庄经受住1950年上半年金融风潮的考验，但仍然响应政府的号召，由此开启了新的经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