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钱庄监管新政接受情况

福源钱庄为苏州程氏家族产业，1919年4月由程觐岳、程笏庭合伙创办，资本为规银20万两，1925年增加为30万两。1920年代正值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福源钱庄生意兴隆，据统计，1919~1932年期间，福源钱庄的平均盈余额达到641 167两。其中，1927年盈余额高达124 011两，最低年份的1931年也有12 215两。1933年废两改元后福源钱庄资本调整为银元50万元，同时公积金也从1925年的32万两调整至1933年的银元50万元。资本和公积金的积累在14年间均达到50万元，合计为100万元，等于原资本的3倍半；这一年的存款总数也增加到银元535万元，如此让人惊叹的业绩为福源钱庄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使其成为当年上海滩最著名的大型钱庄之一。但是，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时局动荡不安，通货恶性膨胀，福源钱庄业务转为清淡。1943年上海沦陷时期，福源钱庄被迫由传统的合伙组织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调整为中储券100万元。抗战胜利后，资本重新改回为法币并增资至1 500万元；1948年调整为金圆券50万元，⁽²¹¹⁾在当时的上海是资本额最大的两家钱庄之一。

福源钱庄成立时即聘请秦润卿为经理，秦润卿是享誉钱业的业界精英。福源钱庄本由协源钱庄改组而来，秦润卿在协源钱庄工作的20余年时间里，由当初的学徒一路升迁至经理，积累了深厚的经营管理经验，由他出任福源钱庄经理可谓最佳人选。另外，自1920年至1933年，除中间2年外，秦润卿一直主持上海钱业公会的工作。福源钱庄之所以成为上海钱庄中的模范，应该说与秦润卿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上海解放的时候，福源钱庄经理职位已由徐文卿担任，秦润卿留任常务董事，但依然对福源钱庄的运作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作为大型钱庄，上海解放时福源钱庄的在职人员有77人，其中包括11位高级职员、42名办事员和24名工友。高级职员由1名经理、3名副经理和7名襄理组成，依次分别为徐文卿、冯梅卿、顾雪芗、冯以圭、楼丹父、章伯炎、黄泰来、范少谷、冯蕙生、胡杏宇和魏友棐组成。⁽²¹²⁾高级职员皆由董事会聘任，经理向钱庄董事会负责，管理钱庄的一切事物，包括一般职员的任用；而副经理和襄理则为经理的助手。42名办事员又分为中级职员和普通职员，分别在钱庄的营业、出纳、会计、总务等部门任职，承担钱庄的日常营业工作。工友则包括栈司、警卫、茶房、厨司、车夫和清洁，负责所有的后勤事务。

1943年福源钱庄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后，设立了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经营管理制度有不少改变。但是，传统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在钱庄内部仍然发挥着凝聚作用。福源钱庄的用人制度基本沿袭了传统习惯，即大部分职工是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和担保而进入钱庄工作的，据1950年6月福源钱庄向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提交的会员登记表统计，多数职员与工友均为熟人保荐进入钱庄。即使在11位高级职员中，除章伯炎为安徽籍外，其余全部为江浙籍人士。⁽²¹³⁾因此，全体职工除了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外，还有着同乡之谊。

福源钱庄高级职员全部是在该庄服务了20年甚至40年以上的老人，与福源钱庄患难与共，熟悉庄务，有着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办事员相对年轻，进庄时间多数比较晚，鉴于其文化程度的参差不齐，秦润卿还曾聘请国文和英文教师，对职员进行培养和教导。秦润卿如同大家长，日常与职员们“朝夕相处，感情深密”，他表示“希望每日晚上谈话，不分阶级，不拘礼教，坦白地交换意见”。⁽²¹⁴⁾福源钱庄这种由乡缘联结的人事关系上的亲和力，以及秦润卿的家长式作风，也是福源钱庄能够长治久安、上下和睦、业绩稳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上海解放后，新政府致力于重建新的金融秩序。1949年5月30日，福源钱庄接到钱业公会转发的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银钱字第一号训令，要求两日之内向军管会金融处呈报钱庄的所有人事组成、全部营业情况的相关资料，重点是呈报钱庄中隐匿的“官僚资本”。

福源钱庄自成立后的30年期间，数次调整资本，到1948年时所有的股东中，仅有一户是在交通银行名下，且仅占股份总额的0.65%，其余全部属于商股。在钱业公会的指示下，福源钱庄依令遵行，5月31日即由副经理冯梅卿向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呈报了9份表册，包括：（1）股东董监及高级职员名册；（2）存款户名及余额表；（3）放款（包括抵押品种类和数量）户名及余额表；（4）代收款项户名及余额表；（5）应解汇款及汇出汇款户名余额表；（6）仓库存货名称及寄托人户名表；（7）保管箱租用人户名表；（8）露封保管委托人户名表；（9）经租房地产业主户名表，详细报告了钱庄的沿革和经营情况，并具结表示：“如有故意蒙蔽伪国民党政军物特务机关及四大家族之官僚资本，致使其资财逃避，愿受法律处分并负赔偿责任”。⁽²¹⁵⁾作为营利机构，配合新政府的政策，服从新政府的监管，以确保能够继续营业是最重要的。福源钱庄通过了解放后新政府的最初审查，获准暂时营业。

1949年8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区司令部颁布《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对私营银钱业的业务范围和资本标准都做出严格规定，并令所有私营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必须在9月20日前完成登记验资手续，逾期不得申请登记。事实上，由于金圆券的贬值，福源钱庄原有资本50万元，在兑换人民币后缩水到仅值5元，早已失去一家健全钱庄应该具备的营业资格。为了执行新政府的增资政策，1949年9月10日福源钱庄召开临时股东会议，详细讨论增资数额及其办法。经讨论决定，钱庄的资本总额可增加到人民币12 000万元，半数由资产营业用房地产项下升值59 999 995元，与原资本5元组成，合计人民币6 000万元；另外半数为现金部分，由账外盈余项下处理暗账部分补足。⁽²¹⁶⁾如前文所述，由于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明确表示各行庄8月31日以前存在的暗账，可以转入正账，既往不咎，并允准用于增资。据此，对于福源钱庄来讲，完成增资任务并不是困难的事情。

毋庸讳言，福源钱庄和其他众多钱庄一样，在日伪统治上海时期即开始设立暗账。福源钱庄大约是在流通中储券时开始设立暗账的，而且建立了“规范化”的制度，由当时的经理徐文卿主持，会计主任章伯炎司账，襄理黄泰来经管财产，每逢结账时期，则由副经理冯梅卿、顾雪芗照账校对财产。暗账的来源，主要为放款加息的收入，也有投资金钞、股票、国债以及布匹、呢绒等物资的赢利，以后福源钱庄的历次增资款项，均由暗账而来。

福源钱庄的暗账也曾多次被分派，比如1948年秋季曾分派给股东及同人，具体包括华洋股票、棉纱、呢绒、草帽、绒线、花布、菜油、里弄房屋及现款等。1949年4月又分派过黄金200两，具体的分派方法为股东分6成，职工分3成半，董监成员为半成。职工的3成半又分做10股，其中分派给经理1股，副经理7厘，襄理5厘，主任3厘，其余由经理分派。当然，暗账还有其他用途，比如分发给职工的应变费、某经理的医药费、营业中的交易费（有行贿倾向）等。⁽²¹⁷⁾综上，可以想象到，福源钱庄的暗账有相当的规模。因此，在9月福源钱庄临时股东会议上，股东们决定用暗账中的资产来完成增资任务。

随后，“合法”地转入正账的暗账部分，用于增资用途的包括结售港币5万元，合人民币2 000万元；售卖黄金360两，每两75银元，合计人民币4 000余万元，⁽²¹⁸⁾由此凑齐了6 000万元现金部分。另外的6 000万元是通过福源钱庄名下的房产升值得到的，1949年9月18日福源钱庄如期完成增资。在依法完成增资的75家钱庄中，资本额在10 000万元以上的钱庄共计14家，福源钱庄是其一，福源钱庄仍然保持着大型钱庄的形象。

为了确保增资效果，真正增强私营金融业的实力，人民政府明确规定增资的现金必须真正为机构自身所有，不得以拆借等方式蒙蔽，否则一经查出，不得恢复营业。随后在对增资行庄的查验过程中，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查出各种违法案件，如增资现金向外拆借或套用业务资金、暗账未依限呈报或呈报不实、收取暗息、账外拆放、黑市买卖金钞、账册记载不实及其他各种案件等。到1949年底，受到警告、罚款、撤换重要负责人、停止票据交换、暂停营业、永久停业等各种处分的私营行庄公司共达数十家，但都没有涉及到福源钱庄。

福源钱庄顺利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验资检查，与此同时向上海市工商局进行登记，1949年10月在宁波路70号营业大楼重新开门营业。

上海刚解放时，福源钱庄的营业状况并不如意，上半年的各项业务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解放后在逐渐稳定的社会环境下，经济复苏成为钱庄发展的契机。据统计，福源钱庄的存款8月为13 700万元，9月即增加到48 000万元左右，其中定期存款数额从2 500多万元上升到28 500多万元，一个月时间里增长超过10倍以上。放款则占全部存款的82%左右，其中工业放款占比80%以上，商业占比在10%~20%之间，⁽²¹⁹⁾表明福源钱庄正步入为工商业服务的方向。除了自营业务外，福源钱庄还参加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组织领导的两个放款银团，与其他行庄开展联合业务。到1949年底止，虽然上海解放仅半年，但福源钱庄的各项业务与损益情况，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存款情况：福源钱庄早期的存款统计一般划分为三类，即股东存款、私人存款和工商存款，自1938年起分为活期、定期两类存款。由于长期的通货膨胀，活期存款始终占绝大部分，但是到1949年底，全年存款为2 729 506 625元，其中定期存款为1 847 324 356元，活期存款为882 182 269元，⁽²²⁰⁾十多年时间里，定期存款第一次超过活期存款，在存款总额中的占比约为2∶1。(www.xing528.com)

2．放款情况：统计到1949年底，放款额为2 209 462 421元，其中信用放款646 795 321元，抵押放款1 562 667 100元。⁽²²¹⁾自1938年以来，货币单位几经改变，由于货币单位不同，仅从数字的大小变化来看，是无法进行比较的，但是可以从每年的存放比例中，考察放款的活跃情况，如表10-1所示，从1945年之后数年中，以1949年放款数量占比最大，为80%。

表10-1　1945~1950年放款占存款之比

说明：1945~1947年为法币元，1948年为金圆券元，1949~1950年为人民币元。

资料来源：根据福源钱庄1925~1950年期间24个年份存款放款分析表整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99~801页。

3．同业往来：包括与本埠同业、与外埠同业、与本国银行、与外国银行往来四类，具体为：本埠存出人民币118 000 000元，外埠存入2 259 632元，本国银行存出561 700 278元。⁽²²²⁾除了外国银行正在清理撤出中国，没有往来之外，其他三类的数额也是超过以往的。

4．投资情况：包括公债、股票和房地产三类，1949年没有公债发行，但是股票投资为56 532 154元，房地产投资199 508 900元，共计256 041 054元，⁽²²³⁾与上年相比，也明显活跃。

根据福源钱庄盈余分配表统计，1949年上半年的盈余折合人民币为528 167.07元，而下半年则达到450 874 300.22元，为上半年的854倍。⁽²²⁴⁾上海解放前后如此悬殊的业绩，让福源钱庄的股东和职员们大为感慨，并从中受到鼓舞。

上海解放初期，新政府整肃金融市场，对各类违法案件的严肃处理，使福源钱庄受到极大的触动。在经历了十多年的社会动荡、工商凋敝、币值暴跌的严重失序的社会经济环境后，包括福源钱庄在内的一些注重信用，强调规范经营的大钱庄，无不渴望长治久安，在目睹新政府整顿金融秩序的一系列措施后，对出现稳定的社会环境、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常运作的工商经济和繁荣的社会生活重新有了信心，可以说，对旧政权的失望变为对新政府的信任和希望。特别是，福源钱庄在上海解放后的半年中，业务逐步开展起来，已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福源钱庄的股东和经理们充满信心，决定将进一步扩大业务作为下一年营业计划的总方向。福源钱庄对1950年的业务憧憬可以从其营业计划书窥到。

1．存款方面：解放后币值日臻稳定，存款持续增长，人民储蓄观念已日见健全。为了提高存款人的兴趣，吸收私人储蓄，须尽量提高定期存款的利率，使之与放款利率接近。

2．放款方面：城市中仍然以工商业为主要放款对象；在农村需参与同业组织的银团，对农产品放款，推动城乡物资交流。

3．同业往来：与外埠同业加紧合作，推动埠际汇兑及押汇业务。

4．投资方面：此前因为资力有限，力不能及，此后需列为重要内容。

这份计划书强调，所有的业务都要在“配合人民政府一般金融政策”下展开，钱庄的经营目标是“辅助工商业发展”，“不存侥幸暴利观念”，⁽²²⁵⁾这与以往纯粹追求利润目标有着明显不同，反映了福源钱庄对新政府政策的认同与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