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上海钱庄研究：配合新政府监管的第一节

安裕钱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6年，由宁波镇海桕墅方家创办的北履和钱庄，直到清光绪五年（1879年），北履和钱庄更名为安裕钱庄，由方家的第三代领袖人物方黼臣与黄子旂等人合伙组织，资本额为规银12 000两，庄址设在南市豆市街敦仁里。⁽¹⁶⁰⁾

镇海方家是当时上海商界的大亨，经营着糖行、丝号、杂货、钱庄等家族企业。自1830年至辛亥革命之前，方家在上海、汉口、杭州和宁波等地至少创设42家汇划钱庄，其中上海有25家，即同裕、尔康、安康、延康、五康、允康、寿康、安裕、钧康、承裕、和康、汇康、赓裕、庶康、元康、乾康、复康、元大亨、晋和、元益、敦和、元祥、会余、益和、森和钱庄，⁽¹⁶¹⁾因此方家被誉为上海九大钱庄家族之首位。然而，方家在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和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家族企业接连受创，大部分钱庄歇业倒闭，1912年上海的钱庄仅剩5家，安裕钱庄是其一。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时，安裕钱庄已由方家第四代接班人方季扬和黄公续合伙经营，其中方季扬入7股，黄公续为3股，资本增加至规银100 000两，聘王鞠如为经理。受政局变动的影响，当时上海钱庄减至28家，且资本额超过10万两者仅有2家，而安裕钱庄是其中的一家。1913年安裕钱庄自南市迁址到北市宁波路兴仁里19号，兴仁里一带也是上海钱业的重要聚集地。⁽¹⁶²⁾1917年上海钱业公会成立时，安裕钱庄是创始会员之一，经理王鞠如还曾担任钱业公会第二届副会长，第四届至第八届的董事、委员，直到退休。⁽¹⁶³⁾这无疑也表明安裕钱庄在钱业中有一定的话语权，而事实上安裕钱庄在当时也颇负盛名。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安裕钱庄重新登记，资本额增加到规银240 000两，合伙人方季扬入5股、黄伯惠为3股、方葭生为2股，仍聘王鞠如为经理。⁽¹⁶⁴⁾1929年安裕钱庄曾因客户某丝厂倒闭，导致巨额放款无法收回，倾其所积公积金十余万两投入仍不足敷，方葭生见势撤股，方季扬和黄伯惠勉力维持，同时改庄名为安裕资记钱庄。1933年5月黄伯惠由于丝茧生意亏损，不得不撤股，钱庄再次改组，由方季扬独资经营，并易名为安裕源记钱庄。由于原经理王鞠如年老告退，改聘徐长椿为经理，田子松、凌伯康等为协理，资本金改为国币70万元，在当时仍属于大型钱庄。⁽¹⁶⁵⁾

汪伪政权时期，要求所有钱庄重新登记，并改组为公司制。安裕源记钱庄于1943年3月1日改组为“安裕钱庄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为中储券100万元，方季扬任董事长，黄仲长、黄季玉、王鞠如、刘召棠、应信森、徐子经为董事，盛蕃甫和徐紫绶任监察人，聘刘召棠为经理，冯哲轩为协理，刘振镐为襄理。⁽¹⁶⁶⁾抗战胜利后，因其为战前早已成立的合伙制汇划钱庄，根据相关法令规定，在向国民政府财政部补办登记注册后，即获准继续营业，资本金按照200∶1的比率将中储券兑换为法币，更改资本为法币1 000万元，仍然由方季扬担任董事长，刘召棠为经理。随后因通货膨胀的原因，1946年8月再次增资，资本增至法币1亿元。⁽¹⁶⁷⁾与此同时，钱庄再次进行改组。

1946年7月28日，安裕钱庄召开股东大会，修订《安裕钱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选举方季扬为董事长，黄仲长、黄季玉、徐子经、王鞠如、刘召棠、方朱素芬、刘振镐为董事，应信森、盛番甫、徐紫绶等人为监事，聘刘召棠为经理，冯哲存、徐子经为副经理，刘振镐、王光远为襄理。⁽¹⁶⁸⁾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方季扬还兼中国化学工业社董事长、方家另外两家钱庄的第一董事等职。

1948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实施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1∶300万的比率收兑法币。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安裕钱庄的资本已增至法币20亿元，折成金圆券后，再增资至金圆券25万元。⁽¹⁶⁹⁾在当时的80家钱庄中，除去5家外地分庄，有68家钱庄的资本额均为金圆券25万元，安裕钱庄也在其中。安裕钱庄在创立之后的数十年里，每一次的改组增资，其资本额在整个钱业中基本上都是排在前列的，而在1948年调整资本为金圆券时，至少从表象上看已退出大型钱庄的行列。

综上，直到上海解放，安裕钱庄仍是上海历史最为悠久的钱庄之一，自成立后的数十年中历经多次改组，因其实力雄厚，信誉卓著，在上海钱业中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只是到了1948年金圆券币制改革时，安裕钱庄与以往相比，已明显退步。

1949年5月上3海解放后，新政府规定人民币是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并以1∶10万的兑换率收兑金圆券，安裕钱庄再次面临着资本额变动的问题。1949年8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区司令部公布了《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对钱庄的营业范围和资本额作出明确规定，要求钱庄必须增加资本额到6 000万~12 000万元，其中现金部分不少于6 000万元；并规定在《暂行办法》公布后，资本额不足规定数目者限一个月内补足。三天后，安裕钱庄即召开董监联席会议，讨论增资数额问题；接着又于9月9日召开股东大会讨论决定。⁽¹⁷⁰⁾

在金融处规定的日期内，安裕钱庄完成了增资登记，将原账面余额一律折成人民币，并全部更换新册，移转折算后的最终资本额定为人民币6 000万元，⁽¹⁷¹⁾此次增资，安裕钱庄的资本额仍然维持在最低限额，仅属于达标钱庄。随后，根据《华东区私营银钱业申请登记验资办法》规定，增资钱庄的现金来源必须真正为其自身所有，因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派员前往安裕钱庄查验资金，却意外发现安裕钱庄有部分暗账并未遵照相关规定依限呈报，属于违法行为。

11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公布了一份名单，对27家在增资过程有违法行为的银行、钱庄进行处罚，安裕钱庄也在其中。如前文表2-10所示，因“有部分暗账未能遵照规定依限呈报”的钱庄有6家，分别处以警告并罚金200~1 000元不等，安裕钱庄的处罚是“警告并处以罚金1 000万元”，是6家钱庄中罚款最重的一家。安裕钱庄违令没有将暗账全部呈报，自应受到处罚，但也由此可以推断出，尽管安裕钱庄从增资资本额上看只是一家小型钱庄，但其实是在隐藏实力。

安裕钱庄有隐藏暗账不报的违法行为，但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组织的两次联合放款处，在对亟须资金的工商业进行持续扶助性贷款的号召中，却表现得相当积极。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1949年9月23日“上海市私营银钱信托业联合放款处”宣布成立，173家行庄公司成为放款处的成员，总计放款40亿，共分800个单位，每一单位为500万元，由参加成员自行认定。表9-1筛选出认贷数量在10个单位及其以上的行庄，共计23家，如下表。

表9-1　第一次放款银团中行庄公司认贷基金单位表

（续表）

资料来源：《行庄公司认贷基金单位表》，1949年9月，上海市信托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S175-4-3。(www.xing528.com)

可见，安裕钱庄认贷单位的数量排在前12位，与著名的大银行“南三行”、“北四行”并列，也是认贷单位最多的钱庄。参加放款的钱庄为76家，总计认贷200个单位，合人民币100 000万元，⁽¹⁷²⁾安裕钱庄一家便认贷20个单位，占全体钱庄认贷总数的十分之一。而认贷单位居第二的福源钱庄，仅为12.4单位；第三位的宝丰钱庄为10个单位，其余钱庄认贷数量均在8个单位以下，可见悬殊分明。

1949年12月14日，第二个放款银团“上海市公私营金融业联合放款处”成立，如前文表2-13所示，最初认贷的钱庄也是76家，安裕钱庄的表现仍然是最突出的。安裕钱庄认贷额为12 500万元，位居全体钱庄第一名；第二名福源钱庄认贷额为9 000万元，而宝丰钱庄则仅为5 000万元。如果将全体钱庄的认贷额进行排列，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安裕钱庄的良好表现，如表9-2所示。

表9-2　第二次放款银团中钱庄认贷基金统计

（续表）

资料来源：各庄经理临时会议，1949年11月8日，张徐乐编注：《解放初期上海金融业同业组织》，第116~117页。

安裕钱庄是唯一一家认贷数额超过10 000万元的钱庄，超出大部分钱庄认贷额一倍以上。安裕钱庄的良好表现还不止于此，进入1950年，部分私营银行、钱庄由于各种原因停业倒闭，或者虽未停业倒闭但资金短缺，因而无力继续承贷已经认购的两次放款银团的款额，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号召其他较有实力的银行或钱庄积极承接转贷。如表9-3所示，安裕钱庄自1950年1月至3月下旬，先后6次承受多家行庄转让的基金，共计16个单位。

表9-3　1950年私营行庄认贷基金转让记录（部分）

（续表）

资料来源：《上海市公司金融业联合放款处放款统计表》，1950年，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Q172-4-9。

从承受转让基金的行庄名称来看，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华信托储蓄商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浙江第一实业银行、金源钱庄、福源钱庄、顺康钱庄、存诚钱庄等，都是著名的大银行、大钱庄，其负责人如伍克家、王志莘、陈朵如、秦润卿等也多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者。而安裕钱庄承受转让的单位并不亚于上述行庄，这充分说明安裕钱庄在当时应是一家有实力的、积极进取的钱庄。

安裕钱庄在响应政府号召方面，不仅仅表现在积极参加两次放款银团的联合贷款行动，而且在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行动中，也是认购最为积极的钱庄。表9-3筛选出认购单位超过1万份的钱庄，即安裕、同庆、福源、宝丰、金源和存诚6家钱庄，全部是当时有影响的大钱庄，其中安裕钱庄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数额是最大的，如表9-4所示。

表9-4　1950年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部分钱庄

资料来源：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档案，1950年，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S172-4-148。

然而，在上述6家钱庄中，除了同庆钱庄后来合并于新华信托储蓄商业银行之外，安裕钱庄却成为金融风潮中唯一一家倒闭的钱庄。1950年3月底是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缴款截止期，在配合政府政策方面一向表现积极的安裕钱庄却没有缴足认购款，仅完成了55%的任务，欠缴款接近一半，与其他5家的表现形成极大的反差。这表明，至迟在1950年3月下旬，安裕钱庄已经遭遇资金困难的问题。事实上，安裕钱庄的营业状况自1950年2月开始已呈下降趋势，“二·六轰炸”事件所引发的工商经济困难，使安裕钱庄面临着极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