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钱庄存亡原因分析

尽管24家合营钱庄之间存在着差别，如有的历史悠久，成立于清代；有的在上海解放前夕刚刚成立或复业。有的成立之初即为信用良好的汇划钱庄，也有从小规模的银号或钱兑庄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而升格为汇划钱庄的。但是，24家钱庄能够有别于其他56家停闭钱庄，共同经历了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整过程，其原因是值得探析的。由于史料所限，无法得知每一家钱庄具体的内部运作情况，并由此归纳出共性，但是通过对上述24家合营钱庄历史和基本状况的分析，仍然可以发现这些钱庄的某些共同特点。

24家合营钱庄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历史悠久、信誉卓著，在金融界中有着较大影响力的大型钱庄。判断一家钱庄是否属于大型钱庄，要考察其组织结构、人员规模、资产规模、业务量和在同业中的影响力等诸多因素，但是由于史料的局限，只能从其注册资本情况来判断，毕竟一家钱庄资本额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代表其规模和实力。从24家合营钱庄的资本额来看，并非每家合营钱庄都可以归入大型钱庄的类别，但是大型钱庄却基本上集中于合营钱庄，如表7-1所示。如果仍然把资本额在10 000元以上的钱庄称作大型钱庄，那么1949年9月如期完成增资任务的77家钱庄中，资本额超过10 000元以上的钱庄总计16家，其中合营钱庄占11家，停闭钱庄仅为5家。

表7-1　1949年9月增资后的大型钱庄统计

资料来源：鹤夫：《解放后上海的银钱业》，《银行周报》第33卷第44期，1949年10月31日。

如上表，存德、福康、顺康、信裕泰、宝丰、福源、五丰和同润等大型钱庄，不仅成立年代相对比较早，而且资本雄厚，信誉卓著，应对各种变动和危机的经验更为丰富；金源和存诚两家大型钱庄的历史虽然稍短，且成立在战争年代，但是能够度过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更重要的是仍然保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也足以证明其负责人之善于经营。需要说明的是，在大型钱庄中，有5家属于停闭钱庄的类别，但是，其中的同庆钱庄早已联络新华信托储蓄商业银行，实行合并计划；鼎元钱庄也因早有公股加入，另有打算而主动停业；敦裕钱庄则因隐匿官僚资本，早在1950年1月已被勒令停业，所以真正由于经营不善而停闭的大型钱庄，仅为福利和致祥两家钱庄。大型钱庄与小型钱庄相比，由于资本规模方面的优势，使其具备更强的抵御风险能力，因此在经济波动和金融风潮期间，大型钱庄无疑具有更强的生存竞争力。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大型钱庄的资金相对雄厚，对政府的号召和各项政策的配合度，也会明显高于小型钱庄。在上海解放初期，钱庄有几次配合政府号召的行动，如劳军、参加两次联合放款银团和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等，可以从大型钱庄和小型钱庄在这些活动中的表现，来比较两类钱庄的差异。

据前文表3-2统计，在劳军捐款中，合营钱庄总计24家全部参加，停闭钱庄参加者54家。⁽¹¹¹⁾合营钱庄共捐献人民币12 745 000元，平均每家为531 042元；而停闭钱庄捐献总计17 535 000元，平均每家为324 722元，停闭钱庄每家捐款额与合营钱庄相比，仅相当于后者的61%。

据前文表2-12、表2-13统计，第一次放款银团时期，24家合营钱庄平均每家认贷额为1 825万元，而52家停闭钱庄平均每家认贷额则为1 081万元，仅占每家合营钱庄认贷额的59%。第二次放款银团时期，合营钱庄24家平均每家认贷额为4 083万元，而52家停闭钱庄的平均认贷额则为3 519万元，占每家合营钱庄认贷额的86%。可以看到停闭钱庄在第二次放款银团中的认贷额明显提高了，不过随着后来金融风潮的爆发，这类钱庄无法维持生存，如前文所述，相当数量的认贷金额转由其他大银行、大型钱庄承贷。

据前文表2-14、表2-15、表2-16统计，在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认购中，24家合营钱庄总计认购159 300分，平均每家认购6 637.5分；而51家停闭钱庄总计认购222 600分，平均每家认购4 736.2分。但是到1950年3月底缴款截止日，由于金融风潮已经发生，大批钱庄陷于经营困境，停闭钱庄的实缴额仅为120 511分，平均每家实缴2 564分；而合营钱庄不仅全部缴清了认购额，而且还有多家钱庄超额认购，使两类钱庄的实缴额差距悬殊。

综上所述，钱庄规模的差异，的确是合营钱庄有别于停闭钱庄的一个明显特点，不仅表明合营钱庄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而且使合营钱庄在配合政府号召方面有着更为良好的表现，这就使得合营钱庄在同业中拥有更强的生存竞争力。当然，在新政府为私营银钱业指明发展道路的前提下，钱庄自身规模的大小，只是其在同业生存竞争中的一个有利条件，能否使其优势变为可持续，还需要同时具备其他因素。

根据《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规定，银钱业之资金运用“应限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及城乡人民必需品之运销事业”，“不得因企图获得高利而以资金运用于投机操纵事业。”⁽¹¹²⁾上海解放之初，人民政府引导私营银钱业集中扶持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的生产事业。为了解决棉纺织厂商资金匮乏的困难，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在1949年9月组织了第一次放款银团；12月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又组织并参与了第二次放款银团，仍然“以扶持工厂生产为宗旨”，⁽¹¹³⁾并将放款对象扩大到面粉业、丝织业、火柴业、制药业、化工业、钢铁机器业、食品工业等生产厂商。可见，国家银行的放款政策明显是“工重于商”。对此，当时的钱业公会理事长沈日新看得很清楚，他在各庄经理会议上明确指出：“将来趋势，放款以集体放款为主，放款对象以工业放款为主。”⁽¹¹⁴⁾事实上，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不仅组织上海钱庄全体参加两次放款银团，还引导并鼓励钱庄的自营业务也要服务于生产事业，特别要扶持工业生产。

根据本书附录3《1950年上半年70家钱庄放款对象统计》，可以看出，在1950年上半年，70家钱庄的贷款对象主要分为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合作与农业、其他，总计5个领域。如果把70家钱庄划分为合营钱庄和停闭钱庄两个类别来考察，那么两类钱庄每个月的工业放款和商业放款两部分加起来，均占到放款总额的90%左右，其中工业放款总体上都超过了贷款总额的50%，这说明上海钱庄响应政府号召，均已走上服务工商业发展的道路，而且支持工业生产是其业务重心。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24家合营钱庄的工业贷款在其贷款总额中的比例，是明显高于停闭钱庄的，如图7-1所示。

图7-1　1950年上半年合营钱庄和停闭钱庄工业放款比重的比较

资料来源：参见本书附录3：《1950年上半年70家钱庄放款对象统计》。

由于合营钱庄与停闭钱庄的家数不同，比较两类钱庄的放款总额是无效的，上图比较的是两类钱庄平均每家的放款额数据。1950年4月、5月数据缺失，但在其他4个月份里，合营钱庄每月每家的工业放款平均额，都超过了停闭钱庄。因此，可以认为合营钱庄对政府政策的配合度更高。

在金融风潮时期，由于大批工厂生产停滞，工业放款比重大的钱庄便立即陷于资金呆滞的僵局，呆账使钱庄不胜赔累；而钱庄的困难势必进一步加剧厂商的困难。在此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出面，允许钱庄向其申请短期拆放、转抵押和转贴现等，以补救暂时的资金周转困境；当钱庄资金因信用阻滞一时不易放出时，准予转存人民银行，利息可在通常基础上另外加百分之十五，这样可以使钱庄多余的存款有了安全的新出路，解除其后顾之忧。⁽¹¹⁵⁾人民银行帮助陷入资金周转危机中的钱庄，也是为了鼓励其继续扶助困境中的各厂商。

中国人民银行明确指出，公私行庄“放款的主要目的在于扶持工商业，发展生产。因此必须充分运用金融业所能动员组织的资力，按照合理的放款条件，尽量满足工商业的要求。”为了帮助工商业度过困难，国家银行发放了相当数量的贷款，对工商业的放款，通常会大于工商业存款的数倍。⁽¹¹⁶⁾这对钱庄来讲，其实就是一种示范作用。应该说，经过解放初期严格整顿后的钱庄，特别是能够规范运营的钱庄，对工商业的持续扶助是值得肯定的。金融风潮时期，多数钱庄在经营陷入困境的时候，仍然对同样陷入困境的工商业进行资金支持。本书附录4是关于24家合营钱庄和10家停闭钱庄每月存款和放款额的统计，据此可以了解34家钱庄在1950年上半年各月的存贷比情况，如表7-2所示。

表7-2　1950年1~6月34家钱庄存贷比统计

（续表）

说明：虽然1950年上半年存在的钱庄有70余家，但有完整数据的钱庄仅为表中的34家。资料来源：见本书附录4《1950年1~6月34家钱庄存款与放款额统计》。(www.xing528.com)

通常一家稳健的钱庄，其每月的放款额占存款额的比例是有限定的。而上表34家钱庄6个月的业务数据中，除去停业的月份，总计191个数据。其中，放款占存款100%以上者就有51个数据，放款占存款80%~100%之间的有60个数据，也就是说，至少有58%的放款是非正常的。除了少数几家如上海永庆、金源和宝丰钱庄外，每一家钱庄都有不稳健行为。这种非正常的放款行为，看似是不理性的，但是还要结合放款对象进行综合考察。为了帮助困难中的工商业，明知放出的款项可能会成为呆账，但也持续为之，这种行为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对政府政策的配合。只有响应政府号召，配合政府的政策，才可能获得政府的帮助，获得更多生存的机会。作为24家合营钱庄之一的宏昶钱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宏昶钱庄在1950年1月10日因交换缺额未能按时补足，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勒令其停业。然而在3月6日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即准其复业，5月6日宏昶钱庄正式复业。实际上，3月至5月正是金融风潮严重之际，在其他行庄连续不断的倒闭中，宏昶钱庄居然复业了，在当时的工商业中是比较奇特的现象。究其原因，宏昶钱庄停业之后，经过金融当局50余天的深入调查，发现宏昶钱庄在1949年的放款业务中，工业放款最高达到放款总额的92%，超过一般水准，这种几乎是单一化的放款结构，显然与政府提倡的扶助工业生产的业务方向相符合；而且宏昶钱庄的业务经营中并没有投机违法行为。其次，宏昶钱庄在停业清理期间，照旧缴纳了1949年上海解放后连续7个月的所得税，总计4 000多万元；1950年1~2月的捐税在规定时期内缴清。另外，宏昶钱庄在清理期间，金融当局限其七天内还请所有客户的存款，而经理黄立鼎在停业的当天回答：“七天太长了些，只要三天就够还清了。”后来果然如约办到。宏昶钱庄在5月正式复业前，停业总计四个月，是没有营业收入的，但是却付出了9 000多万元的解散费。⁽¹¹⁷⁾

以上不仅说明宏昶钱庄是有实力的，其以工业放款为主的业务方针也深得政府赞许，这是宏昶钱庄之所以能得到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准许其复业的主要原因。另外，从1950年5月宏昶钱庄呈报的营业计划书中，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其能够复业的原因，即“本庄之营业客户，以工厂占多数，故主要业务为扶助生产，调剂厂商流动资金，举办各种定活存款，更吸收私人储蓄，导入有利于生产的放款，并参加各种同业间集团放款之联合贷款及棉（业）贷（款）等，有益于生产举动，本年五月六日奉令复业以后，缩简机构，节省开支，经常存款拟发展至10亿元以上，拟平均放出10亿元（包括本身资金），利息及手续费收入，剔出存息，每月约能得2 000余万元，每月开支，拟节省为2 000万元。仍本已往精神，配合政策，精简节约，但求平衡，渡过困难时期。”⁽¹¹⁸⁾

在营业计划书中，可以注意到以下几点：首先，宏昶钱庄的放贷以生产厂商为主，重点支持工业生产，这是政府一直倡导的私营银钱业的服务方向。其次，精简机构，节约开支，是政府在金融风潮时期提出的，作为私营行庄摆脱困难的一条重要途径，宏昶钱庄也认真执行了。在精简人事之后，宏昶钱庄连同经理、副经理、襄理在内的员工总人数只有19人了，比以往缩减几乎一半。而更重要的是，宏昶钱庄还表示，“经常存款拟发展至10亿元以上”，而拟放款的平均额也在10亿元，可见是以非常规的方式，倾其全力扶助生产事业，特别是工业生产，以配合政府政策。

在24家合营钱庄中，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在公共事务中比较活跃的钱庄。这些钱庄在金融界中有更多的话语权，与政府当局也有更多的沟通机会。如1949年底成立的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是在政府当局的领导下，对传统的银行、钱业和信托业三大金融业公会职能的整合，所有的钱业代表均由钱业公会推选并由政府任命。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共设27位筹备委员，其中钱业代表占7位；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下设9个委员会中，钱业代表也有十多位，如下表。

表7-3　钱业人士在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及其下属委员会任职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及其下属九个委员会委员名单整理，1950年1月，张徐乐编注：《解放初期上海金融业同业组织》，上海远东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20~ 125页。

上表涉及到的钱庄，包括存诚、顺康、同润、宝丰、宏昶、金源、鸿祥裕记、福源、宝成、聚康兴和致昌（分庄），总计11家钱庄。除聚康兴钱庄和致昌钱庄分庄先后于1951年和1952年停业外，其余各家均于1952年底加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属于合营钱庄。应该说，在这些活跃于公共事务中的钱庄，都有一位不同寻常的负责人，他们在金融界中是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不仅有着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而且善于审时度势，从不逆势而为；他们遵守新政府法令，及时更改业务方向和经营范围，积极配合人民政府政策，因此与其他钱庄相比，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好感。事实上，合营钱庄之所以更具有生存竞争力，的确与钱庄管理者的经营理念，对外部形势的审慎判断与决策相关，存诚钱庄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存诚钱庄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9月正式开业，从其创办开始就生存在通货膨胀、投机盛行的环境中，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抗战时期成立的钱庄，往往被贴上“投机”、“不稳健”的标签，倒闭的风险最大，而存诚钱庄在上海解放后的业绩却表现突出，也是合营钱庄中仅存的成立于抗战时期的3家钱庄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存诚钱庄经理沈日新的筹划。

沈日新自存诚钱庄成立始就担任经理职务，一直到存诚钱庄并入公私合营银行为止，从未中断。因其“主持业务夙极稳健”，“虽迭经政局改革，市面动荡，故均能应付裕如。”抗战胜利后，1946年2月他被推为上海市钱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办理会务忠勤负责，因是深得同业之推重。”⁽¹¹⁹⁾1949年12月钱业公会并入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时，他在新成立的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中被选任为第三副主任委员，可见，其在同业中深得信赖。这不仅因为沈日新善于经营管理，也因其思维的前瞻性，对形势预判的准确性。虽然他是钱业公会的理事长，但是在三业公会酝酿合并时期，却能够在促成钱业公会合并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他还特意写了一篇名为《整理同业公会的感想》的文章，表达对政府政策的拥护，即“整理同业公会的最大目的，厥为统一领导，精简节约，省去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时间、空间的浪费。但是对于过去各个同业公会的优良作风，必须始终保持，而且更需加以鼓励。同时大家应该丢弃旧包袱，建立新观念。配合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努力贯彻本业在经建大业中所应负的任务。至于新同业公会的基本精神，就是尽心竭力为同业服务。一切会务的讨论，少数服从于多数，而多数必须照顾少数，然后方能发挥团结的力量，加强互助的精神。”⁽¹²⁰⁾可见其思想之开明。

1949年冬因国民党海上封锁，导致上海市面产销呆滞，市场萧条。11月市面波动，物价上涨，部分金融机构投机心理死灰复燃，新政府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在此情况下，存诚钱庄的业务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出现亏损。但存诚钱庄响应政府号召，坚持规范经营，为了扭转业务局势，在机构内部采取精简节约办法，并协调劳资关系，经一个月的努力，成功反亏为盈，还在1950年3月如期完成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万分的购买任务，受到政府当局的赞许。

金融风潮期间，在私营行庄普遍遭受呆账影响之时，存诚钱庄因审慎放款，所有呆账仅占存款总额的4%~5%。当私营金融业存款普遍降低之时，存诚钱庄也能够经常保持一定的水准，据统计在1950年前几个月，存款总额最高达到32亿余元，最低为22亿余元，放款最高为30亿元，最低为18亿余元。⁽¹²¹⁾尽管存诚钱庄的经营状况好于其他多数钱庄，但沈日新仍然响应政府提出的私营金融业应该实行联合经营的政策，正是由他出面号召，才促成了第一联营集团的顺利成立，1950年7月1日存诚钱庄加入第一联营集团。自7月份起，存诚钱庄各项业务逐月均有进展，1950年全年盈余总计为33 500余万元。⁽¹²²⁾

1951年5月，新华、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和建业五家银行实行合并经营，成立了公私合营银行新五行联合总管理处；随后，浙江兴业、国华、和成、浙江第一、聚兴诚、源源长、金城、中南、大陆等大型银行也纷纷酝酿实行公私合营。沈日新敏锐地意识到由联营进入集中经营，更进一步走向合并是私营金融业未来的方向，存诚钱庄决不能落人之后，因此他立即写信给董事长王西铭，详细报告了上海市私营金融业的动向，即“查沪市私营金融业于数月前，遵照全国金融会议指示的方向，酝酿由联营进入合并，以配合政策。自新五行成立联管处后，这一问题进行更为积极，因为集中经营是私营金融业唯一的正确的途径。”他指出存诚钱庄只有紧跟形势，实行集中经营，才是生存之道，即“在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下，私营金融业尚有其发展的前途，如不集中经营决不能独善其身的，继续存在必将趋于自然的淘汰。”⁽¹²³⁾与此同时，沈日新作为第一联营集团的主任委员，号召集团成员行动起来，仿照新五行的办法，成立联营总管理处，并向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提出申请。

正是在沈日新的积极建议之下，王西铭组织召开存诚钱庄董监联席会议，向与会者详细分析了存诚钱庄面临的形势和选择。最终董监们一致认为“集中经营是私营金融业唯一的正确的道路”，决议听从经理沈日新的建议，存诚钱庄与原第一联营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实行进一步的合并，建立联营总管理处；并推请沈日新为存诚钱庄全权代表董事，参加即将组建的联合董事会。⁽¹²⁴⁾在沈日新的推动下，1951年10月1日上海市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成立，存诚钱庄走向进一步的合并道路。

1951年底金融业中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资方人士要坦白交待违法行为。1949年9月沈日新没有按照政府规定，将存诚钱庄的全部暗账转入正账，因为他考虑到“当时金融业必须增资，而股东又无力增资，乃将暗账中的金条，没有转入正账。”由于他“心中忐忑不安”，便“在运动前毅然向华东区行管理部门坦白。”当“五反”运动开始，他“在政协大会上发言，爽直陈词，引起热烈鼓掌。”由于当时在同业中出现了畏罪自尽的事情，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副行长谢寿天、金融工会主席刘善长还让沈日新现身说法，在同业会议上讲述自己坦白的经过，对同业进行劝告。⁽¹²⁵⁾

可以认为，存诚钱庄经理沈日新是一位头脑清醒、思想进步的资方人士，无论是他率先带领存诚钱庄走联营之路，还是进一步实行合并经营的联管之路，都是响应政府号召，配合政府政策的明智之举，沈日新的积极态度不仅对存诚钱庄，对其他私营行庄来讲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事实上，存诚钱庄在进入联营阶段以及联管阶段的初期，业务都有明显提高，这些使存诚钱庄在业务经营方面更具有竞争力。而沈日新在金融业同业组织的合并，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以及“三反”“五反”运动中的表现，都深得政府嘉许，这也无疑提升了存诚钱庄的影响力，使存诚钱庄能够拥有更多的生存优势。

总而言之，无论是24家合营钱庄，还是56家停闭钱庄，从其钱庄类型来看，都分别由大型钱庄和小型钱庄组成；从钱庄成立时间看，既有早期成立的钱庄，也有抗战时期和抗战结束后设立的钱庄。但是，合营钱庄以大型钱庄为主，且多为历史悠久的汇划钱庄；停闭钱庄以小型钱庄为基础，且多为抗战时期和抗战结束后设立的钱庄，却是两类钱庄的显著差别。因此，从两类钱庄自身实力来看，无疑合营钱庄在应对各种风险方面更具优势。1949年上海解放后，在合营钱庄与停闭钱庄面临同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特别是在1950年金融风潮期间，合营钱庄的这种优势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当然，合营钱庄的优势还表现在对政府政策的高度配合和经营管理者的谋划。合营银行不仅遵守人民政府严厉打击投机违法经营的相关法令，在业务经营范围和服务对象方面，也能与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更能高度配合政府提出的扶助困境中的工业企业的政策目标，因而也能在钱庄自身陷入经营困难之时，更多地得到政府的帮助，这是合营钱庄相比于停闭钱庄而言的一个明显优势。合营钱庄与停闭钱庄相比，还在于合营钱庄的负责人，不仅在业务方面是优秀的经营管理者，还具有与时俱进的谋划能力，顺应时势，及时调整钱庄的发展方向。正是在钱庄负责人的带领下，合营钱庄在1950年金融风潮之前，就开始重点扶助工业生产；金融风潮期间，精简机构、节约开支，并在钱庄内部成立劳资协商会议，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金融风潮结束后，及时转变经营方式，酝酿钱庄走联营、联管之路，这些都是及时响应政府号召之举。正是钱庄负责人对政府政策的积极跟进，才使合营钱庄能够走出金融风潮的困境，与停闭钱庄相比，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