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钱庄的早期发展-20世纪50年代上海钱庄研究

早期汇划钱庄，是指成立于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历史相对悠久的钱庄，这些钱庄成立的时候均采行合伙制组织形式，在债务的清算方面承担着无限责任，经营理念和运营方式受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较深，多为信誉良好的钱庄。在24家合营钱庄中，这类钱庄总计13家。需要说明的是，其中建昌和元成两家钱庄最初属于未入园钱庄，在抗战胜利后始加入钱业公会，始升格为汇划钱庄。

存德钱庄在24家钱庄中历史最为悠久的，由广东人江启东和杨某出资合伙创办，1876年（光绪二年）成立于上海，聘谢联珏为经理。初创时资本仅规银600两，是开设在闹市区的一家门兑店，主要从事货币兑换，是规模最小的钱庄类型。营业发达后，增加资本额，改为挑打钱庄；中法战争期间，上海钱业发生风潮，该庄趁机改为存德和记钱庄，升格为汇划钱庄。以后营业不断发达，资本规模逐步扩大，但杨家和谢家因故先后退出，浙江绍兴上虞人张蓉洲及其子张文波先后被聘为副经理、经理，并于1920年起陆续加入股份，与江家共同成为该庄主要投资人，而张文波之子张启梅随后继任经理，直到上海解放。

抗日战争时期，1943年6月存德钱庄由合伙组织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为中储券150万元，后增至600万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接收清理收复区的金融机构，存德钱庄作为战前早已成立的合伙制汇划钱庄，根据相关法令规定，在向国民政府财政部补办登记注册后，即获准继续营业，资本更改为法币1 000万元，以江鹤琴为董事长，张文波为经理。此后因货币不断贬值，到1948年金圆券发行时，已调整资本6次，资金来源均以原有资产升值拨充。存德钱庄属于历史悠久的老钱庄，是小型汇划钱庄的典型代表，长期以经营港、粤汇票为主，营运上比较重视现金，不常拆放给同业。1948年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强迫收兑金银外币，存德钱庄被迫交兑黄金496.353两，美钞15 240元，双毫214 000枚，损失严重。1949年上海解放后，遵照《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时办法》规定，资本增加为人民币12 000万元，属于规模较大的钱庄；1951年重估财产升值，资本增至6亿元。在股份构成中，江家约占1/ 2，张家约占1/3强，其他股东不到1/6。⁽⁸³⁾1950年上半年私营金融业停闭风潮时，存德钱庄尚有赢利；风潮过后，存德钱庄于7月16日加入第三联营集团，1951年加入上海市金融业第二联营总管理处，1952年底合并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

福康钱庄由苏州人程觐岳、程蔼士出资合伙组织，1894年成立于上海，初始资本为规银2万两。1912年民国成立时，由程觐岳独资，资本额增至规银8万两，以谢敏甫、钟飞滨分别担任督理和经理；之后又多次增资，至1932年废两改元时资本额已达到39.6万两。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康钱庄业务有较大增长，但抗战发生后经营环境恶化，为弥补亏损，其资本额一度减至法币50万元，1941年才恢复原资本额。1943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更改为中储券250万元，后增加到600万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接收清理收复区的金融机构，福康钱庄作为战前早已成立的合伙制汇划钱庄，根据相关法令规定，在向国民政府财政部补办登记注册后，即获准继续营业，资本更改为法币1 000万元，以程印午为董事长，张达甫为经理。

自1943年到1948年金圆券发行，福康钱庄共调整资本6次，每次调整资本，或由房地产升值拨充，或由暗账资产和历年积累划抵，都没有让股东交付现金。金圆券发行时，暗账所存物资均已售出，历年积存的黄金727两被迫交兑给中央银行。福康钱庄属于大型钱庄，在上海钱庄中具有代表性。在业务方面，福康钱庄的信用放款对象多以工商业为主，1900年即有抵押放款的记录，主要抵押品有丝茧、纱布、房产等。福康钱庄和丝茧业关系较为深厚，早期放款数额较大，如1904年对丝茧业放款额占到当年放款额的80%以上。福康钱庄的营业状况总体来讲是比较突出的，1943年改组为股份制之前，曾有每三年分配红利的惯例，改组后随之取消。1949年上海解放后，资本增至人民币12 000万元；1951年重估财产升值，资本已至18亿元。1950年金融风潮期间，1~5月营业收益额为2 425 569 000元，是当时上海30家规模最大的私营行庄之一。⁽⁸⁴⁾1950年 7月，福康钱庄加入第二联营集团，1951年10月加入上海市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1952年底合并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

顺康钱庄由苏州人程觐岳独资创办，1905年成立于上海。1923年程觐岳临终之时曾将福康、顺康两家钱庄全盘托付给秦润卿，自此秦润卿担任两庄之督理。秦润卿是享誉钱业的业界精英，自1920年至1933年，除中间2年外，一直主持上海钱业公会的工作。由秦润卿担任顺康钱庄的督理，自然多了一层信用保障。顺康钱庄原始资本为规银2万两。成立之初业务不顺，1912年春节未能上市，暂时清理旧账，迟至8月重新开业，续增资本2万两，1925年资本已经扩充为50万两，1937年资本达法币100万元，相当于最初资本的18倍。每次增资，都是由历年积存盈余和财产升值拨充新股本。1938年为抵补战时损失，曾将资本减为法币80万元，至1942年恢复原额。1943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调整为中储券250万元，后增资至600万元。抗战胜利后，顺康钱庄作为战前早已成立的合伙制汇划钱庄，根据相关法令规定，在向国民政府财政部补办登记注册后，即获准继续营业，资本更改为法币1 000万元，程辅仁为董事长，陆书臣为经理。

自1943年到1948年金圆券发行，顺康钱庄共调整资本8次，其资金来源或由原有房地产升值拨充，或由历年盈余和暗账资产划拨，股东都没有交现金。金圆券发行之时，其与福康钱庄一样，将暗账物资出售，历年积存的美钞5万元、黄金586.38两，缴兑给中央银行，所换得的金圆券大部分分给股东作为现金增资，一小部分给股东、资方代理人等作为红利。

顺康庄是程氏几家钱庄中资力相对薄弱的一家，在其成立初期，与程氏其他钱庄相比，倾向于投机经营，顺康钱庄先做股票，然后做公债，最后又做房地产。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发生倒账事件，1908年经理李寿山投机洋厘失败，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时又遭损失，1912年甚至到了停业清理的地步。1912年增资后复业，最初几年业务较为谨慎，1916年业务开始步入轨道。在1925~1935年10年间，各项存款总额增加了一半。抗战后因通货膨胀，存款逐年暴增，1941年为法币756元，1944年为中储券1 883万元，1947年增至法币164亿元。1949年上海解放后，资本增为人民币12 000万元；1951年重估财产升值，资本已至人民币18亿元。⁽⁸⁵⁾1950年7月，福康钱庄加入第二联营集团，1951年10月加入上海市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1952年底合并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

信裕泰钱庄原名信裕钱庄，成立于1915年3月，由土行出身的陈青峰、郭子彬、郑建明等合伙创办，资本为规银6万两，聘王方鼎为经理，傅松年为协理。王方鼎去世后，相继由傅松年、傅贵生、傅廷绪继任经理。王方鼎系原沙逊洋行账房，对于投资信裕钱庄的土行有诸多通融，如鸿裕土行、郑仁记土行等，使这些土行的鸦片烟业务得以扩大，自己也从而获得暴利。1933年因股东变动而改组，并改名为信裕泰安记钱庄，资本为法币56万元。1943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更改资本为中储券150万元，同年底增资至600万元。抗战胜利后，信裕钱庄作为战前早已成立的合伙制汇划钱庄，根据相关法令规定，在向国民政府财政部补办登记注册后，即获准继续营业，资本更改为法币900万元，以孙张璧如为董事长，傅廷绪为经理；1947年国民政府财政部令其改庄名为信裕泰钱庄。1948年金圆券币制改革，资本更改为金圆券25万元。1949年上海解放后，资本增为人民币12 000万元，其中升值部分6 000万元，现金又6 000万元。其营业用房地产，系于1932年购地自建，按估价升值作资本外，其余收为特别公积；又因原股东资力不够，另招募新股东认足资本，⁽⁸⁶⁾属于规模较大的钱庄。该庄自称“营业方针素持稳健，以扶助工商业为主旨。”1950年7月，信裕泰钱庄加入第三联营集团，1951年10月加入上海市金融业第二联营总管理处，1952年底合并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

宝丰钱庄由浙江上虞人陈春澜、陈一斋、江阴人薛宝润以及邹薇卿合伙创办，成立于1916年2月，聘赵漱芗为经理，初始资本为规银4万两。陈春澜是钱业知名人物，他还独资或合资开设了另外9家“丰”字联号钱庄；陈一斋是陈春澜的侄子，从小跟随伯父在上海钱业打拼，对钱业非常熟悉；而江阴人薛宝润是当时上海四大颜料商之一。宝丰钱庄因资本充裕，经营得方，业务发展良好。1927年2月资本增至20万两，更名为宝丰瑞记钱庄。1941年2月增资至法币50万元；1943年2月改组为股份有限组织，改回宝丰钱庄之名，资本为中储券250万元，年底再增至600万元。抗战胜利后，宝丰钱庄作为战前早已成立的合伙制汇划钱庄，根据相关法令规定，在向国民政府财政部补办登记注册后，即获准继续营业，资本更改为法币1 000万元，以陈秋山为董事长，沈景樑为经理；1947年4月增至2亿元。1948年币制改革后，资本更改为金圆券25万元。上海解放后，1949年9月资本增为人民币12 000万元；1951年重估财产，升值为2 659 269 402.84元。在1950年金融风潮期间，宝丰钱庄是盈利的，据统计，1~5月营业收益额2 810 684 000元，是当时上海30家规模最大的私营行庄之一。⁽⁸⁷⁾1950年7月，宝丰钱庄加入第一联营集团，1951年10月加入上海市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1952年底合并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www.xing528.com)

振泰钱庄由金少筠、杨叔英等合伙创办，于1916年2月成立，资本为国币5万元，金少筠为经理。1932年资本扩增为国币24万元；1940年振泰钱庄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为法币150万元。1942年资本改为中储券300万元，后增至600万元，著名实业家荣德生为董事长。抗战胜利后，因系战前早已成立的合伙制汇划钱庄，根据相关法令规定，1946年1月完成向国民政府财政部补办登记注册后，即获准继续营业，资本更改为法币5 000万元，后增至10亿元，荣鸿元为董事长，金汝洲为经理；1948年金圆券币制改革时，资本额再次变更，为金圆券25万元，由金少筠任董事长，金汝洲担任总经理，陈翔九任经理。上海解放后于1949年9月补足资本为人民币6 000万元后，陈翔九继续任经理。1950年7月，因“鉴于同业间应加强联营，确立信誉，互相协助，推进业务起见”，加入第二联营集团。振泰钱庄自称“在初创时期，力持稳慎其经营方向，素以工厂为对象凡三十余年。解放后深感欲求贯彻扶助生产事业，繁荣经济，必须积极扩展业务，将旧的经营方式彻底改变，配合新民主经济政策，方克收效，现正力求实现以完成任务。”⁽⁸⁸⁾振泰钱庄于1951年10月加入上海市金融业第二联营总管理处。1952年底合并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

福源钱庄与福康庄、顺康庄一样，也是苏州程氏家族产业，1919年4月由程觐岳、程笏庭合伙创办，聘秦润卿为经理。福源钱庄因成立比较晚，资本比一般钱庄为大，创办时资本为规银20万两，1933年废两改元后增至银元50万元，同时公积金也从1925年的32万两增至1933年的银元50万元，公积金和资本的积累在14年间达到50万元，共为100万元，相当于原来资本的3倍半，可见营业状况良好。1939年改由程涵中、程沛时、程辅仁等五人合资，资本额不变，其后又经两次增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福源钱庄发展的黄金时期，1933年福源钱庄的存款总额达到534万两，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钱庄之一。但是，随着以后政局的动荡，福源钱庄经营状况转为惨淡。

上海沦陷时期，1943年福源钱庄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程笏庭为董事长，资本更改为中储券250万元，后增资至800万元。抗战胜利后，因系战前早已成立的合伙制汇划钱庄，根据相关法令规定，在向国民政府财政部补办登记注册后，即获准继续营业，资本更改为法币1 500万元，由程笏庭为董事长，徐文卿为经理。上海解放后，1949年9月增资为人民币12 000万元。截止1950年6月，福源钱庄是当时上海30家规模最大的私营行庄之一。金融风潮期间，1950年1~5月营业收益额为4 264 865 000元；1950年上期盈余额483 751 530元，与恒丰钱庄并列为当时整体经营状况最好的两家钱庄。⁽⁸⁹⁾1950年7月，福源钱庄加入第一联营集团，1951年10月加入上海市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1952年底合并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

庆成钱庄由苏州洞庭山人万振声独资创办，于1919年9月成立，资本为规银10万两，由刘恂如、万建生担任督理和经理。万家在上海及苏南有很大的影响，从1904年到1923年先后与人合资或独资创立了宏大、森康、久源、德庆、志庆、庆祥、庆成、庆大，总计8家钱庄，但到1952年底统一的公私合营成立之时，万家开办的钱庄中硕果仅存者唯庆成一家。庆成钱庄在1927年时，资本为规银20万两，经理为严均安。1930年万振声去世，由万楼青继任其职。1938年资本增为法币42万元，由叶载清、刘湘涛和许润身督理、经理。汪伪政权时期，庆成钱庄被迫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增资至中储券800万元。抗战胜利后，因系战前早已成立的合伙制汇划钱庄，根据相关法令规定，在向国民政府财政部补办登记注册后，即获准继续营业，资本更改为法币1 000万元，万绶青为董事长，席润身为经理。庆成钱庄营业方针是稳健第一，常做多单，营利较丰。在上海，庆成庄和庆大庄是联号钱庄，曾合作申新七厂营运押款，独家往来，最多时曾达100万两，利息8厘。钱庄惯例三年分红，而庆成钱庄则每年分配盈余，不重视资本积累。万家一向主张庆成不做其他生意，因而抗战之后，随着币值低落，资金消耗净尽。上海解放后，1949年9月庆成钱庄增资为人民币6 000万元，并制订了经营计划书，表示以后除办理一般存款放款业务外，会更注重各阶层的实际需要，以各种不同存款方式引导游资入正轨，并推广汇兑业务，协助城乡物资交流，并提出会参加各种联合贷款以集体资力扶持工业之生产。⁽⁹⁰⁾表明庆成钱庄对新政府政策的配合态度，也从侧面体现了新政府对于工业生产的重视和大力支持。1950年7月，庆成钱庄加入第三联营集团，1951年10月加入上海市金融业第二联营总管理处，1952年底合并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

五丰钱庄与前文的宝丰钱庄属于“丰”字联号钱庄，最早由陈秋山、王百治合伙创立，成立于1922年4月，资本为规银10万两，聘谢钟龄为经理。五丰钱庄曾多次更名，投资人也有变换。1927年改名为五丰昌记钱庄，资本增至16万两；1934年改为五丰和记钱庄，资本易为银元28万元；1936年又改名为五丰安记钱庄。1943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名称改回原名，为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为中储券100万元，续增至600万元。抗战胜利后，因系战前早已成立的合伙制汇划钱庄，根据相关法令规定，在向国民政府财政部补办登记注册后，即获准继续营业，资本更改为法币1 000万元，董事长为陆镜心，聘张梦周为经理。上海解放后，1949年9月完成登记验资手续，资本为人民币12 000万元，已属于规模较大的钱庄。1950年资产重估升值后，五丰钱庄的资本变更为9.4亿元。⁽⁹¹⁾1950年7月，五丰钱庄加入第三联营集团，1951年10月加入上海市金融业第二联营总管理处，1952年底合并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

同润钱庄原名同春钱庄，由吴成和、俞星耀、吴庾楼等合伙合办，1924年4月成立，资本为规银12万两，以裴雲卿为经理。1932年6月1日改组为同春正记庄，资本增为20万两，1934年初歇业。紧接着，王伯元联合吴锦澄、黄德潛将其改组为同润钱庄，仍为合伙制，于1934年2月重新开业，资本为法币30万元，聘裴雲卿为经理。董事长王伯元是上海滩金融业著名人物，也是中国垦业银行的投资人，共计独资或合资开设了上海绸业银行等10多家中小银行和公司，且都担任重要职位，业界经验较为丰富。裴雲卿也是当时钱业中知名人物，曾在1943年8月至1946年2月期间担任上海钱业公会理事长，身兼光大、安泰、怡和、开泰、慎德、德丰、宝昌7家钱庄的董事长。1943年6月，同润钱庄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为中储券250万元，后又增资至800万元，改组后仅半年就盈余49万余元。抗战胜利后，因系战前早已成立的合伙制汇划钱庄，根据相关法令规定，在向国民政府财政部补办登记注册后，即获准继续营业，资本更改为法币1 000万元，王伯元为董事长，裴雲卿为经理。1948年10月，按照商业银行调整资本办法之规定，调整资本为金圆券25万元，其中一半由原股东以现金缴纳，另外由资产重估增值抵补。⁽⁹²⁾上海解放后，1949年9月调整资本为16 000万元人民币，是当时资本额排列第二名的大型钱庄。1950年7月，同润钱庄加入第四联营集团，1951年10月加入上海市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1952年底合并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

元成钱庄设立于1929年2月，创立之初为合伙组织，资本额为规银4万两，为未入园钱庄。1943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制，资本更改为中储券170万元。抗战胜利后，因其属于抗战之前早已成立的钱庄，根据相关法令规定，在向国民政府财政部补办登记注册后，即获准继续营业，并加入钱业公会。又由于币制改变，资本更改为法币1 000万元，由沈瑞洲为董事长，季乐之为经理，此后资本迭经增加，达到30亿元。1948年8月币制改革后，更改为金圆券25万元。上海解放后，1949年9月遵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令，增资为人民币6 000万元。1950年12月31日办理财产重估升值后，总资产为23 282 499万元，部分用于增资。⁽⁹³⁾1950年7月，元成钱庄加入第二联营集团，1951年10月加入上海市金融业第二联营总管理处，1952年底合并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

仁昶钱庄由孙国耀、姚桂生、傅全贵、杜启文、吴锦澄、王申甫、戚子泉合伙创办，成立于1933年1月，资本为银元28万元，聘戚子泉为经理。1943年，仁昶钱庄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中储券160万元，同年10月再增至600万元。董事长为沈锦洲，他同时还兼大成、可大、至大、安孚、承余、滋丰6家钱庄的董事长。1943年合伙制钱庄被迫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时，虽然招股资本易得，但某些小庄董监阵容并不强大，为了提高知名度和号召力，因而邀请商界声望较高人士担当董监事等职，因此出现一批身兼数个钱庄重要职位的人，仁昶钱庄便是一例。抗战胜利后，因系战前早已成立的合伙制汇划钱庄，根据相关法令规定，在向国民政府财政部补办登记注册后，即获准继续营业，资本更改为法币1 000万元，由杨奎侯任董事长，戚子泉为经理。上海解放后，仁昶钱庄于1949年9月增资为12 000元；1950年底财产办理重估价值后，总资产为187 757 276.36元。⁽⁹⁴⁾1950年7月，仁昶钱庄加入第三联营集团，1951年10月加入上海市金融业第二联营总管理处，1952年底合并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

建昌钱庄由张继光、何邵庭等人合伙创办，于1934年2月成立，资本为国币10万元，为未入园的钱庄。张志清担任经理一职，直到上海解放未曾变更。抗战时期，建昌钱庄于1942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更改为中储券50万元，后增至250万元。抗战胜利后，因其属于抗战之前早已成立的钱庄，根据相关法令规定，在向国民政府财政部补办登记注册后，即获准继续营业，并加入钱业公会。由于币制改变，资本更改为法币1 000万元，由张继光任董事长，张志清为经理。建昌钱庄经历政局变动、币制贬值，中途一度停业。上海解放后，1949年9月增资为6 000元，并确定钱庄的经营方向为“走向政府领导之路，积极推进业务经营计划，放款有利于国计民生之生产事业以及农产品之出口事业，吸收工商业及个人存款，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而努力。”⁽⁹⁵⁾1950年金融风潮之后，7月四个联营集团组成，但建昌钱庄由于自身原因，直到9月初才加入第二联营集团；1951年10月加入上海市金融业第二联营总管理处，1952年底合并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