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钱庄的停闭及整顿：20世纪50年代上海钱庄研究

在对停闭钱庄进行分析之前，首先要了解上海钱庄的类型。历史上的上海钱庄，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根据其营业范围和资本额大小，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汇划钱庄、挑打钱庄和零兑钱庄：（1）汇划钱庄为上海钱业中势力最大的钱庄，拥有较雄厚的资本，营业范围较广，签发的庄票信用卓著。这类钱庄可以加入附设于钱业公所（即钱业公会之前身）中的汇划总会，一切票据收解，均可用公单在汇划总会互相抵轧汇划，因此称汇划钱庄，而通常意义上所称的上海钱庄即指汇划钱庄。（2）挑打钱庄的资本额和营业范围均较汇划钱庄小，不能加入汇划总会，对于票据的收解须托汇划钱庄代理。这类钱庄常用挑担为商家运送日常使用的钱币，因而称之为挑打钱庄。（3）零兑庄资本额最小，主要业务为零星兑换，如兑换银元、辅币等，以现兑现，又称现兑钱庄。还因为这类钱庄多设在热闹区域，与普通门市商店相似，也称门市钱庄。另外，上海钱庄也有“入园”钱庄和“未入园”钱庄之分。清朝乾隆年间，上海南北市汇划钱庄在城内邑庙之内园设立钱业总公所，一般简称为总公所或内园，因此汇划钱庄又被称为入园钱庄；那些规模较小的或信誉欠佳的，便无资格加入钱业总公所（包括后来的钱业公会），这部分钱庄被称为未入园钱庄。据此，从起源上讲，80家钱庄的类型不尽相同，应该说基本包含了上述各种类型的钱庄。

由于历史的原因，留存下来的有关钱庄的档案文献资料非常有限，本章对每家钱庄历史的介绍主要依据三种资料：（1）上海市档案馆馆藏钱庄档案，遗憾的是，存有完整的钱庄简史，以及由多个案卷中的零星资料汇集而成的钱庄简史，其数量仅为全部钱庄的三分之一左右。（2）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的《上海钱庄史料》，收录有每家钱庄的信息，但内容十分有限，且分散在多个章节内容中。（3）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1944年编印的《上海钱庄概况》，收录有部分钱庄的注册登记信息。然而，三种资料所提供的内容有时并不完全一致，比如某些钱庄成立年份的差异（包括创办时间和开业时间均存在差异）、某些钱庄的历史起源等，有些差异已很难校正。本章对56家钱庄的介绍，基本上是以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为基础史料，并以《上海钱庄史料》、《上海钱庄概况》的资料顺序，在比照辨析的基础上，寸积铢累，对碎片化的资料进行拼接与整合，尽可能使每一家钱庄的历史丰满而清晰。

自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到1950年1月底之前，大约8个月的时间是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对私营金融业实施严格整顿监管时期，对于上海解放前遗留下来的钱庄，要求其重新登记注册，以获得继续营业的资格；同时对其在长期通货膨胀中生成的各种不良经营行为进行整肃与纠正。期间，一些钱庄因无法适应新的制度环境，或主动停业，或被勒令停业，总计8家钱庄。以下按照停业时间的顺序简单介绍。

嘉昶钱庄由江苏、浙江籍人于1941年7月发起组织，于10月8日正式开业，资本为法币50万元。1942年8月更改资本为中储券100万元，1944年3月再次增资至600万元，实收300万元，董事长为姚应龄，总经理杨叔陶，经理周鼎丞。抗战胜利后，因其在抗战期间已领有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发的营业执照，而获得继续营业资格，资本更改为法币2 000万元，由崔福庄为董事长，叶履彬为总经理。从当时的资本额来看，是一家有相当实力的钱庄，以后增资为法币4 000万元。1948年币制改革后，资本更改为金圆券25万元。⁽¹⁾嘉昶钱庄于上海解放后不久即停业，留存的相关资料比较少，但是从上海解放前夕存款余额情况可以看出，是一家比较活跃的钱庄。

表6-1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嘉昶钱庄存款余额统计

说明：5月22日的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377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5天的存款余额统计中，嘉昶钱庄的表现都是比较好的，每日存款余额不仅均高于全体钱庄的平均余额，而且在80家钱庄的排名中，基本上居于前列，在5月20、21日两天，排位高居第6和第4名。

上海解放后，嘉昶钱庄虽然通过了最初的营业审查，但是违背新政府的禁令，从事地下投机活动，设立暗账，私营拆放，以至在6月30日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补足交换缺额，军管会金融处勒令其停业。在后续的审查中，因其违法情节严重，8月26日金融处令其永久停业，限期清理，嘉昶钱庄成为上海解放后第一家被勒令停业的钱庄。

谦康钱庄为宁绍籍商人创办，成立于1916年，原属于未入园的合伙制钱庄，1937年抗战爆发后业务停顿。抗战胜利后，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45年9月28日颁布的《收复区商业银行复员办法》规定，“凡经财政部核准注册之银行，因抗战发生停止营业，或移撤后方者，得呈财政部核准在原设地方复业。”⁽²⁾谦康钱庄向财政部申请“复业”并获准，随后于1946年11月29日复业，1947年1月正式营业，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实收法币5 000万元，并加入钱业公会，谭明斋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聘陈国彪为经理，1948年6月董事会改聘郦心厚为经理。金圆券币制改革后，资本更改为金圆券25万元。⁽³⁾从上海解放前夕存款余额情况可以看出，谦康钱庄也是一家比较活跃的钱庄。

表6-2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谦康钱庄存款余额统计表(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377页。

从上表可以看到，谦康钱庄5天的存款余额均高于全体钱庄的平均余额，而且在80家钱庄的排名中，均居于前列，从表象来看，业务状况良好。但是上海解放后，其投机活动比较猖獗，经军管会金融处审查，有虚设暗户，经营拆放，经副襄理买卖金钞，放款总额经常超越存款一倍以上，以及会计处理紊乱等违法行为，特别是在8月31日的票据交换中，竟然轧缺头寸6 000余万元，足见其业务不稳健之状况。金融处令其即日停业，限期清理，并由上海市人民法院侦办其买卖金钞案，谦康钱庄成为当时违法经营的一个典型。

永生钱庄于1940年1月成立于重庆，由刘开非、蔡鹤年、朱成吉、尹祖光等发起，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资本为法币80万元。抗战结束后，先后在上海等地设立分庄，董事长为刘开非，总经理为五伯康，上海分庄经理则由蔡鹤年担任。永生钱庄上海分庄于1947年2月开业，资本为法币1亿元。1948年币制改革后，资本更改为金圆券22万元。⁽⁴⁾1949年上海解放后，根据《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规定，所有重新注册的钱庄须在9月21日前完成增资任务，因为总庄方面资金困难，无力为其增资，于9月19日通知其停业。

大升钱庄的前身为大生钱兑庄，抗战期间毁于炮火。抗战胜利后，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的《收复区商业银行复员办法》相关规定，几位纺织业商人向财政部提出“复业”申请并获得批准。1946年8月19日复业，资本6亿元，董事长任卓群，经理沈慕范，同时这家钱兑店也升格为大生钱庄，并加入钱业公会。随后在1947年，国民政府财政部令其更改名号为大升钱庄。⁽⁵⁾1949年上海解放后，通过了军管会金融处的营业审查；9月依据《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规定增资，资本为人民币6 000万元。但是，大升钱庄却暗中从事投机活动，账务极其混乱，特别是负责人利用职权虚立户名，套用的庄款竟然占到该庄放款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在10月27日金融市场银根略紧的时候，票据交换中缺额12 300万元而无法补足，军管会金融处当即勒令其停业。

惠丰钱庄成立于1930年，由孙直斋独资，聘席季明为经理，资本为国币60万元。抗战爆发后，于1940年停业。抗战胜利后，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的《收复区商业银行复员办法》相关规定，惠丰钱庄向国民政府财政部呈请复业并获准，于1946年11月1日正式复业，资本1亿元，董事长为孙直斋，经理则为孙光远。⁽⁶⁾1949年上海解放后，通过了军管会金融处的营业资格审查；9月依据《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规定增资，资本为人民币6 000万元。但是，在随后的验资过程中，发现惠丰钱庄仍在从事多种投机活动，在11月17日未能按期补足交换差额，金融处勒令其永久停业。

怡大钱庄成立于1897年，⁽⁷⁾由何丹书、胡耀庭、孙直斋等合伙创办，初始资本为规银2万两，后增加资本至15万两，聘胡熙生为经理。抗战时期，1942年改组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更改为中储券200万元，后增至600万元；1945年9月29日，股东人数已至327户，资本为中储券700万元，董事长为吴瑞元，总经理由罗炳铣担任，经理为马伯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接收清理收复区的金融机构，怡大钱庄因属于抗战前早已设立的合伙制汇划钱庄，根据相关法令规定，在向国民政府财政部补办登记注册后，即获准继续营业，资本更改为法币1 000万元，胡国樑为董事长，罗炳铣为经理。1946年12月调整资本为法币1 700万元。上海解放后，通过军管会金融处的业务审查；9月依据《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规定，增资为人民币6 000万元，股东人数增至541人，⁽⁸⁾随后参加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领导的两次面向工商业的放款银团。1950年1月10日发生交换缺额，之后被金融处查出有违规经营情节，被勒令停业。

信和钱庄成立于1941年1月，由陈祥霞、王毅斋等发起组织，资本为法币50万元，后增资至120万元；次年1月增设信和仓库，经营仓库业务。1942年因币制变更，5月将资本折合为中储券60万元，1943年10月奉令增加资本总额至600万元。因其在抗战期间已领有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发的营业执照，抗战胜利后即获得继续营业资格，资本更改为法币1 000万元，由席季明为董事长，陶晶源任总经理。⁽⁹⁾上海解放后，通过军管会金融处的业务审查，并于1949年9月增资为人民币6 000万元，又参加了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领导的两次面向工商业的放款银团。1950年1月10日发生交换缺额，之后被金融处查出有违规经营情节，被勒令停业。

敦裕钱庄成立于1941年5月7日，由甘礎良、邹樟等发起组织，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成立时资本为法币50万元。汪伪政权时期，于1942年 8月更改资本为中储券75万元，1943年4月增资至250万元，9月第三次增资至800万元。因其在抗战期间已领有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发的营业执照，抗战胜利后即获得继续营业资格，并将资本更改为法币2 000万元，由甘礎良为董事长，顾心逸任经理。1946年6月再增资为法币1亿元，甘礎良为董事长，顾心逸任总经理，顾诚斋任经理。⁽¹⁰⁾上海解放后，通过新政府的最初政治审查，1949年9月增资为人民币10 000万元，并参加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领导的两次面向工商业的放款银团。然而，1950年1月14日被金融处查出有隐匿官僚资本行径，勒令其停业清理。在上海解放初期对金融业的严格整顿中，隐匿官僚资本是非常严重的违法事件，敦裕钱庄是80家钱庄中第一家因涉及刑事案件而被清理的钱庄。敦裕钱庄的停业具有典型性，将在本书第八章中进行专门分析。

敦裕、信和和嘉昶三家钱庄均成立于1941年，属于抗战期间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制钱庄，并从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领取了营业执照，在抗战胜利后自然有继续营业的资格。怡大钱庄系抗战前早已成立的合伙制汇划钱庄，在汪伪政权时期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允其补办相关手续，以有限责任公司制重新登记注册，获准继续营业。而惠丰、大升、谦康和永生（分庄）四家钱庄则是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的《收复区商业银行复员办法》相关规定，通过特殊途径“复业”或新设的钱庄。尽管8家钱庄从起源上看，分属三种不同类型的钱庄，但是均在上海解放后最初的几个月中相继停闭，除永生钱庄上海分庄因无力增资外，其他各家钱庄全部因违法经营而被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勒令停业，这也说明上述钱庄在上海解放后仍不能摆脱旧的经营习惯，无法适应新的制度环境，最终只能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