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联管组织：上海钱庄的新转折

1951年下半年开始，钱庄业务普遍出现下滑现象，于是再次开始寻求新的生存方式。在政府政策的引领下，各家钱庄认识到在各自分散管理的体制下，仅靠业务方面的一定程度的联合经营，尚难以进一步提高整体的业务能力。为了在市场竞争中争取主动，四个联营集团开始考虑进一步的合作。

自1950年7月开始，28家钱庄与中小银行组成四个联营集团之后，团结互助、互相监督，提高了社会信誉，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经营状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显示了集体经营的优势。但联营并不是最终目的，早在195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会议指出私营金融业应通过联营的方式进行整顿与改造，“联营合并，为金融业进一步集中力量的良好方式……，联营的作用，不但为巩固参加行庄的信用，并为促进其本身的改造，在业务方面发挥集体的力量，减少不必要的盲目的竞争，并可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和帮助”。⁽¹⁹⁹⁾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则更明确的提出：“中小行庄的合并，及大行庄积极靠拢国家银行，是金融事业集中化的倾向，是应该允许的方向。金融事业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之一，根据共同纲领，应由国家银行领导，以实现资金的有计划分配，保证经济建设的有计划进行。”⁽²⁰⁰⁾进一步提出“联营业务应逐步推进，由联放推展到其他业务，为合并创造条件。”“行庄为增加实力，提高信誉，扩大扶持生产力量，或克服目前困难，考虑合并。或经过联营，逐步走向合并。就适应新的经济情势来说，这是有利的，国家银行对此应予以鼓励和帮助。”⁽²⁰¹⁾综上，私营行庄由个别经营走向集体联营，并由联营进入合并是大势所趋，是政府对私营金融业指明的发展方向，非配合顺应政府政策则难以生存。

1951年6月，第一联营集团在联营一年后的总结报告中，提到了进一步加强联合的设想，即“我们最后的愿望，要提到一九五〇年八月间全国金融会议总结报告所云联营业务应逐步推进，为合并创造条件。这一年来经过本集团的许多努力，应该已完成这方面的条件，况且最近合并运动，已有合营银行典型的榜样，时机又渐趋成熟。这在各团员的前途，在本集团的前途，在我国整个金融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前途，是极有重大的关系。本集团和团员在思想上在工作上，都应作可能的准备，积极酝酿，加紧研讨，务求详密，力避隔阂，共同向这个配合政策的方向，稳步走着。”⁽²⁰²⁾

第三联营集团在1950年4月的联营总结报告中，也已认真地研究了1950年8月全国金融业联合会议的综合记录，赞同文中提出的“联营业务，应逐步推进，由联放推展到其他业务，为合并创造条件”，“行庄为增加实力，提高信誉，扩大扶持生产力量，或克服目前困难考虑合并，或经过联营，逐步走向合并”的结论。对于未来也有思考，即“可以看出，合并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这是很明确的方向。”⁽²⁰³⁾应该说，到1951年7、8月份时，各联营集团的成员行庄都普遍认为到合并时机已告成熟，团员对未来发展方向也都亦有正确认识，因此筹划合并成为各联营集团的中心工作。

8月20日，存诚钱庄经理沈日新写信给董事长王西铭，反映上海的形势，说明上海私营金融业于数月前，“遵照全国金融会议指示的方向，酝酿由联营进入合并，以配合政策，自新五行成立联管处后，这一问题进行更为积极，因为集中经营是私营金融业唯一的正确的途径。”他又详细地介绍了各大银行的动向，即北五行继新五行联合总管理处成立后，也积极筹组联管联营；国华、浙江兴业、中国企业三家银行已定于9月1日加入公私合营联合总管理处，和成、聚兴诚两家银行的合营要求也正在洽谈中。可见，私营金融业的联管合并已是大势所趋。最后认为，“在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下，私营金融业尚有其发展的前途，如不集中经营决不能独善其身的，继续存在必将趋于自然的淘汰。”⁽²⁰⁴⁾王西铭接到信函之后，着手召开董监联席会议，商讨存诚钱庄的未来。董监事们最后达成共识：集中经营是私营金融业唯一的正确道路，同意存诚钱庄加入联合管理组织并实施合并。⁽²⁰⁵⁾与此同时，金源、福源和宝丰钱庄在认清形势之后，也都表示愿意共同走上合并经营的道路。

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划，1951年10月1日，存诚、金源、福源和宝丰钱庄联合福康钱庄，与中孚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垦业银行、中华劝工银行、茂华银行、国安银行、东南银行、东莱银行、中一信托公司共同成立上海市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第一联营总管理处所属行庄公司的官股比例为3.7%，按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同时由中国人民银行委派卢钝根、毛啸岑为公股董事，另指派干部参加总管理处的工作。所有关于联营的一切办法，按照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为蓝本，在业务、财务、人事上实行统一规划安排。选定秦润卿为第一联营集团联合董事会董事长，沈日新担任联营总管理处主任，五家钱庄自此开始了更高层次的联合经营管理阶段。

同日，鸿祥裕记、顺康、振泰、恒丰、元成和建昌6家钱庄，与惇叙商业银行、永亨商业银行、正明商业银行、上海国民银行、上海女子银行、统原商业银行、惠中商业银行、中国信托公司共同成立了上海市金融业第二联营总管理处。第二联营总管理处所属行庄公司的官股占3.92%，也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并委派孙更舵、李维城为公股董事，另指派干部参加总管理处工作，联营办法以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为蓝本，在业务、财务、人事上实行统一安排。第二联营集团联合董事会董事长和总管理处主任都由公股董事李维城担任，自此六家钱庄也进入了更高层次的联合经营管理阶段。

与第一、二联营集团不同，第三、四联营集团的成员基本上是由钱庄组成。在第一、二联营集团筹划成立联营总管理处之际，也在考虑实行联管步骤，但鉴于资力比较小，无法与大型行庄相比，即便各自实行联合管理，仍然无法应对市场竞争的压力，于是接受政府的建议，考虑自由加入第一、二联合总管理处。⁽²⁰⁶⁾

第三联营集团的11家钱庄，即仁昶、五丰、永隆、存德、宏昶、志裕、春元永、信裕泰、庆成、镇兴和宝成钱庄，联合和泰银行，于1951年8月中旬分别召开劳资协商会议及董监会议，确立了经过联营逐步趋向联管、最终合并的原则。随后，联营集团召开有各行庄代表参加的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从实际情势出发，共同决议不再自行举办新的联管组织，而是集体加入筹备中的第二联营总管理处。在多次商谈的基础上，第三联营集团于9月20日正式向即将成立的第二联营总管理处发出公函，明确表示“拟由敝团全体团员集体参加贵团所筹备之第二联营行庄联合总管理处，俾能进一步加强组织力量，在国家财政金融设施步向计划化过程中，及贵团诸同业先进提携之下更好的完成任务。”⁽²⁰⁷⁾并随函附上第三联营集团各团员董监名单、资产负债等表报，以示诚意。

第四联营集团的4家钱庄中，致昌钱庄上海分庄因其天津总庄另有考虑，尚不能决定未来的打算，因而同润、春茂和泰来3家钱庄于9月25日，先后向第二联营集团递交公函，正式申请加入第二联营总管理处。

10月5日，第二联营集团联合董事会召开会议，讨论决议：“为发挥合作互助精神，第三集团全体团员及第四集团同润、春茂、泰来三庄准予自11月1日起参加本总处，并得于本月内先参加本会，惟四团流动资金短少，应请其积极改善，加速积累资金。”惠昌源钱庄因已经退出集团，本已是不能参加联营总管理处的，但该庄表示等到存款争取到40亿时，也拟申请参加第二联营总管理处。对此，第二联营总管理处表示：惠昌源钱庄在达到规定的业务目标后，并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认可，联营总管理处可以接受。⁽²⁰⁸⁾

经第二联营集团联合董事会同意，1951年11月1日，第三联营集团全体团员及第四联营集团的同润钱庄、春茂钱庄正式加入第二联营总管理处，使该总管理处所辖行庄达到了28家。至此，由钱庄和中小银行、信托公司组成的两个联营总管理处成员完成组合，如表5-6所示。

表5-6　1951年11月第一、二联营总管理处成员

到1952年1月31日，原第四联营集团的泰来钱庄、惠昌源钱庄也并入第二联营总管理处，但是，所有业务由总处指定同润钱庄接办。唯有致昌钱庄上海分庄始终游离在各联营联管组织之外，直到1952年5月15日自动申请停业。至此，钱庄数量由1950年四个联营集团时期的28家，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到1952年上半年剩下24家。⁽²⁰⁹⁾

上海金融业第一、二联营总管理处的成立，使原先四个联营集团所属钱庄与其他中小银行、信托公司一起，实现了进一步的集中经营和统一管理。两个联营总管理处都有国家银行所派的公董以及干部参与领导，除了没有公私合营名义以外，基本和公私合营银行没有区别。两个联营总管理处内部实行组织、业务、财务、人事四方面的统一管理，24家钱庄也实现了进一步的统一。

在第一、二联营总管理处成立之初，业务的确得到改善，从1951年11月和12月的累积盈余情况看，12月的盈余额均比11月有所增长，这是一种趋好的表现。与另外三个由大银行组成的联管组织，即公私合营十一行联合总管理处、公私合营北五行联合总管理处、公私合营上海银行联合总管理处相比，整体的状况更胜一筹，如图5-6所示。

图5-6　1951年11~12月五个联合总管理处累积盈亏情况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S172-4-128。

然而，自1951年年底开始，上海金融业中相继开展“三反”、“四反”和“五反”运动，“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四反”即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五反”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在钱庄中开展的，主要是“四反”和“五反”运动。运动期间，无论资方还是劳方，每天忙于学习、开会，进行自检、互检。运动高潮时，职工要检举揭发，资本家要坦白认罪，都希望自己能够政治上过关，自然无暇于业务经营，致使业务迅速下滑。

在为期数月的运动中，钱庄资方度过了一段难熬的时光，其在上海解放后两年半的经营活动被彻底检查，甚至也主动反省交代了解放前的历史。以福源钱庄为例，1952年2月向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呈交详细的坦白书，如下：⁽²¹⁰⁾

我单位自学习和开展四反运动以来，检查过去的经营方法与作风，认识到有许多地方犯了严重的错误。兹将错误各节据实报告于后，静候处理和处分。

一、一九四九年底，将解放前（一九四九年一月至五月）信托部所积收“小租”款黄金十余两（数字无从查考）私自出卖，连同信托部结束后因一时未能完全移交而继续经租之经租手续费一百〇五万一千三百三十六元两共总数一千余万元私自分派。在当时以为“小租”而不入账，历年由资方代理人及职员共同分派，故亦未于八月三十一日与暗账物资同时转入账内，至年终仍照旧例分派之，不但犯了私卖金钞的严重错误，同时手续费收入因信托部业已结束，不敢入账，遂犯了用飞过海方法偷漏了税款。（我单位信托部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结束）

二、一九五一年春季，我单位不遵守同业公会规定，盲目争取存款，在打得通算盘下，于（1）二月十五日收存定活两便存款三亿元，十六日应客户要求，以原期转定期存款；（2）三月份中有三户定存都是未到期付出一部分，其留存部分应客户要求，仍照原利率付给利息；（3）二月二十六日收存定期存款两户共计五千四百余万元，原订期一月，三月十二日提前支付，应客户要求，照十四天利率付给利息。这种纯粹盈利思想，罔顾整体观念，是严重地犯了暴利和欺诈的错误。

三、一九四九年十、十一月间，我单位放款于客户有一、二笔，要求客户存二、三成，只图自己暴利，不顾工商业的负担。(www.xing528.com)

四、一九四九年秋，我单位投资无锡维新染织厂，约定以龙头细布为计算的标准，其出发点是利用厂商囤积布匹以达到贪图暴利的目的。

五、我单位最近展开增产节约运动，清理废弃与闲置物资，发现了许多零星而非常有用的物资，如自来水管子，柴油引擎等皆不曾入账。我们对工作不深入，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六、董事程印午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将占有股份的大部分转让与其子，自己仅保留了一千九百八十四股而仍旧担任董事职务。照当时公司章程规定，董事至少应持有全部股份□□即三万六千股。我单位对此事向未加以注意，亦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

在深刻的反省中，福源钱庄坦白的违法违规经营事件每月都有补充，1952年6月呈交了最后一份坦白书，是关于账外财产部分的内容，如下：⁽²¹¹⁾

1．本庄一九四八年七月收回徐陦仲破产财产归偿欠款（系一九三五年放出之呆账），计美亚织绸厂股票二百六十五万股，票面二千六百五十万元，未曾入账。

2．一九四九年一月收到投资大通纱厂股票收益，计二十支棉纱七小包（即每大包四十分之七），亦迄未入账。

这份坦白书的内容已经是关于解放前的非法行为了，由此可见，福源钱庄坦白之彻底。在福源钱庄历次呈交的坦白书中，可以发现“暗账”是其最严重的问题，如1952年3月26日呈交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的一份坦白书，坦白的违法行为如下：⁽²¹²⁾

（1）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将暗账中之呢绒寄存于永新雨衣厂，执有该厂寄存收据一纸（至今仍留我庄）计呢绒十四匹，其中大部分已与解放前分派或出卖。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将暗账转入正账后，于翌年我庄暗账经管人章伯炎发现尚有呢绒数匹遗漏，未入正账，当时因政府规定按章转入正账期限已过，无法入账而放弃。本年三月二十七日，我庄襄理黄泰来遇永新厂主陈汉泉，据报告，确有兵船牌呢四匹存彼处。

（2）查暗账下尚有汇昌证券□函一件，函内叙述该□借去美金库券二万元，而以永安纱厂五万股作抵，又福泰号收据十二纸，计款伪法币三亿五千一百万元，上述借函及收据是否已经清讫，均因未曾经手，不知其详，须待经管人章伯炎出医院后，再行报告。

钱庄设立暗账的行为，虽然有其历史的原因，但是在上海解放初期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已明令禁止。福源钱庄负责暗账管理的襄理章伯炎由于工作中的失误，致使一笔暗账无法入账，此事便搁置下来。在“五反”运动中被揭露后，无法承担巨大的压力，最后选择跳楼。

福源钱庄是当时著名的大钱庄，涉及到的违法违规行为尚且如此，其他各家钱庄被查出的投机违法活动也不在少数。应该说，经历了“五反”运动之后，钱庄资方由于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被揭露，被职工检举批判，致使信誉扫地，传统的劳资关系难以维系，钱庄信用动摇，业务额更是急剧下降。

1952年6月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发出通知，称“五反”运动已胜利完成，为适应工商业增产需要，各家钱庄可恢复营业，执行“五反”运动之前的营业时间。不过，在1952年5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已明确提出“对全国金融业进行全面改造，淘汰钱庄”的指示。同月，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召开行长会议，制订了“彻底改造合营银行，坚决淘汰私营行庄”的方针。钱庄已经没有前途可言，资方也普遍失去经营信心。

6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又发布了全面降低利率的指示，利率下调20%~50%，这对运动之后的钱庄来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所谓“日落西山三亿三”的说法，就是当时包括钱庄在内的私营金融业的真实写照。图5-7是第一、二联营总管理处成立之后10个月的盈亏统计，其中1952年3月的数据缺失。

图5-7　1951年11月至1952年8月上海市金融业第一、二联营总管理处盈亏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各月相关资料整理，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S172-4-128。

可以看到，自1952年1月开始，第一、二联营总管理处所属行庄整体的赢利状况已呈下降趋势，3月盈亏状况未知，但4月之后是持续亏损的，6月利率降低之后，7月、8月的亏损明显增大。

考察了中小行庄整体的盈亏情况后，再来看这一时期单个钱庄的经营状况。下面以第一联营总管理处的存诚钱庄为例，考察其月度净利润情况，如图5-8所示。

可以看出，存诚钱庄加入第一联营总管理处初期，在1951年10月和11月的收益还是不错的，唯12月有一项特别支出导致利润下降。但此后，随着“五反”运动开始，存诚钱庄的月度净利润不断下滑，从1951年7月份纯益11 233万元降至1952年10月损失5 948万元，⁽²¹³⁾特别是1952年6月“五反”运动结束，便开始了月月亏的状况，而且亏损不断加大，与第一、二联营总管理处整体的经营状况是一致的。

图5-8　1951年7月至1952年10月存诚钱庄月度净利润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各月相关数据整理，存诚钱庄档案，档号Q76-3-29。

进入1952年，是存诚钱庄业务由盈转亏的转折点，应该是受到了“五反”运动开展的影响；而6月之后亏损一步步加大，则说明钱庄的经营遇到了极大困难，不仅是利率降低的原因，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资方丧失了经营的信心。

再以第二联营总管理处的宏昶钱为例。“五反”运动之后，在相隔了半年之久，1952年7月宏昶钱庄召开董事会议，经理黄立鼎报告说：“自上年11月1日参加联管以后，业务情况起初尚有进展，‘三反’‘五反’运动展开后，因商业活动逐渐缩小，业务开始逐步低落，呆账增多。截止目前止，自理部分计14 900余万元，集中部分计6 700余万元。收支情况除11月份略有盈余外，其余各月均入不敷出。最近业务虽逐渐好转，但因利率降低，亏损更巨。本月份估计收入1 600万元，支出则须5 280万元，收支相抵，亏损为3 680万元。”⁽²¹⁴⁾也就是说，自1951年底“五反”运动开始之后，宏昶钱庄的营业情况是月月亏损。

综上，进入1952年，钱庄的经营环境已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无论是存诚钱庄、宏昶钱庄，还是其他钱庄，都被迫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钱庄按照原来的生存方式已经没有前途了。与此同时，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大银行正在积极地集中整顿，为进一步的大合并进行筹备。钱庄也必须认清现状，只有响应政府号召，才是明智的选择，正如沈日新所言，“本年经过伟大的‘五反’运动后，认识到金融业必须认真彻底改造，才能配合政策，为工商业及人民服务。”⁽²¹⁵⁾于是，自1952年下半年起，24家钱庄也进入全面改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