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钱庄发展时期及研究成果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终结了在中国延续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为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但是民国建立之初的十多年期间，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政权，各派军阀之间的争斗、战争几乎从未停歇，每届政府通常仅存续三、四年，没有给钱庄的发展创造安定的环境，但也因为无暇专注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和监管制度，反而给钱庄业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上海钱庄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政治、经济环境的剧变之后，数量锐减，资力薄弱，业务几乎陷入停顿，致使社会上对钱庄的信心也大为动摇，这种萧条的状况一直持续了三年左右，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期间，西方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压迫，表现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洋货的倾销量缩减，某些年份甚至出现罕见的贸易顺差。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市场的需求以及出口商品的供给，主要由本国工业来提供，由此“国内实业之进步一日千里也。”⁽⁵⁾上海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这就为上海钱庄的复兴提供了机遇。

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上海钱庄面临新的商机，但是最大的困难仍然是资金短缺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商银行已无力向钱庄提供拆款，于是上海钱庄转而将华商银行视作新的资金拆借对象。华商银行业是上海金融界出现的一支新兴力量，自1897年出现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之后，已有十多年历史，不过，新兴的银行虽然属于近代化的金融组织，资金规模较大，有着近代化的经营管理方式，但是缺乏市场经验，客户较少，经营状况一直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下，钱庄与银行便极易达成合作关系。

如果说晚清时期钱庄的发展有赖于外商银行的拆款，那么进入民国时期，钱庄力量的壮大，则主要是与华资银行的合作有极大关系。实际上，钱庄从华资银行那里获得的不仅是短期拆款，还有用于汇划清算的准备金。当时的钱业已设立汇划总会，由资金规模大、信誉好的钱庄组成，可以彼此之间划拨清算每日产生的票据，相当于票据清算机构。而华商银行却没有自己的票据清算机构，只能委托相关的钱庄在钱业汇划总会代为处理每日的票据清算，因此不得不提前在钱庄存放较多的款项，据统计，此项存款多则千余万银两，少则五六百万两。⁽⁶⁾钱庄可以心安理得地运用这部分巨额资金，以高息贷放出去，由此更增大其实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直到19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前，在棉布、棉纱、糖、茶叶、米等交易中，上海各种商行的短期贷款大部分来自钱庄，华商银行的作用尚在其次。另外，在获得拆款资金保障的情况下，钱庄的业务范围开始突破传统的商业贸易，而进入工业领域。如福康钱庄在1899年就曾给予上海纺织局和瑞纶丝厂两家厂商以信用放款，计银两25 358两；1902年又对多家厂商给予抵押放款，此后工业放款便成为福康钱庄的重要业务，放款范围也扩大至面粉、油厂、肥皂、水泥、染织、制纸等领域。⁽⁷⁾事实上，同时期规模较大的钱庄也都有工业放款项目。

民国成立后的十多年间，虽然上海钱庄面临外商银行、华商银行两个新旧竞争者，但是这一时期也是上海钱庄发展最为顺达时期，可以从其家数、资本额的变化中看出这种迹象，如表1-1所示。

表1-1　1912~1926年上海钱庄数量与资本额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188、191页。

上表显示，除了1921年钱庄数量与上年相比减少2家之外，其他年份都是逐年增加的，在辛亥革命后15年时间里，钱庄数量增长了2倍多；上海钱庄资本总额增长了11倍多，每家钱庄的平均资本额在钱庄数量增多的情况下，竟然也增加了3倍，这种速度是罕见的。(www.xing528.com)

再观察这一时期上海钱庄的盈利情况，如图1-2所示。除了1924年缺少数据外，无论是盈利总额还是每家钱庄平均盈利额，都呈上升趋势，反映出这一时期上海钱庄的业务发展趋势是良好的。辛亥革命后的15年里，上海钱庄重新繁荣起来，甚至在1920年代末迎来了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

图1-2　1912~1925年上海钱庄的盈利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202页。

上海钱庄的发展壮大，还体现在这一时期成立了全行业的同业组织。1917年上海钱业公会成立，是当时金融界中的一件大事。上海钱业公会是上海钱庄业的同业组织，也是上海第一个金融业同业组织。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中国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也没有相应的金融监管机构，钱业的信用一向是靠同业组织的自我管理。之前，上海钱业一直存在两个行业组织，即南市的钱业公所和北市的钱业会馆，在外部生存环境复杂的情况下，钱业已经意识到南北同业长期分立，有碍信息的及时沟通，无形中分散了钱业的力量。钱业公会成立后，修订统一的行业规则，维护行业利益，树立钱业信用，共同防范风险，使上海钱业的发展更加蓬勃兴旺。

北洋时期的货币制度沿袭明清以来的旧制，银两和银元两种货币并行流通，两者的兑换比价每天都会随着市场供求的变化而波动，由此出现“洋厘”行市；与此同时，同业之间的拆借利率也会随着银价的波动而变化，也由此形成同业拆借利率即“银拆”，而银拆便是当时上海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自1865年开始，洋厘和银拆每日由钱业同行在指定市场上议出，然后在上海各大日报上公布，中外金融业以此作为当日交易的标准，所以，钱业在货币市场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综上，北洋时期的上海钱业，成立了统一的同业组织，业务蓬勃发展，拥有数量庞大而稳定的客户群，发行的票据流通广泛，承担着华商银行之间的往来清算，还掌控着洋厘、银拆的市场定价权，在上海乃至全国金融业中担负着无与争锋的重要角色。

北洋时期，尽管上海钱业增添了新的竞争者，即在辛亥革命后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快速成长起来的华商银行业，但钱业凭借着传统优势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其整体实力是华商银行暂时无法超越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经济势力卷土重来，重新回到中国，但上海的金融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上海钱业和华商银行都已形成自己的特色，并拥有一定的势力，上海金融界中三足鼎立局面形成，即“外国银行多赖国际汇兑，华商银行多赖国内贸易，钱庄则以做信用放款为多。”⁽⁸⁾不过，从三种金融势力对比来看，外商银行的扩张势头趋于停滞；华商银行虽然快速成长，与钱庄成为并驾齐驱的国内金融势力，但其实力尚不如钱庄，钱庄依旧高居“百业之首”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