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福荣
话说，一开始我是负责英国审判相关内容的导演，后来稍作调整才成为1956年新中国审判的导演。与之前研究英国审判相比，我发现新中国审判的相关材料、影像资料及领域内的研究专家少之又少，很多材料还属机密，尚未解密。另外，与其他二战后各国对日本战犯审判非常不同的是，受审的日本战犯无一例死刑，刑期最高也只有20年。这些在侵华战争中无恶不作的“魔鬼”，为何受到如此宽待？带着巨大的问号，我投身到《人性召唤》纪录片的摄制中。
导演宣福荣阅读的部分书籍和材料
这次我们有幸邀请到英国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学院的教授，《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的作者顾若鹏担任主持人，在短短的两周时间内，摄制组前往河北定州，山西太原，辽宁沈阳、抚顺和大连，探访了当年关押这些战犯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现在湮没在建材市场的太原战犯管理所以及沈阳法庭的旧址。
为了还原当年的历史，摄制组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当年的亲历者，这也是此次《亚太战争审判》各位导演都会遇到的难题。70余年过去，亲历者大多过了鲐背之年，我搜集之前的相关报道，罗列了一张之前接受过采访的人员名单，动用一切能动用的资源逐一联系。刚开始的几天尤其绝望，许多老人已经辞世，还有的由于疾病卧床多年。我心中充满懊恼，如果能早点接触到这样的选题，说不定能够记录下这些亲历者宝贵的回忆。
2019年3月的一个清晨，事情发生转机。抚顺战犯管理所前所长侯桂花老师打来电话，告诉我她联络了之前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赵毓英护士，和家人商量后，身患癌症的她仍决定接受我们的采访。赵护士全程参与了日本战犯的移交和改造工作，她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难以忘怀，“当年一起工作的老伙计都不在了，只要我还能说话，我就得把当时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可能也是赵毓英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2020年10月12日，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顾若鹏随后人探访太原战犯管理所旧址（摄制组摄于中国山西省太原市）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顾若鹏采访赵毓英（摄制组摄于中国辽宁省抚顺市）
时年91岁的赵毓英回忆当年引渡、改造这批日本战犯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1949年12月，一辆列车从北京秘密启程。这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首次出访，目的地是莫斯科。此行的目的是与苏联签订全新的外交条约，同时苏联政府还甄别出部分曾在侵华战争中犯下严重罪行的日本战俘，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0年7月下旬，大约1 000名日本战俘乘坐火车从苏联秘密转移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时中国正处于物资匮乏、经济有待振兴的年代，中国政府仍按照国际惯例，根据这些战犯原本军中的级别，分为大、中、小灶三种待遇。与此同时，还在战犯管理所实行人道主义管理。
这批战犯中，有出生武士家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的陆军师团长藤田茂，对平民使用毒气、北疃惨案的始作俑者上坂胜。据统计，光当年那批关押的日本战犯就残害了大约80万中国民众。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航拍（摄制组摄于中国辽宁省抚顺市）(www.xing528.com)
抚顺战犯管理所正门（摄制组摄于中国辽宁省抚顺市）
随着中方在生活、管理方面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和耐心教育，加之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冲击，这些日本战犯从刚入狱时的气焰嚣张，到后来渴望学习，想进一步了解中国，管教们为此改造了学习室，提供了国际法和毛泽东著作等大量书籍。几个中文较好的战犯，还编写了中日词典，供大家使用。这些书籍给日本战犯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改造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采访的另外一位亲历者是王石林老人，他曾全程参与日本战犯的侦讯工作。通过审讯及证据搜集，许多日本高级将领都在他的面前低头认罪。拍摄前我通过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离休干部处，想联系王老进行采访，多次联系无果。在摄制组动身前往太原的前夜，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再次联系了离休干部处的吴定奎处长，他告诉我之前由于王老的爱人腿受伤了，家里实在走不开，近来爱人病情好转，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备受焦虑折磨的我可算松了一口气，放下电话立马和摄制组及拍摄对象调整拍摄方案，最终在太原审判原址现山西饭店完成了王石林老人的采访。王石林老人回忆了当时在审判前，检察官们在写起诉书的时候认为这些战犯都构成死刑，但是周恩来总理的一次指示改变了历史，“对战犯一个也不判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是极少数”。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顾若鹏在太原审判原址采访王石林（摄制组摄于中国山西省太原市）
为了搞清新中国政府当年这个决定的意义，我采访了美利坚大学历史系教授贾斯汀· 雅各布，他也是少有的研究新中国审判的国际专家。当时恰巧《东京审判2》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进行展映，美利坚大学和美国国家档案馆又都在华盛顿，所以在展映间隙，我兼职摄像，于感恩节之际在空无一人的美利坚大学校园内完成雅各布教授的采访。
导演宣福荣兼职摄像在美利坚大学双机位采访贾斯汀· 雅各布教授（摄制组摄于美国华盛顿）
通过他的阐述，揭示了新中国领导人在当时的特定国际局势下所作出的艰难抉择。他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日还未建交。中国如何才能得到日本和平人士的支持，周恩来总理认为有一个方法就是向日本表示善意。对于这些关押在中国的日本战犯，如果给他们宽大的判决，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恶行径，是中国政府帮助他们洗心革面，他们对中国就不会有敌视。他们回到日本，发声告诉其他日本民众他们在中国的邪恶行径、犯下的那些战争罪行，这样日本民众才能知道日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回望过去，1956年的新中国审判不是一个句号。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学院教授内海爱子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罪审判不是一味地追求死刑或者有期徒刑，而是让那些战犯面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反省、忏悔。如何让那些“魔鬼”回归人性，这是非常了不得的，这是其他亚太战争审判所未达成的。这些战犯回国之后，组成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成员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在日本各地讲述战争真相，为呼吁中日和平而奔走。在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公开731部队细菌试验暴行以及对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言论提出抗议的重要活动中，每一次都有中归联成员的身影，为日后的中日建交奠定基础。
纪录片制作初期，对于如何用中立、平和的国际视角还原这段历史，我的内心是很忐忑的，庆幸的是得到很多专家、教授、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及同仁的鼎力相助。一开始萦绕在我心头的疑问，也在《人性召唤》这集纪录片制作完成后得到了解答：对战犯的宽大是为了让他们回到日本，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这和我们做这个系列的初衷不谋而合，回望不是为了清算，而是为了更好地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维护人类和世界的和平。
日本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捐赠的“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摄制组摄于中国辽宁省抚顺市）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