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战争审判：从闹监到学习，人道化管理带来的转变

西伯利亚5年的遭遇加之被遣返回日本的希望落空之后，抚顺和太原管理所内的战俘们内心极为不安，50%以上的战俘都患有高血压。种种复杂的情绪在监舍内弥漫，一场意料之外的冲突即将爆发。

赵毓英（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

他们非常嚣张，来了以后贴的告示，他们一看，底下落款是战犯。他们不干了，就说他们不是战犯，是战俘。为了这个事儿，他们闹得挺厉害，有的甚至从墙上撕下来扔在地下用脚踩。

藤田茂，1889年生于日本广岛，191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侵华的7年里，他在中国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45年在朝鲜被俘时担任日本陆军第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是当时被关押在中国的日本最高级别将领之一。在抚顺留着仁丹胡的藤田茂是此次“战犯与战俘之争”的挑起者，他叫嚣着：“我们是忠于天皇的军人。我和诸位都是奉天皇陛下旨意来中国维持秩序，所以，我们不是战犯，而是战俘。”

1945年8月，在伦敦签订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曾对战犯做过明确定义：无论是战时或非战时，对平民的伤害是界定战犯与战俘的重要区别。被中国关押的这批日本战俘，全都有在非战争状态下伤害中国平民的行为，属于战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教人员用国际法有力地回应了这些战犯。

短视频2：抚顺战犯管理所内“战犯与战俘之争”

由于长期的侵华战争和国共内战，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经济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中国政府仍按照国际惯例，根据这些战犯原本军中的级别，分为大、中、小灶三种待遇。与此同时，还在抚顺和太原实行人道化管理。

1944年，24岁的高桥哲郎在中国工作时被征召入伍。

高桥哲郎（已故抚顺战犯管理所日本战犯）：

我们从小都被教育，天皇就是神，战争也是为了天皇而打。只要天皇命令作战，无论是去哪里，日本国民都必须去。大家从小都有这种责任感，这些都明确写在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诏书中。当时国内都在渲染这种气氛，征召令虽然是一张纸，但代表绝对权力。

1950年高桥哲郎和其他日本战犯一起，被送往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

高桥哲郎（已故抚顺战犯管理所日本战犯）：

西伯利亚是地狱，中国抚顺的生活好得多，仿佛是天堂。从早到晚都是自由的，饭能吃饱，没有强制劳动，可以理发、洗澡，生活和西伯利亚完全不一样。(www.xing528.com)

不过这些日本战犯仍与管教人员对抗。这些油画都是由日本战犯熊谷清根据自己在战犯管理所内的生活创作的，其中有这样一幅场景：战犯故意将米饭混入泥土，制作棋子和麻将，浪费粮食。

日本战犯熊谷清画作（《罪行与宽待：原日本战犯反省绘画集》）

一场战争的爆发让闹监行为达到顶点。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数月后美国政府派兵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应朝鲜政府的请求，中国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在被关押的这群日本战犯看来，中国孱弱且贫穷，与美国对抗就像是飞蛾扑火。一旦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战胜中国，他们就会被释放送回日本，对此他们充满了期待。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合朝鲜人民军在朝鲜战争初期将美军击退至釜山，打破了日本战犯们的幻想。

石田隆至（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人开始歧视或者说将中国人作为比自己要低一等的人群对待，主要是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之后产生的。将中国人视为蝼蚁，伤害他们也不会在意。所以在战时觉得无论是杀掉中国人还是对他们做其他残忍的事情，根本不会有罪恶感。

日本战犯在战犯管理所中学习（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提供）

伴随着中方在生活和管理方面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和耐心教育及感化，加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冲击，日本战犯的心理逐渐发生转变。有的战犯开始要求学习，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管教们认为他们的好奇心是一件好事，因此改造了学习室，提供了国际法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作品等大量书籍。几个中文较好的战犯，还编写了中日词典供大家使用。有些书籍给日本战犯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改造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短视频3：日本战犯在中方人道对待及耐心教育下心理逐渐发生转变

石田隆至（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

战犯们对其中写的一些想法与观点也是非常惊讶的。如果对《论持久战》的内容进行概括，就是对于日本军队只能采取游击战的策略。之前日军非常看不起游击战的作战方式，日本战犯在书中才知道这是中国军队在分析战情后刻意做出的战略，所以非常惊讶，恍然大悟。战犯们读完这本书后，他们渐渐察觉，这种“持久战”并非只是在战争中，对于日本战犯的改造，中国也使用了“持久战”做法。

金源是当时管理所的管教科员，在他的回忆录里，他是这么形容藤田茂的：藤田茂出生于祖宗三代武士家庭，从小受到军国主义教育，长大后成为天皇忠实的将领，是武士道精神继承者的活样板。这样一位推行“三光”政策的刽子手也在学习。金源在书中回忆藤田茂的自述：“学习不是强迫的，可以看自己喜欢的书。我决定，为了不虚度时间，读过去未曾读过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通过学习经济学和日本近代史，我清楚地看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和战争的性质。学习过程中，我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感到良心的谴责。经过多方面的学习，渐渐地省悟到我们的对华战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