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 雪
“在战争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这句话，我放在了《良知救赎》这一集节目的结尾，也是我作为导演在拍完纪录片后最大的感受。
《良知救赎》展现的主题是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战场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此前，我对此话题知之甚少。在此，特别感谢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专家王选，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刘统教授以及我们的主持人英国剑桥大学顾若鹏教授。正是在他们大量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集节目。
北疃惨案当天发生了什么？
和英国主持人顾若鹏第一次出差，我们一起去了河北省定州市北疃村。2019年5月底，当我们来到这里时，华北平原上的冬小麦将要成熟，到处都洒满了金色的光辉。然而，77年前的5月27日，这里却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英国主持人顾若鹏在北疃村采访（摄制组摄于中国河北省定州市）
七七事变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了铲除敌后抗日武装，日军曾多次对根据地军民使用化学毒气。平民死伤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发生在北疃村的北疃惨案，1 000多名平民被屠杀。这次来到北疃村，就是想要采访70多年前北疃惨案中还健在的幸存者之一——李庆祥。
为了尽快掌握拍摄情况，我们提前一天来到北疃村。见到时年93岁的李庆祥老人时，他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我们的采访。“不要采访我，我写了一份材料，你们看材料就好了。”无论我们怎么劝说，老人都不肯跟我们说当时的故事，这使我愁眉不展。我知道，对于李庆祥老人的采访是抢救性的，如果失去了这次机会，可能会成为终身的遗憾。
第二天，当我们带着主持人顾若鹏再次来到北疃村的时候，没想到李庆祥老人已经坐在村口等了我们很久。但见了面，老人还是倔强地不肯接受采访。英国主持人顾若鹏在李老家的沙发上坐了下来，试图和他聊聊，没想到就这样聊着聊着，爷爷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导演敖雪与英国主持人顾若鹏在河北省定州市北疃村采访北疃惨案幸存者李庆祥
我问：“爷爷，那天在地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爷爷说，他想起了毒气的味道，想起了弟弟闻到毒气后在地道里迷路的样子，想起了他年仅8岁的妹妹。
爷爷停了停，说：“我的妹妹她8岁了，她说，哥哥我走不动了，你们走吧。”爷爷说完，眼泪就流下来了。
对于15岁的少年来说，没有抓住妹妹的手，就意味着永别。
北疃惨案幸存者李庆祥回忆惨案当天的情景（摄制组摄于中国河北省定州市）
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我和顾若鹏都能感受到爷爷当时的无助、懊悔以及失去亲人的痛苦。即使过去了近80年，这种痛苦仍藏在心底，不曾遗忘。
战争中，人的生命如蝼蚁，要多么坚强才能够忍受与家人离别的痛苦并顽强地活着。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伤害就反映在这一个个家庭的不幸上。
临走前，我反复安慰爷爷，希望他别再继续难过。李庆祥老人如我们来时站在村口，挥手向我们道别，就这样目送了我们很久。
战时的日本，为什么会不顾国际公约的约束而对军民大规模地使用化学武器呢？这些毒气是从哪里生产出来的？又是如何被运用到侵华战场上的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登上了去日本的飞机。
生产化学武器的“毒气岛”在哪里？
2019年日本的夏天，酷暑难耐，白天最高温度达到了37摄氏度。8点钟，一大早，我们约好了山内正之老师在广岛忠海港码头见面。对于我们来说，大久野岛是一个充满了秘密的小岛，而对于山内老师来说，这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小岛了。
山内正之是日本大久野岛毒气历史研究所事务局局长。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记录、研究大久野岛的历史，同时为想要了解历史真相的人提供无偿的讲解服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最了解大久野岛历史的人。
山内正之向记者介绍，毒气工厂前面的空地至今寸草不生（摄制组摄于日本广岛）
总面积70公顷的小岛，徒步一圈只需要40分钟。如今的大久野岛以兔子闻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边走边逛就能发现90多年前建造的发电厂和毒气贮藏库等遗迹。山内老师向我们介绍，1931年，大久野岛毒气工厂建成投产后，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生产。在这里生产的毒剂有糜烂性的芥子气、呕吐性的二苯氰胂、窒息性的光气等。在毒气工厂成立的12年时间里，共生产了各种毒剂6 600多吨。(www.xing528.com)
二战末期，日本政府预感战败大局已定，偷偷地把大量毒剂就地掩埋。美军登岛后，仍发现了大量还没来得及处理的毒剂，美军将这些毒剂装上船沉到了太平洋底。
大久野岛上的毒气贮藏库如今被荒草掩盖，战时，这个贮藏库可贮存多达600吨的化学毒剂（摄制组摄于日本大久野岛）
讽刺的是，如今这个岛已经“转型”成一个休闲度假的小岛。8月暑假里，这个小岛上唯一的一家度假酒店客房被预订一空。殊不知，这个度假酒店就建在毒气工厂的废墟上，至今，岛上仍没有可食用的饮用水，所有酒店需要的水都要从岛外运输进来。
大久野岛如今是旅游胜地，很多家庭会来度假，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岛的历史（摄制组摄于日本大久野岛）
是“加害者”，更是“受害者”
在广岛，我们约好了另外一位采访嘉宾藤本安马。我们是从李庆祥老人家里的一张照片中认识藤本安马的。2004年，一群日本人来到了北疃村，这次不是为了占领这里，而是为了谢罪，真诚地表达歉意。当时李庆祥与藤本安马两位老人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在广岛见到藤本，是在经历了差不多两个月的联系后。从山内正之老师那里得到了藤本安马的电话，我们就立刻打过去了。但好几次电话都不通，老人没有手机，只有家里的联系方式。就这样我们陆陆续续跟踪联系了近一个月，终于打通了藤本家的电话。在说明了来意后，藤本安马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后来，我们才得知，藤本之前生病进了医院，刚刚痊愈回家。
在广岛竹原县采访大久野岛毒气工厂工人藤本安马（摄制组摄于日本广岛竹原县）
我们觉得我们必须立即出发采访藤本安马。
1941年，年仅15岁的藤本安马听老师说，去大久野岛上的军工厂做工，不仅能学到知识，还能挣钱。听到自己敬爱的老师这么说，藤本安马毫不犹豫地报名。当时能在军工厂工作是一件光荣的事情，然而，大久野岛的工作环境却远远超出了藤本的想象，藤本亲眼看到因吸入毒气而当场毙命的工人。到了战争后期，大量女工也被征召入厂，制造可以杀死中国人的毒气。
战争后期，大久野岛毒气工厂招收了大量女工进行毒气生产和搬运工作（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提供）
即使穿了防护服，毒气还是会慢慢侵入身体，给藤本安马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2003年，藤本身上长了恶性淋巴瘤，胃癌晚期，整个胃部都被切除。现在藤本几乎不能喝水，一天只能吃一块小面包维持生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完成了我们近一个小时的采访。
虽然天气很热，但当我们提出要拍摄一些老人的空镜头时，藤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午后，当我们再次来到藤本家，他已经穿戴整齐等着我们了。时年94岁的藤本很爱树，他说：“我可以去修剪一下我的树。”当我们提议帮他搬梯子的时候，他说：“不用了，我可以自己来。”一个长梯，年轻的摄像想要单独搬动都要费些力气，但是藤本自己搬动了。藤本笑着说：“我希望能再多活几年，这样就可以将大久野岛那段黑暗的历史告诉更多的人。”
6个还健在的大久野岛毒气工人之中，藤本安马是唯一一个愿意站出来承认战争罪行的人。
战后，广岛大学附属医院接收了很多像藤本一样曾经在毒气岛工作过的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忍受着毒气带来的危害，终身生活在痛苦之中。
藤本在采访中回忆在北疃村与李庆祥见面的情形，藤本说：“我制造的毒气杀死了中国人，我是罪犯，李庆祥却说：‘你们也是被逼的，你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就这样，两个经历了战争苦痛的老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曾经在大久野岛毒气工厂工作的工人终身受到毒气的危害（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提供）
在采访中我发现，不仅是“受害国”，“加害国”中的人民也深受战争的侵害。藤本以及曾经在大久野岛上工作的工人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承认错误是艰难的，能真诚地道歉是需要勇气的，哪怕多活一天也要把事实真相告诉更多人的藤本是值得被尊敬的。
2016年，笔者曾经为了拍摄《东京审判2》来到日本。3年后，当我们再次来到日本，深刻地感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在增强：当年还愿意接受采访的教授，2019年不再愿意面对我们的镜头；日本靖国神社旁的游就馆里面依旧陈列着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言辞；民间反战活动举行的条件越发苛刻，很多公共场所被禁止组织与揭露战争罪行有关的一切活动。我们感恩，还有很多像藤本安马、山内正之、和田千代子一样的日本友人们还坚持发声，正是由于他们的坚守让我们还有机会看到战争的本质。
摄制组与藤本安马合影（拍摄于日本广岛竹原县）
当我们经历了70多年的积淀，当我们重新认识那段历史，我想到的不只是书上一板一眼的文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被战争改变了命运的人。如果没有战争，藤本以及大久野岛的工人们不会一生与病痛作伴；如果没有战争，李庆祥应该会和妹妹一起变老……
没有战争，这是全世界人们的祈愿，也是我们纪录片想要传达的理念，因为，“在战争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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