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诚娴
要不是在5年前第一次着手制作有关战后审判的纪录片《东京审判》，我都不太了解在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也曾对日本战犯进行过独立审判。据1949年1月的《申报》报道，国民政府在10个城市先后设立的军事法庭共审理2 200余件战犯案件，判处死刑140余人。本集《绳之以法》，就是想讲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讲讲75年前，中国是怎么通过法律的方式追究日本的战争罪责。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外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
在战后对日本进行BC级审判的7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最初就以主权国而非殖民地宗主国的身份来主导审判的国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对侵略者的正义审判，也是一场在特殊历史背景和世界政治角力下的司法创举。然而，不同于东京审判留下了相对完整的庭审影像和文字记录，国民政府审判的相关档案遗散严重，部分留存的档案在国内也一直没有公开，更别提影像。无论是收集历史资料，还是寻找当年的亲历者或其后人，都不那么简单。在学术顾问和抗战研究志愿者的帮助下，我有幸采访到了几位与这段历史相关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人。其中，最小的73岁，最大的108岁。时年88岁的李家璟是国防部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第二任庭长李良的女儿。拍摄那天，老人的看护告诉我，听闻我们要去拜访，李老没有午睡，一直等着摄制组。李老告诉我，战争毁了她的一家，致其母亲和哥哥弟弟病故，致其一生凄苦，但父亲总是教她，穷富不介，正直为先。
导演戴诚娴采访李良庭长之女李家璟（摄制组摄于中国上海）
父亲这样教导她，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上海沦陷后，日军希望李良和其他几位法律界人士能够为其工作，但他没有屈从，被日军关进了牢狱。抗战胜利后，李良担任庭长审判日本战犯，“务使每一案件，勿枉勿纵，绝无遗憾”。不是以怨报恶，而是坚持调查事实，依法审判。对于当时的司法人员来说，这种克制，也是一种战斗，是民族悲情和司法正义拉扯下的权衡。随着拍摄和调研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珍贵档案被挖掘和找寻到。其中，包括上海军事法庭第一次处决日本战犯的影像，以及第一个在中国被执行死刑的日本将级战犯酒井隆的判决书。
战犯酒井隆判决书中文正本（江苏省档案馆提供）
这份凝结着中国司法人员办案结晶的文本，也是世界战争罪行审判书的样板之一，它被战争罪犯委员会收集，并翻译成多国语言供各盟国在BC级战犯审判中参考。(www.xing528.com)
在江苏省档案馆，我找到了这份判决书的中文正本；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这份判决书的英文版；在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撰写的战争罪犯审判的法律报告中，找到了对酒井隆一案的英文总结；在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又找到了大量当时中外媒体对于庭审的报道描述。当尘封的档案慢慢展开，像拼图般拼接在一起，成为我重探抗战史的一个契机，我触摸到的屈辱与血泪也变得具象。同时，又深深感受到中华民族的隐忍与坚强，这种隐忍与坚强在采访的亲历者身上，感受尤其明显。
时年108岁的韩灿如参与过1945年日军在南京的受降工作，受访时，他是当时在世的、有此经历的两位抗战老兵之一。采访那天，韩老身体已很虚弱，需要家人搀扶才能走动，但说到当年收缴投降日军兵器和战备物资的经历，依旧很激动，有些画面描述，甚至生动如电影。
导演戴诚娴、摄像黄日华和抗战老兵韩灿如（左三）及其家人
亲历过七七事变的老人郑福来拉着外籍嘉宾主持人顾若鹏教授的手，在36摄氏度高温和太阳暴晒下的卢沟桥上，对我们说：“今天有国外的历史教授来，我不用休息，我想给你们多讲讲。”
摄制组携外籍主持人、剑桥大学教授顾若鹏采访卢沟桥事变亲历者郑福来（摄制组摄于中国北京卢沟桥）
我能感受到，比起物质支持，老人们更渴望的是将记忆留在世上。把战争的真相和前人的经历，留给更年轻的朋友，提醒和平的来之不易，以供未来索引。算上新中国审判，对于涉及10座城市前后耗时10年多的中国审判来说，纪录片里所能呈现的人和事都只是这场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审判图景中极为有限的一角。这一角一角的探寻，只会越来越艰难，记录的需求却越来越紧迫。2020年6月24日，我收到关爱抗战老兵重庆志愿者王纯的短信，韩灿如爷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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