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酒井隆的同时，国民政府成立的另外9个军事法庭也正在对日本战犯的罪行进行调查取证和审理。然而，国民政府的战罪调查，绝大部分是在现地受降后，由民众检举指认的。这也是为什么被告多以宪兵和低军阶参战人员为主。其中，上海属于重点地区，从海外押解回中国的战犯，都要在上海集中甄别、调查。
据1946年3月11日的《民国日报》记载：“上海方面之日军罪行调查，……迄至目前为止，接受市民检举者，已逾三万零八十四件。”只可惜，大多数经由民众检举的材料经过审查后，因为缺乏具体的犯罪嫌疑人姓名、职务等信息，无法作为起诉的证据。
今年88岁的李家璟是当年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第二任庭长李良的女儿。70多年过去，由于各种历史因素，与父亲有关的文件和回忆留存不多，老人将它们整理在一个文件包里。里面保存的是李良担任庭长审判日本战犯的见证：一份上海审判军事法庭职员录，一本李良所写文章和诗词的《国难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良在法庭的同僚回忆李良的文章。
李家璟（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第二任庭长李良之女）：
我家住在泰安路，他的号是次升。
李良审判日本战犯的那一年，李家璟16岁，在她的记忆里，父亲主持上海军事法庭工作期间，共审判了100多名日本战犯。
李家璟（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第二任庭长李良之女）：
每一个战犯怎么判的，稿件都有。所以，那时候的资料有好几柜子，柜子里全是他的东西。
李良是著名的民法专家，日寇侵华前在上海高等法院担任民事审判庭庭长。上海沦陷后，日军强行占领地方法院，希望李良和其他几位上海司法界人士能为日方工作。
李家璟（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第二任庭长李良之女）：
（日本人）希望父亲做一块大的招牌，给他们招络一些好人。我父亲死也不去，他说饿死也不做汉奸。
短视频6：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第二任庭长李良之女回忆父亲
因为不愿意替日本人做事，李良被捕入狱。在自撰的《国难集》中，李良这样描述自己的蒙难记：“狱与厕连，无分男女中外，杂处一室，就地坐卧，严禁交谈”，“予之不从法院易帜而受国禄者，爱吾国而守吾志也。死又何患乎！”
李家璟（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第二任庭长李良之女）：
先父被捕，先母为打听先父的真实下落日夜奔走，惊吓、焦虑，不久便折磨成奄奄一息的病人，哥哥、弟弟因为家里太穷饿死、病死，不然现在还活着。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7月，48岁的李良接到新的任命，出任第一绥靖区军事法庭，即上海军事法庭的庭长，授少将军衔。
顾若鹏（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学院教授）：
这栋巨大的建于1924年的建筑，远看如同一艘航行在海上的军舰。抗战期间，它曾是日军在上海的大本营——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战后国民政府上海军事法庭就设在这栋建筑的四楼。庭长李良可能不会想到，自己曾经被关押的地方，在战后会成为他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
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旧址（摄制组摄于中国上海市虹口区）
军事法庭顺应民意，首先审判宪兵队战犯。当时很受关注的一个案子，是江苏常熟日本宪兵队队长米村春喜对中国平民有计划谋杀和使用酷刑的案件。
50多岁的米村春喜是老牌特务，绰号“常熟之狼”，长年驻扎在江苏常熟、太仓地区，负责情报和逮捕抗日人士。
顾若鹏（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学院教授）：(www.xing528.com)
我们在1989年2月的《上海滩》杂志上读到一篇（书记官）李业初先生回忆审判米村春喜和下田次郎的亲历记：“我于1946年10月5日带队去常熟，……记得来到天台岗附近一个高出地面尺把的土墩，乡亲们马上用铁锹挖掘，不几锹就听得‘咔嚓’一声，几根白骨暴露突外，再挖下去又露出几具尸骨，……我装了几蒲包遗骨作证，记者当即拍照登报。”足可见庭长李良对于罪证确凿的重视。
严海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国民政府的法庭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实际上是强调证据中心主义的，要有足够的证据才能够对这些战犯嫌疑人提起诉讼，并且最终确定罪行。
1947年1月6日，庭长李良起草详尽的判决书。“米村春喜违反战争法规，为有计划之谋杀，处死刑。纵容部属连续对于非军人施酷刑致死，并加以不人道之待遇，处死刑。”
经南京国防部审核批准，1947年6月16日，上海军事法庭将米村春喜和另一日军宪兵罪犯下田次郎执行枪决。因为是上海法庭第一次枪决日本战犯，所以场面搞得很大。上海军事法庭更是拍摄了一段新闻纪录片《狼虎伏诛》，“现在这一狼一虎从上海监狱提出来，押上卡车，游街示众，让受过灾难的老百姓看看这两个暴徒的真面目。”
短视频7：《狼虎伏诛》上海游街
73岁的李志群是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书记官李业初的女儿。她父亲在世时，时有讲起当年审判日本战犯的经历，并且留下厚厚的手写日记和口述影像。
新闻纪录片《狼虎伏诛》片段（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提供）
上海第一次处决战犯“一狼一虎”米村春喜和下田次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提供
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书记官李业初押送战犯（李业初女儿李志群提供）
李志群（上海军事法庭书记官李业初之女）：
他们两位绑了斩条，上面的字就是我父亲写的。这辆就是指挥车，前面就是警车，后面跟了两个战犯，车子开不出来了，都被老百姓围住了，叫人家让路啊让路啊，市民们互相配合，拼命地拍车门，手表都拍坏了。
李业初先生（上海军事法庭书记官）生前被采访时，曾回忆：
这两人后来被判处死刑，在上海大游行，车子后来走到南京路外滩的时候，开都开不动。阳台上都是人，屋顶上都是人，爬在电杆木上，马路上更不用说了。我们千说万说，叫大家让开，让我们慢慢通过。
徐家俊是中国近代监狱史学专家，参与设在提篮桥监狱内上海监狱陈列馆的筹建。
徐家俊（中国近代监狱史学专家）：
抗战胜利以后，上海第一次枪毙日本战犯，老百姓的呼声非常强烈，一定要打击惩处日本侵略者。
顾若鹏（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学院教授）：
曾经的“远东第一监狱”，现在是上海提篮桥监狱。当年，米村春喜和下田次郎就是从这里出发，绕上海市区到江湾刑场。遗憾的是，行刑示众的照片被美国报纸刊发后，引起美方盟军的不满。
严海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国民政府进行的大部分审判实际上都是公开的审判，公开审判的听众，既有中国的政府官员、民众以及受害者家属等，同样也有外国的媒体记者、外交人员、驻华的领事人员。国际的观感，对内政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尽管中国传统的游街示众的处决方式没能被西方盟军认同，但对于经历14年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和对战争创伤的抚慰。正如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述：“犯罪地国内的或当地的法庭审判，使这类战犯在当地受到法律制裁，可以使对他们的暴行记忆犹新的地方群众在心理上、精神上感到快慰。”这是国际审判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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