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雯佳
有着美丽海岸线的东南亚，常年游人如织。然而二战时期这里血泪交织的往事，却也被隐没在了历史的海洋中，鲜有人提及。最初拿到英国审判中关于东南亚华侨大屠杀这一主题的时候，摆在我面前的一大困难就是，研究BC级审判的专家本来就不多，专注于马来半岛大屠杀、香港日占史和战后审判的研究者更是屈指可数，要找到东南亚大屠杀的亲历者及后人更是难上加难。如果没有一个专家级的研究者为全片把关，提供拍摄线索，恐怕很难完成这样一部要求细节真实、史实严谨的纪录片。阅读相关史料后，我了解到日军所策划的这场针对东南亚华侨的大屠杀极为残酷，其对象是没有反抗能力的当地平民。光是在新加坡肃清大屠杀中，就有超过5万华人平民惨遭日军杀害。但是东南亚华侨大屠杀的知晓度却并不高，这让我更希望能找到一位为全片穿针引线的研究者，来揭露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新加坡肃清大屠杀所在地榜鹅海边（摄制组摄于新加坡）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一个电话让我看到了方向。电话那头是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王选老师，她说刚有一位研究新加坡大屠杀的专家拜访她，是一位新加坡华人，他的祖父是日军在马来半岛屠杀的遇难者。
于是我立即给这位叫林少彬的专家去了电话，林老师用略显低沉的声音告诉我，他的祖父遇害的时候才30出头，当时和几个有志之士一起办了马来半岛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大众报》，便被日军以抗日的名义在马六甲的无人岛上残酷杀害，尸体还被抛井灭迹。正是因为祖父的这一惨案，促使他开始了漫长的研究和资料查证工作，从马来亚大屠杀到新加坡肃清大屠杀，到底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他决心一查到底。我顿感有了希望，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
采访马来半岛大屠杀遇难者后人、肃清大屠杀研究者林少彬（摄制组摄于中国上海）
摄制组和高岛伸欣教授一行在听证会所在地前合影
凑巧的是，我在网上查阅资料时曾了解到日本琉球大学名誉教授高岛伸欣从1975年至今，每年都要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做调查，寻找二战中东南亚受害者的资料，祭拜当地的屠杀纪念碑和死难者墓碑，40多年来几乎踏遍了马来半岛。一方面感慨于高岛教授的坚持，一方面也想得到他研究上的帮助，我希望在片中采访这位今年已经78岁的日本老教授，却苦于从各个渠道都难以找到联系方式。拜访林老师的时候，听闻我的这一采访需求，他笑起来，“你早该来找我了，我刚刚同高岛教授发了邮件！我们一直在联络”。我顿感遇上了“贵人”。有了林少彬老师的引荐，高岛教授很快回复了邮件，8月中旬他会再次前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拜访受害者后代，期间还会在新加坡召开一场肃清大屠杀受害者后代的听证会，听众都是在网上报名的日本各界人士，他们对肃清大屠杀几乎都是一无所知。为了以第一视角纪录这场听证会，我与另外几位拍摄对象和采访嘉宾反复联系，来回几次，终于把在新加坡拍摄的时间定在了8月中旬。8月的新加坡烈日炎炎，这天，我们早早地抵达会场——离牛车水不远的怡和轩。一进会场，就看到了已经在忙碌的林少彬老师。他告诉我们，这里曾是新加坡华人侨领的聚集地，怡和轩更是南洋抗战救亡运动的中枢，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曾是这里的主席，所以听证会选在这里召开还是很有意义的。不久，高岛伸欣教授一行和此次听证会的主讲人、肃清屠杀遇难者后代沈素菲奶奶和她的家人也到了。
听证会是在充满反省但不乏温情的复杂氛围中进行的，与会者叙述冷静平和，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形式的跨国界听证会，有很多细节让我深受触动。比如当沈奶奶举着一家五口的黑白照片，含泪说着“这是我们一家五口最后的合影”，“我希望大家能珍惜和平”；高岛教授的爱人高岛道女士站起身哽咽地说：“7岁女孩的经历太让人痛心了，我希望把这些带回到日本，让更多日本人听到”；从日本来到新加坡发展的歌手中垣幸世眼眶泛红地回忆着40多年前自己初到新加坡的时候，因为日本人的身份到处遭遇冷眼，甚至连出租车司机也不肯载她……
在后来的采访中，说到自己之所以40多年如一日地坚持找寻证据并带回日本的原因时，这位将近耄耋之年的老教授说：“日本在战后，对亚洲还存在明显的歧视，并且在这类关于屠杀历史的研究上，也存在着这种偏见。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好好调查一下当时的历史，必须调查到底。”虽言语朴素，但其坚定让我为之动容。林少彬和高岛教授还将他们多年来奔走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挖掘的珍贵档案与我们分享，其中就包括被日军定级为“极密”的档案《华侨对策》和日军的官方战场日记《阵中日记》。这也是这些珍贵档案在国内的首次披露，揭露了日军一手策划肃清大屠杀的动机和过程。(www.xing528.com)
林少彬为摄制组展示肃清大屠杀史料档案（摄制组摄于中国上海）
和肃清大屠杀有较为明确的屠杀对象相比，日军在中国香港的屠杀，显得更为惨无人道，男女老幼，都成为日军屠刀下的亡魂。从1941年12月25日驻守香港的英军向日军投降的“黑色圣诞日”，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期间的三年零八个月是属于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如此熟悉的土地，却有着一段如此血雨腥风的黑暗历史。当我深入了解得越多，就越觉得能用纪录片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在当时的香港，有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是日治时期香港唯一的抗日武装。为了找到曾参与抗日，亲历这段历史的老战士，我联络上了曾执导《香港大沦陷》纪录电影并出版同名书籍的历史研究者刘深。他对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同时也与港九独立大队的后人们保持着交流。在他的引荐下，我找到了7岁就加入港九独立大队，成为一名“小鬼”通讯员的林珍老师，今年84岁的她也是日军在港暴行的亲历者。采访那天，林珍老师背着背包，穿着跑鞋，看起来精神抖擞。采访中，林老师提及港九大队的抗日史时激情澎湃，然而提到日占时期日军在香港张扬跋扈、对平民所犯下的残酷罪行时却难掩激动。聊及姐姐曾被日军毒打的经历时更是情难自已、泪流不止，“他们叫我妈拿毛巾包住我姐的头，然后用那支大长刀在我姐姐的脖子上架着。我姐姐的衣服都被打烂了，手臂肿得像腿一样粗，被打了一上午”。日军在她们姐妹俩身上刻下的伤痕之深，也让采访的我深深为之触动。
在研究战后香港审判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日军为了报复东江纵队的抗日，还在大屿山梅窝一手制造了银矿湾屠杀惨案，屠杀无辜乡民，并且在附近村落实施纵火、虐待、强奸等暴行，这起惨案也成了1946年香港战后审判的首宗案件。为此，我找到了专注于香港历史和审判研究，出版过多本香港史著作，并且指导出版了《日军在港战争罪行》上下册的刘蜀永教授。刘教授已年近80，却依然对历史研究充满热忱，除了为我们提供珍贵的庭审资料和审判照片之外，还为我们还原银矿湾惨案提供拍摄线索——银矿湾仅存的寥寥几位尚健在且记忆还清晰的惨案亲历者。
摄制组采访香港大屠杀亲历者、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林珍（摄制组摄于中国深圳）
《日军在港战争罪行》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大屿山银矿湾屠杀惨案始末和相关庭审记录（刘蜀永提供）
虽然从文字上已经知晓日军暴行的惨烈，然而听到亲历者用略微颤抖的声音描述当时的情形，看到他们沟壑纵横的面容中流淌的对暴行的愤怒和恐惧时，依然为之震颤。影像的力量，让战争仿佛近在咫尺。
还记得在新加坡傍晚时分的那场拍摄，曾经参与肃清遇难者遗骸挖掘工作的老人胡振华和家人蹲着身子，整齐地摆放好烛台和祭品，点燃了一长排的蜡烛，又郑重地踏上台阶、送上鲜花，那认真而凝重的表情包含了太多难以言喻的情感。
胡振华一家在纪念碑前点蜡烛祭奠逝者（摄制组摄于新加坡）
采访中亲历的那些感人瞬间，无论是亲历者忆及往事的泪眼婆娑，还是研究者几十年如一日地钻研历史、挖掘证据，都让我感受到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有责任让这些口述历史和珍贵档案不被历史的洪流所吞没，留存得更深更远，为更多人所知。当历史进程中的每个侧面被一点点摊开，我感受到了这其中如涓涓细流汇入大海般的澎湃力量，这是真实的力量，也是推动人类前行的最深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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