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初，历经开埠百年的香港成为繁华的自由贸易港，也一度被认为是日本不敢轻易染指的“孤岛天堂”。
然而，更加严峻的事实是：香港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是扼守太平洋的要冲，是通向中国内地最重要的军用物资运输通道。1942年，“孤岛天堂”在日军的炮火和铁蹄中终结。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画面中，英国联合军队的加拿大籍军人牧师吉姆斯·巴内特在庭上作证的一段庭审影像揭露了日军曾在这片土地犯下的暴行。
吉姆斯·巴内特（证人）：1941年圣诞节早晨6点左右，日军冲进圣史蒂芬斯战地医院。我看到5个日本士兵刺死了15到20名病人。被带出病房的2个人，他们的身体被严重损毁，他们的耳朵、舌头、鼻子和眼睛都被割掉了。
吉姆斯·巴内特（证人）：她们曾遭到日本士兵的侵犯，其中一名护士告诉我，她被迫躺在两具尸体上，被日本人随意侵害。
检察官：你说的“侵害”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吉姆斯·巴内特（证人）：她们被日本人强奸了。
巴内特证词中所说的圣史蒂芬斯战地医院，就是今天的香港圣士提反书院，位于香港岛南区赤柱半岛，是香港少数拥有百余年历史的中学之一。
巴内特所目睹的惨案就发生在圣士提反书院的礼堂，就是今天书院大楼的图书馆内。1941年12月8日凌晨4时，日本在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登陆后，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酒井隆中将下令轰炸香港，学校大楼被改作紧急军事医院。17天后，正值圣诞节，200多名日军冲进这里进行残酷屠杀，超过120位伤兵和医务人员惨遭杀害和奸淫。
陈国培（圣士提反书院历史老师）：
进入之后，日军不再用枪，所有枪都上了刺刀，为了省子弹，用刺刀将病榻上的士兵一个个刺死。之后将当时的所有医护人员以及其他女性救助者全部抓到二楼不同的空房内囚禁，后来逐一拉出去强奸、虐杀。这些杀戮行为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
刘蜀永（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荣誉教授）：
当时英军把（圣士提反）书院用作战地医院。尽管当时在书院的塔楼上悬挂着显著的红十字旗帜，同时书院的外墙上涂了醒目的红十字标志，仍然无法阻止日军大开杀戒。
根据《日内瓦公约》，军事行动不能在军事医院里面进行。但是日军却不顾一切，面对手无寸铁的受伤军人和医务人员施以暴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陈国培（圣士提反书院历史老师）：
到12月大概23日、24日，他们攻陷浅水湾之后，一路向赤柱半岛推进的时候，当时他们以为赤柱半岛的军人已经没有作战反抗能力。殊不知，进入赤柱村后遭遇严重的巷战。所以他们觉得必须对当时对日军的抵御力量进行反击，抵御得越强烈，越要进行屠杀，让你们感到害怕，要完全臣服于日军的侵略之下。
短视频7：黑色圣诞日，日军闯入香港战地医院对伤兵及医护人员残酷施暴
12月25日，防守赤柱碉堡的英军为解救人质，被迫向日军投降。在半岛酒店的336房间，香港总督杨慕琦代表英国殖民地官员向日军签署了投降书，12月25日这一天，成为香港历史上的“黑色圣诞节”。
战时日本电台广播进行播报：“昭和十六年（1941年）12月28日，万道金光照射着下午的街道。我军开始举行入城式。”
随着1941年12月28日日军铁蹄入城，香港被改名为“香岛”，开始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酒井隆以代理香港总督的身份，成为临时的香港最高管理者。
日治期间，日军在香港大肆屠城，致使不少百姓妻离子散，民不聊生。
日本人在占领香港之后，我曾深刻地亲身体会到那种罪恶、凶残。比如我从家里的骑楼可以看到对面的骑楼，有很多难民，有的还抱着婴儿，第一天坐在那里，第二天就不见了，后来早上还被那些拉尸体的工人用草席拉走。
林珍和姐姐林展的老照片（林珍提供）
今年84岁的林珍当年只有七八岁，曾是香港抗日游击队的一名“小鬼”通讯员。她的姐姐林展比她大将近20岁，在游击队里担任司令员随行翻译。林珍加入抗日游击队是受姐姐影响，至今她都清楚地记得当年日军对姐姐的残酷行径。林珍（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队员）：
有一次，突然间白天，我妈妈的学生跑回家里和我妈妈说，不好了，不好了，姐姐不知道为什么被日本人绑在车上游街。我们在楼梯口一看，我姐姐被绑着手，有一个拿着刀的日本人赶着她上来，楼下还有两个拿着刀的在门口守着，还有一个是挂着把大刀的，推我姐姐上来，开始打我姐姐。（边打边问：）“军票你收在哪儿了？”打完一轮他们见这样都问不到，就将我和我哥叫了出去，“你们俩出去！”原来他们叫我妈拿毛巾包住我姐的头，然后用那支大长刀在我姐的脖子上架着。我姐的衣服都被打烂了，手臂肿得像腿一样粗，被打了一上午。
被姐姐抗日的精神所鼓舞，年纪轻轻的林珍也申请加入抗日游击队。姐妹俩所在的游击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香港的港九独立大队，队员从200人扩展到数千人，成为日治时期香港唯一的抗日武装。
然而，港九大队的英勇抗日也让日军凶残的本性愈加显露。(www.xing528.com)
短视频8：东江纵队老战士林珍含泪回忆香港日占时期日军暴行
大屿山是香港最大的岛屿，位于香港西部海域，美丽的自然景观吸引着众多游客来此休闲度假。其东南面的梅窝，又名银矿湾，是一处由多个村落组成的小社区，也是大屿山对外交通的要道。
如今位于涌口滩的银矿湾度假酒店所在的位置曾经是日军大本营，1945年2月，约80名日军被派驻大屿山，挖掘地道和防空洞，以抵御盟军可能发动的海空攻击。
1945年8月19日，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4天之后，为了报复游击队的抗日行动，日军大规模搜捕银矿湾乡民并残酷屠杀，银矿湾沙滩近横塘河涌处便是当年日军执行处决的刑场。
温来喜（梅窝乡事委员会执行委员）：
当年日军驱赶了我们梅窝一共6个村庄300名村民，在我们旁边这棵树这里审问。要他们供出大屿山游击队，尤其是住在梅窝的地点。我们的村民宁死不屈，日本军官就抓村民从审问的现场来到这里。一来到这里，就拿把军刀砍杀了十几个。
日军完成大规模逮捕后，又开始无休止的报复行动。直到1945年8月26日，驻大屿山日军接到命令从梅窝撤退之前，日军持续在附近村落放火，虐待、强奸村民。
在温来喜的带领下，摄制组在银矿湾地区的牛牯塱村和白芒村见到了健在的惨案亲历者。张华好是银矿湾惨案的亲历者之一，今年83岁。当年惨案发生时，她只有6岁。另外2名亲历者郭婆婆和老伴，今年也已经超过84岁，惨案发生时他们只有七八岁。即使70多年后，他们仍然记得日军虐待、强奸以及屠杀平民的场景。
香港大屿山银矿湾屠杀案亲历者讲述案件（摄制组摄于香港大屿山）
张华好（牛牯塱村村民）：
怎么不怕？怕得要死。他（日军）看到你戴了顶帽子，用剑（军刀）一下子把帽子掀开，剑尾划到人额头，哗，血流得厉害。（日军）就是审问他们，问游击队在哪里，有没有见过，有没有藏起游击队。他们就说没有。（日军说：）“你们要说真话，不说真话就杀头！”（兄弟）两个人，一个被抓去杀了头，头这么被砍下来。一个在以前炮楼台阶那里被开枪打死了。
郭婆婆（白芒村村民）：
那些日军的剑又尖又亮，架在脖子上晃来晃去，看得我怕得要死。在山头上有几个女孩子都被强奸了。（她们）就拿烧柴后的灰，在脸上一直涂一直涂，涂得脸黑乎乎。有些就扮成婆娘躲过一劫，不然我们也过不了这一难。
郭福胜（白芒村村民）：
那些没有被打死的人，就是被灌水，灌到呕出来。（日军）又烧了牛牯塱整个村。
根据《日军在港战争罪行》记载，银矿湾惨案中日军借口搜捕游击队，将约300名香港乡民逮捕，并且洗劫当地的商铺和民居。11名村民在浩劫之中惨遭杀害，伤者不计其数，多间房屋被纵火焚烧。
短视频9：亲历者回忆日军大屿山银矿湾屠杀案始末
为了将在香港犯下战争罪行的日军责任人绳之以法，1946年，英国在香港设立了4个军事法庭。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苏珊娜·林顿从2010年起就开始从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中搜集资料，历时数年，建立了完整的“香港战争罪犯网上数据库”。
苏珊娜·林顿（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
从更大范围来看，香港审判是二战后英国追究战争责任计划的一部分。法庭认定有罪的罪犯中最终被判死刑者达到了最高的比例。
1946年3月28日，香港军事法庭第一次公审日本战犯。大屿山银矿湾屠杀案是法庭审理的首宗案件。在研究银矿湾屠杀案时，林顿找到了一份重要书信，直指日军的罪行。
苏珊娜·林顿（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
这一事件之所以能被当局知晓是因为老村民的信件上书，在信件中将日军的暴行告知英国当局。由于这一案件牵涉香港本地居民，因此将这一以香港居民为受害者的案件作为战争法庭的首宗案件意义重大。
根据林顿的记录，对该案的审判持续整整22天，超过60位幸存的村民出庭指证。最终，3名军官——岸保夫、松本长三郎和内田宏被判处绞刑，其余9人被判监禁2年至10年不等。
在长达将近3年的审理程序中，香港军事法庭共审理46宗案件，共涉及122名日军嫌犯。其中有13宗案件，共计21名战犯被判死刑。2人被判终身监禁，85人被处以半年至20年的监禁。
香港法庭审判大屿山银矿湾屠杀案现场（刘蜀永提供）
6个月后，1946年8月27日，原香港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酒井隆，也是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的始作俑者，被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判决书中明确他的罪行：“纵兵屠杀俘虏、伤兵及其他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流放平民。”
短视频10：战后英国在港设立军事法庭，将罪犯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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