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希腊到后工业化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西方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经历了过程复杂、阶段多元的嬗变。
（一）国家和社会关系的 “一元论” 思想主导
在古希腊时期，“市民社会”概念与“政治社会”不分，且与城邦政治生活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的“Politik Koinonia”（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后来被西塞罗转译为拉丁文“Civilis Socictas”（市民社会），国家和社会关系“一元论” 成为主流思想。亚里士多德对150 多个不同形式的城邦国家进行了考察分析，对国家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国家是公民的国家，社会是国家的社会，国家和社会融为一体，公务和私务不分，每个公民应该积极参加城邦事务，离开城邦人便难以生存，“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1]。
（二）国家和社会关系的 “二元论” 思想形成
古罗马时期，被罗马对外扩张所征服的异邦人乃至罗马人忠于国家的集体主义精神逐渐丧失，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一定程度上的疏远和分离。[2]到了中世纪，政治机构被认为只是众多社会机构之一，而教会亦为独立社会；采邑关系的准契约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根据权利和义务来界定社会，西方主体性权利观念开始形成，君主统治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便具有了不确定性，国家与社会进一步分离，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思想逐渐形成。[3](www.xing528.com)
（三）国家和社会关系的 “对立性” 与 “同一性” 的融合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启蒙思想家根据自然法思想、社会契约论来理解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而社会先于国家，国家是人们缔结契约形成的，须受社会制约，“政治社会都起源于自愿结合的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的相互协议”[4]，从而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本体论” 思想。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 “国家本体论”思想，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属于社会经济关系领域，即“私人需要的体系”或“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而国家指社会政治关系领域，市民社会从属于政治国家，即国家高于社会并决定社会。19 世纪中叶，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提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 “对立性” 和 “同一性” 并存的科学论断，认为国家和社会既具有对抗性又具有一致性，主张加强社会力量和发展社会组织，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
（四）国家和社会关系的 “多元化” 理论体系形成
20 世纪以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高度发展，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在此情境下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新的更多的争鸣。 “多元主义” 理论视国家为纯粹的被动者，社会具有自主和独立的运行逻辑，社会成为对国家产生较大作用的主动者，国家应当代表社会意志，其合法性来自于社会赋权，社会政策的制定不仅应当体现国家意志，还应当体现各种社会团体利益相互竞争的结果；“回归国家”理论以国家为中心，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国家积极作用于被动的社会；公民社会理论强调建立自我组织和动员的公民社会，反对国家的不当干预，但同时也承认国家的主动地位，公民社会也必须进行自我限制；国家限度理论既承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又强调国家作用的有限性。20 世纪70 年代之后，治理理论兴起，逐渐成为公共管理理论的主流，治理理论强调私人机构、非政府机构、公共机构等多元主体的合作管理过程，国家和社会之间进入了分工、合作、监督、制衡的状态，开启了共生共存、优势互补的双赢历程，两者关系更趋向于交融和整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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