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乡土社会司法案外协调能力的实现原理

在乡村“综合治理”逻辑中，司法为民的理念需要司法主体在具体个案中落实，法院解决纠纷不仅要实现形式上的“案结”标准，还要满足实质上的“事了”标准。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当依法审判与政府治理目标冲突或者让政府“难堪”时，往往通过案外协调方式促使政府变更行政行为并使原告撤诉，这也达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如湖南省邵阳市某县法院在2004 年9 月受理的47名村民诉某镇政府违法收费案和2006 年5 月受理的村民张某诉某镇政府拖欠建筑款案中，均以案外协调方式促使镇政府主动退费或支付款项，原告撤诉结案，既维护了农民合法权益，又能照顾政府的“面子”；既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又完成了治理任务。^[57]在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案件中，法官依法裁判虽说简单，但如果导致恶性群体性事件发生，这是法院和法官都难以承受之重，法官必须在案外做大量的协调工作，往往要发动当事人亲朋好友、社区组织负责人、当地有威信有影响人士等各种社群力量共同完成案外协调工作。

在2007 年陈燕萍法官主审的一起“村民拆迁案” 中， 园区内30 户村民的住宅需要被拆迁来新建学校，但部分村民不满安置协议和补偿标准而拒绝搬迁，案件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不仅耽搁了学校建设，也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陈燕萍法官认识到了案件的紧迫性和风险性，带领合议庭其他成员挨家挨户做工作，跑遍了30 户村民家，耐心倾听村民意见和宣讲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积极为住户争取合法权益，最终促使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使得新学校按时建成，也有效防止了一起恶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58]

在许多乡村纠纷案件中，司法机关的有限资源与能力是不能根本解决案件问题，例如社会转型期有些纠纷涉及历史和社会改革因素，需要资源增量才能彻底解决纠纷，而司法重在对存量资源配置进行调整，不能创造增量资源，^[59]如此，法院或法官若要彻底解决案件问题，必须党政资源及其他社会资源配合，在模糊司法行为与非司法行为界限中满足 “综合治理” 的整体需要。

陈燕萍法官在主审一起拆迁纠纷案中，被拆迁人全家四口人中三位残疾、一位失业，陈燕萍通过与当地党委政府协调和沟通，为其家办了低保，也为当兵致残的儿子进行了转业安置，最终彻底化解了纠纷。^[60]

法官这种案外协调能力的形成，需要法官深刻理解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大局观，真正对人民群众倾注感情，真正做到司法为民，才能以积极作为化被动为主动，从而有效解决社会矛盾。

【注释】

[1]英国在19 世纪中叶、美国在19 世纪下半叶、法国在20 世纪初、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在20 世纪上半叶分别完成了各国自身的社会转型。

[2]参见2006 年10 月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3]即便历史上曾经发生诸如宋朝南迁、蒙古族建元等重大事件，毁灭乡土的大迁徙终究没有出现。参见喻名峰：《后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甘肃社会科学》2007 年第1期，第199 页。

[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10 页。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26 页

[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58 页。

[7]参见范燕宁：《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综述》， 《哲学动态》1997 年第1 期，第18 ～19 页。

[8]参见朱志萍：《首届“社会转型与社会心态”学术研讨会综述》，《哲学动态》2000 年第5 期，第7 页。

[9]罗豪才：《社会转型中的我国行政法制》，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 年第1期，第4 页。

[10]参见胡云腾、袁春湘：《转型中的司法改革与改革中的司法转型》，《法律科学》2009 年第3 期，第42～43 页 。

[11]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就业人员和职工工资”历年统计数据。

[12]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2011 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农村居民总收入”历年统计数据。

[13]参见杨心恒：《从乡土社会到工业文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年版，第119 页。

[14]参见李德瑞：《山村的彷徨——鄂西北村治模式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33 页。

[15]［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版，第256 页。

[16]季卫东：《调解制度的法律发展机制》，强世功：《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3 页。

[17]朱新山：《乡村社会结构变动与组织重构》，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37 页。

[18]如为了惩治偷盗、奸淫等严重破坏道德秩序的行为，打屁股、“写逐书”、“现丑”、“游街”等惩罚措施予以实施。参见谭同学：《桥村有道：转型乡村的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三联书店2010 年版，第384 页。

[19]参见张乐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402 页。

[20]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137 页。

[21]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 0年版，第192 页。

[22]1982 年《宪法》第111 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

[23]参见朱生伟：《基于“治理”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以广东山区县为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10 月22 日第B07 版。

[24]参见周春霞：《结构功能主义视阈下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基于2005 CGSS 的实证分析》，《东南学术》2012 年第3 期，第60 页。

[25]参见苏永钦：《漂移在两种司法理念间的司法改革——台湾司法改革的社经背景与法制基础》，《环球法律评论》2002 年春季号，第58 页。

[26]参见郝明金：《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介入性”司法》，《法学论坛》2007 年第1期，第110 页。

[27]“索引性”出自常人方法学，是关于日常实践活动分析的重要概念，一项表达（或行动）的意义必须“索引”其他表达（或行动）的意义才可以理解，而这些被“索引”的表达（或行动）本身也需要索引其他表达（或行动）方可理解。参见李猛：《常人方法学40 年：1954—1994）》，李培林、覃方明编：《社会学：理论与经验》 （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第115 ～118 页。

[28]参见张青：《乡村司法的“公正”与“秩序”》，《东方法学》2014年第6 期，第134 页。(www.xing528.com)

[29]［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8 页。

[30]狄金华：《乡村巨变：社会转型还是国家转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41页。

[31]参见陈柏峰：《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功能与现状》，《学习与探索》2012 年第11期，第50～51 页。

[32]参见艾佳慧：《大调解的运作模式与适用边界》，《法商研究》2011年第1期，第25 页。

[33]参见田瑶：《基层司法的路径探索——论“陈燕萍工作法”中的“法官能动”》，《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4 期，第93 页。

[34]参见张衔峰：《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司法救济》，《北方法学》2013 年第6 期，第137 页。

[35]参见张衔峰：《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司法救济》，《北方法学》2013 年第6 期，第137 页。

[36]参见潘怀平：《城市化与乡土化：基层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实证研究》，《法学》2013 年第9 期，第56 页。

[37]参见汪庆华：《政治中的司法：中国行政诉讼的法律社会学考察》，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69 页。

[38]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94 页以下。

[39]参见栗峥：《国家治理中的司法策略：以转型乡村为背景》，《中国法学》2012 年第1期，第81页。

[40]参见刘思达：《法律移植与合法性冲突——现代性语境下的中国基层司法》，《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3 期，第32 页。

[41]参见陈柏峰、董磊明：《治理论还是法治论——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理论建构》，《法学研究》2010 年第5 期，第39 页。

[42]当然这与司法管理的推进也有一定的关联，一定案件评查中发现案卷暴露出司法程序和法律适用问题，基层法官可能在荣誉赋予、职务升迁、工资待遇等方面受到一定的影响。

[43]夏正芳：《陈燕萍工作法在基层民事审判实践的现实意义及实践路径》，《法律适用》2011年第10 期，第102 页。

[44]方乐：《转型中国的司法策略》，《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 年第2 期，第69 页。

[45]当然在城市司法场域这些司法能力并非毫无价值，而是在乡村司法中其地位和作用更为举足轻重。

[46]参见［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增订本），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26、145 页。

[47]参见苗连营：《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宪政及其当代中国的历史境遇》，《政法论坛》2012 年第6 期，第63 页。

[48]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哲学研究》2000 年第12 期，第36页。

[49]参见陈柏峰、董磊明：《治理论还是法治论——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理论建构》，《法学研究》2010 年第5 期，第35 页。

[50]参见张宽明等：《姜堰运用善良风俗化解民间纠纷》，《人民法院报》， 2007 年3 月20 日。

[51]参见姜福东：《法官如何对待民间规范？—“—顶盆过继案” 的法理解读》，《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 年第4 期，第40～41页。

[52]参见公丕祥：《能动司法与社会公信：人民法官司法方式的时代选择—“—陈燕萍工作法”的理论思考》，《法律适用》2010 年第4 期，第5页。

[53]参见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97 页。

[54]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平衡——外国民事诉讼研究》，成都出版社1993 年版，第29 页。

[55]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8 页。

[56]参见夏明贵：《在实然与应然之间：法官释明权行使的实证研究》，《法治研究》2007 年第11期，第47～48 页。

[57]参见陈柏峰、董磊明：《治理论还是法治论——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理论建构》，《法学研究》2010 年第5 期，第40～41页。

[58]参见张伟：《人民法庭在乡村司法中的生存逻辑——以基层法官的角色与行为作分析对象》，西南政法大学2012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6 页。

[59]龙宗智、袁坚：《深化改革背景下对司法行政化的遏制》，《法学研究》2014 年第1期，第143 页。

[60]江苏法院陈燕萍工作法研究小组：《情法辉映曲直可鉴——陈燕萍工作法研究报告》，《人民司法》2010 年第9 期，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