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法律范式注重形式上的人人平等，却忽视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差异所导致的实质不平等，其预设的追求私利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抽象而普遍的策略行动主体，因此忽视了具体的个体差异性”[53]。其难以改变社会弱势群体遭受的不平等境遇，甚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而导致贫富分化，其对自由资本主义后期经济危机等社会问题也无力解决。在这种法律范式下，法律实证主义走向极端，这种纯粹形式意义的法治国在历史上都曾经存在过，其失败亦被历史所证明，这种“法治国理念强调把法律当作治理国家及课予人民服从义务的工具，至于法律本身的品质是否符合宪法所追求之保障正义及人权，就失去其重要性”。 20 世纪30 年代，德国纳粹政权滥用形式法治国理论，利用法律把犹太人变成次于人类的物，以法律的方式展开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实证法被暴露出太容易成为获得意识形态权力的立法理由的工具。从法律实证的视角看，纳粹发布的命令是有效的法律，这一事实难以隐瞒。甚至大屠杀也可能是合法的，这受到它是以纳粹利益的名义实施的这一事实的支持”[54]。纳粹暴政表明，如果完全排除正当性、合法性等价值因素，纯粹形式意义的法治国实际上极易沦为暴政的工具，也必将遭到人们的摒弃。[55]德国法哲学家阿图尔·考夫曼在分析纳粹时代纯粹形式意义的法治国的弊端时指出：“事实是，我们由于不公正法律的罪恶行径已经永远地失去了我们的清白 （对此，实证主义思想和自然法思想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不能再有任何法哲学完全地局限于形式而却忽略其内容，即听凭政治为所欲为。”[56]
福利国家法律范式试图克服自由主义法律范式危机，但其自身亦陷入合法性危机。一方面，权力的扩张导致私人自主空间的压缩，个人自由受到威胁。福利国家法律范式强调国家的干预和导控，家长主义的照顾窒息了公民自主和自由的空间，“国家行动主体和私人行动主体之间进行的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方能力的增长，意味着另一方能力的丧失”[57]。福利国家法律范式在关注公民实质性平等和自由的同时，也陷入到在很大程度上取消这种平等和自由的悖论之中。[58] 就此新自由主义法学对福利主义法律范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如哈耶克对其的基本定性是 “致命的自负” 和 “通向奴役之路”。另外，行政机构“自我编程”现象违背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原则和分权原则，这种 “自我编程” 现象指行政机构制定法规的同时又执行 自己所立之法，将立法与执法大权集于一身。[59]行政机构“自我编程”明显不符合法治精神。(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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